建國初期到文革前，中國富人的生活體驗如何？

03-31

之前理解一直有偏差，以為建國後都是窮人。後來看大宅門最後那幾集，感覺挺詫異的。很想知道那個時候的富人過著怎樣的生活。（文革時存在富人么？如果有，是怎樣一個富法？有哪些具體的行為與表現？）

一個字，好。兩個字，很好。

——《1955-1980中華人民共和國史》，作者不詳（百度雲里找到的）

——《超凡領袖的挫敗——XX大XX在武漢》，王紹光

以前看過一本書，講紅線女的。即使是三年困難時期，她的女兒依然能夠用奶油蛋糕喂狗……囧

轉帖

轉自：破土網

作者：潘瑋琳

2015年7月1日，美國喬治亞理工學院艾倫人文學部教授盧漢超在上海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作了題為「適者生存：『wg』前上海的民族資本家」的報告。盧教授長期研究中國近代社會經濟史和城市史，著有《赫德傳》《霓虹燈外》《叫街者》等多部享譽國際學界的專著。此次報告，他介紹了自己正在從事的有關1950-1960年代中國民族資本家的日常生活史研究。他在研究中發現，與我們固有的印象相反，解放後民族資本家的生活待遇並非急轉直下，也不一定像某些海外回憶錄描寫的那樣一團漆黑。

潘瑋琳：您在此次演講中介紹了有關建國以後資本家的生活。

盧漢超：建國後把「資產階級」分為三類：官僚資產階級、買辦資產階級和民族資產階級，其中前兩類是革命的對象，最後一類是團結、統戰的對象。但具體劃分時有相當的靈活性，往往因人而異。比如，康乃爾大學的高家龍教授在關於建國初期上海劉氏家族的研究中就發現這一定義的模糊性。上海灘響噹噹的「企業大王」劉鴻生在1949年以後被劃分為民族資本家，他本人對這個官定的身份十分困惑，因為他曾任英商開灤煤礦的買辦，也在國民黨政府的招商局任經理，所以按照共產黨的定義，他應該既是買辦資本家，又是官僚資本家，為什麼自己被算作民族資本家？他曾經向周恩來總理當面提出這個問題。周總理很坦率地告訴他，政府需要這樣的範疇來劃分敵友，你是朋友，所以你就是民族資本家。這反映了共產黨政策可以是非常實用主義的。上世紀六十年代後的政策日益左傾，以階級鬥爭為綱，到了「wg」凡是資產階級，均在打倒之例，民族資本家也被當作敵對勢力了。

潘瑋琳：為什麼會發生這樣的變化？

盧漢超：我們知道，偉人對階級與階級鬥爭問題向來十分關注，晚年可謂到了「痴迷」的程度。早在1958年，他就對「資產階級法權」問題很重視。張春橋之所以在「文革」中成為風雲人物，追根溯源，在於他1958年刊登於《解放月刊》上的一篇題為《破除資產階級法權》的文章，此文引起偉人的注意，其中有關供給制和平均主義的觀點使偉人有「心有戚戚焉」的感受。偉人後來決定在《人民日報》上重新刊登此文，並親撰編者按，提醒大家注意這一問題。1966年，張春橋得到重用，與這篇文章有直接關係。後來有知情者，如以建國初上海工商業社會主義改造為背景創作長篇小說《上海的早晨》的周而復，提到張春橋當時已從上海市委第一書記柯慶施處得知偉人在關心這一問題，因而投其所好寫下此文，非其本人對這一問題的自發思考。

到了「wg」前夕的1965年，偉人在接見時任法國文化部長馬爾羅時說，現在中國重新產生階級的力量十分強大。當時偉人在意識形態上最關心的問題是如何破除「資產階級法權」，這是他發動「wg」的原動力之一。到了1974年，已是「wg「後期，偉人在會見丹麥首相哈特林時說，中國除了gcd掌權外，在工資制度等方面與舊社會沒有什麼差別。這說明在偉人看來，當時中國社會的收入分配狀況距離他理想中的均貧富社會仍然十分遙遠。次年，張春橋發表了《論對資產階級的全面專政》一文，延續了他在1958年文章中的思路，只是闡述得更加具體，此文也是在偉人的指示下寫的。偉人在去世前不久還講過「林彪一類如果上台，搞資本主義很容易」「搞不好就腥風血雨」之類的話。所以，總的來說，偉人對「資產階級法權」問題一直憂心忡忡。

潘瑋琳：從1949到1975年，社會主義制度建設已經過去二十五年，偉人為何還對「資產階級法權」如此擔憂？

盧漢超：據我看到的材料，物質層面上的巨大差異確實存在。資產階級所享有的特權，乃至「wg」開始以後，仍在不同程度上繼續存在，我們可以通過建國後資產階級的生活狀況看出端倪。

要考察中國資產階級的生活狀況，上海當然是最理想的樣本採集地。我可以用一組簡單數據說明：1949年，上海在全國工業總產值中佔比為36%。根據1952年全國私營業者登記數據，全國私營業者人數是550萬左右，上海為16萬7千餘人，不到全國總人數的5%，但是資金總額卻佔到一半以上，是別處無法比擬的。1964年的一項工資調查顯示，全國月薪300元以上的1004人中，937人出自上海。而這一統計實際是很保守的，有別的材料顯示，當時上海的高薪階層人數遠超這個數字，且月薪1000元以上者也大有人在。對比當時上海職工平均工資水平，1962年的平均年薪是684元，滿師的技術工人月薪40元，1968年以後全市統一為36元。

以王洪文為例，當時是上海國棉十七廠的幹部，月薪為64元，他在「wg」期間一路升任上海市委書記、中央委員，但也沒大幅加薪一說。他的妻子在同一家工廠工作，月薪是24元。六十年代的大學畢業生第一年的月薪是46元，第二年調整為56元，上海比這一全國平均水平略高一些。不少回憶錄也提到，毛主席當時的工資是404.8元，周總理是400.8元，與很多資本家相比，連一半也不到。
對在事業上有雄心創業的資本家而言，1949年以後，從三反五反、公私合營，到後來的大躍進等等，確實是沒有機會了。但是他們中大部分人的生活水平實際上並沒有重大變化。而且，與解放前，特別是1940年代末戰亂頻仍、黑社會橫行敲詐、物價飛漲的情形相比，建國後除了抗美援朝初期較為緊張外，生活還是比較平靜和富足的。此外，到「wg」以前，人民政府延續了統一戰線的政策，所以在無產階級專政下，許多資本家的日常生活並未受到重大影響。
潘瑋琳：您能否為我們舉一些具體的例子？
盧漢超：比如，「水泥大王」徐美峰的女兒徐令嫻女士曾回憶，gcd剛來的時候，有錢人自然是害怕的，但不久就很有些喜出望外。他們在高安路的洋房仍歸他們所有，而且因為她父親是水泥大王，房子在建造時用的是最好的水泥，外觀時尚，工藝考究，建國後就成了「樣板房」，經常有外賓來參觀，每每由徐令嫻接待。花園的池塘里仍養著金魚，荷花盛放如舊，運動房裡的乒乓桌等器材也整潔如新，諸如此類，他們感到在生活上與過去並無差別。
又如，永安公司四小姐郭婉瑩（上海作家陳丹燕曾為她作傳），她在解放時已經四十歲左右，完全是一個見解成熟的成年人了。她的說法十分生動：解放了，五星紅旗替換了青天白日滿地紅的旗幟，但對此我們幾乎不加註意，因為政權的更替對日常生活沒有影響。著名的紅色資本家榮毅仁在公私合營後曾對記者說，在物質生活方面，自己絲毫沒有受到影響。劉鴻生甚至寫信給在海外的子女，勸他們回來，他在信中說：前途非常光明，劉家後代應該留在這裡發展。
當時的一些海外報刊，如《紐約時報》《洛杉磯時報》《華爾街時報》等，在相關的報道中，差不多一致提到外國記者對上海資本家仍然過著奢華的生活大感意外。1966年5月，美聯社記者Barry Richman到上海時，他以前結識的一位資本家朋友開了一輛捷豹牌跑車到機場來接他，並帶他參觀自己的工廠。Richman後來寫道，他所見那位朋友的生活情況與資本主義國家的企業主沒有什麼差別。建國後政府確實有組織地邀請外國人來華參觀，類似見聞當然是經過事先安排的。但是報道中所描繪的工廠與原廠主居所的情形，仍然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解放前後資本家生活狀況的延續性，不像斯大林統治下的蘇聯那樣，資本家基本上被剝奪生存權利。
還有一個例子是大家都很熟悉的已故作家程乃珊。她的家庭並不是劉鴻生家族那樣的大資本家，但是她的祖父程慕灝是南京西路花園公寓（此建築現仍在）的股東，公私合營以後每年的定息是三萬兩千元，這在當時是天文數字。程乃珊描寫她二十歲前在花園公寓的生活如同伊甸園。程乃珊的丈夫更是出身豪門，其外祖父吳同文是哈同路（今銅仁路）上那座有名的綠房子主人。因他喜好跳舞，家中客廳配有彈簧地板，招搖的家庭舞會在解放後也未停止，一直進行到「wg」前夕。當時的資產階級子女，以戴雷朋太陽眼鏡（Ray-Ban）、騎英國的藍翎自行車（Raleigh）和擁有德國的羅萊佛來反光照相機（Rolleiflex）為榮，因為這三樣東西的首字母都是「R」，所以「3R先生」（Mr. 3R）就成為了時髦青年人的代名詞。
現居海外的上海人張大朋，在他的回憶錄中提到一位他稱作「華伯伯」的朋友在1963年說的一番話，大意是雖然經過了三反五反和公私合營等運動，他現在已不工作了，但是仍有一棟房子，拿的定息這輩子是吃不完的。這位退休的資本家有一次甚至拿了五萬元送給張，說是根據星象學，他六十四歲要遭殃，倘或此卦成真，請他這位年輕的忘年交屆時照顧一二。1966年「wg」事起，是年六十四歲的華伯伯果然「遭殃」，不過最後仍挺過「wg」。1969年張結婚時，他的姑丈送給新婚夫婦一萬元作賀禮，姑丈原為資本家，送禮給張時稱自己「就是現在也還是個有錢人」。

大隆機器廠老闆也有同樣的感慨，就是有錢沒有地方用。1962年外匯緊張時期，他一次匯了一萬美元給他在美國福特汽車廠當工程師的小兒子作零花錢。那年國慶時，他在國際飯店頂樓開了十七桌，每桌人民幣一百元，用現在的物價水平來衡量，我看差不多是一桌價值一萬元。也沒有什麼特別的事，只不過一個朋友開玩笑讓他國慶節請客，他就訂了十七桌。當時上海全市職工平均年薪還不足以付這頓飯的一半價錢。他家的花園在江蘇路、愚園路一帶，佔地五千平方米，現在還在，一直是私產。他喜歡在家裡聚會，常在開舞會前打電話到街道派出所，居高臨下地打個招呼：「我家裡今天要舉行舞會，叉叉麻將，關照你們一聲。」雖然早在1952年8月，政府就明令禁止打麻將。

潘瑋琳：那麼到「wg」前夕，這些資本家的富有程度究竟如何？

盧漢超：這是我研究中關注的一個問題。我剛剛舉到的一些例子都是比較著名的人物了。普遍的情況如何需要用一些統計數字來說明。為此我通過查閱檔案資料與訪談，調查了「文革」初期抄家的情況。為什麼要了解抄家的情況？因為公私合營時期交出的企業是檯面上的公開資產，難以隱瞞，而中國人除了我們一般看到的炫富陋習外，更有「藏富」的習慣，所以當時核定的資產並不能反映資本家財富的全貌。抄家從當時的意識形態上講是為了破除四舊，而從實際效果上來說，是政府挖了資本家的「家底」，拿走了他們的私房錢。

從上海抄家的情況看，可謂「戰果累累」。在1966年8、9月抄家最密集的時期，全上海抄出的純金條是32500公斤，金銀首飾90萬件，珠寶玉器30萬件，美鈔334萬，其他外幣330萬，銀元240萬枚，人民幣現款、公債等3億7千萬元。「文革」中上海被抄家的資本家家庭是4萬8千家，抄家物資中貴金屬與現款的總價值約為480000000元人民幣。也就是說，當時上海每戶資本家家庭的不動資產相當於一般工人二十年的收入，可見當時社會雖然經過解放後的種種運動，旨在消滅有產階級，但實際上的財富差距仍然非常之大。

潘瑋琳：您花這麼大力氣收集這方面的案例與數據，想說明什麼問題？對我們進一步理解解放前後、建國後的前後三十年中國城市生活的變化有什麼新的啟示？

盧漢超：我想提出一個看法，為什麼改革開放後，一旦政策放開，強調發展是硬道理，並且允許一部分人先富起來，許多所謂摩登的東西就非常迅速地回來，我想原因就在於1949年以前的一些比較西化的生活方式、消費習慣從未被完全剷除，即使在「wg」期間也是如此。舉一個小小的例子，上海著名的老大昌，一樓賣蛋糕點心，二樓是咖啡座，「wg」期間也照常營業，裡面坐的大多仍是那些被稱為資產階級的遺老遺少的人物。偉人時代的二十七年，有相當長一段時間強調階級鬥爭和消滅「資產階級法權」，但是實際上，富裕階層的生活方式一直或明或暗地存在著，一旦有機會就會馬上全面恢復。所以上海相比中國其他城市，在融入全球現代性方面的步伐更快，一個重要的原因就在於這種靜水深流式的延續。

本回答一下午被刪了四五次，諸位看看有啥政治敏感癥狀？

有沒有富人我不敢確定，但解放後歷次運動都有許多揭發材料，反右、四清、文革······，到了文革黑材料更是集中大爆發。

(1)土地改革運動 1950

(2)鎮壓***運動

(3)抗美援朝運動

(4)J國後第一次整風運動

(5)連隊民主運動

(6)三查運動

(7)忠誠老實政治自覺運動

(8)清理「中層」運動

(9)民主改革運動

(10)電影《武訓傳》和宣傳武訓的批判運動

(11)三自革新學習與教會民主改革運動

(12)農業生產互助合作運動

(13)文化教育戰線和各種知識分子自我教育和自我改造運動

(14)反貪污、反浪費、反官僚主義的三反運動 1951

(15)文學藝術界整風學習運動

(16)愛國增產節約運動

(17)教育、文藝、科學等方面在三反運動中仍進行思想改造學習運動

(18)ZY希望華東、中南、西北三大區在大規模的學校教師思想改造會議上，推動學校教師及教育行政人員的思想改造工作

(19)反對行賄、反對偷稅漏稅、反對盜竊國家財產、反對偷工減料和反對盜竊國家經濟情報的五反運動

(20)反對違法亂紀運動（又稱新三反）

(21)整D建黨運動

(22)學習運動

(23)從批判胡風文藝思想到肅清胡風***集團運動

(24)肅清暗藏的***分子運動

(25)胡適思想批判運動

(26)整風運動
(27)反右派運動 1957

(28)工商界整風運動

(29)以除四害為中心的愛國衛生運動

(30)大躍進運動

(31)人民公社化運動

(32)農村工具改良運動

(33)農村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教育運動

(34)反對右傾思想運動

(35)增產節約運動

(36)養豬運動

(37)整風運動 1959
(38)整風整社運動（又名農村三反運動）1960

(39)技術革新和技術**運動

(40)愛國衛生運動

(41)工業企業學解放軍運動

(42)學習L鋒運動

(43)幹部參加勞動運動

(44)農村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又名四清運動，在城市叫五反運動）1964

(45)群眾性設計**運動

(46)增產節約運動

(47)文化大革命運動 1966

(48)清查「五·一六」運動

(49)批陳整風運動

(50)批林批孔運動

(51)開展對《水滸》評論的運動

(52)「批D、反擊右傾翻案風」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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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次運動不提，專說1966的情況——

1、一類是漏網舊人，舊人又分兩種。一是舊時代過來人，富人絕大部分被歷次運動割草，但還是有孑存，另有統戰價值的資本家和大知識分子、高級技術專家、統戰留下來的民主人士、棄暗投明的國民黨高官。二是受打擊幹部，在1950—1966的這十幾年，黨員日子也很不好過，戰戰兢兢如履薄冰，許多被開除黨籍、批鬥、關監獄，數百萬人被打擊、更替。這些人在三反五反、整風、四清（主要針對下層中幹部）中已經被篩了一遍又一遍，但文革初期因為形勢又被翻出來。資本家、黑五類和反動學術權威、失勢幹部的腐朽生活被最早的權貴紅衛兵揭發批鬥，揭發材料汗牛充棟。

2、二類是少數幹部的腐化材料，這批人躲過歷次運動，在文革初期成了被打擊對象，尤其白區幹部、科教文體等弱勢幹部。這批人比較喜歡中國文化，藏品不少，最早紅衛兵的破四舊、抄家針對的就是他們和上面提高的民國知識分子。

3、造反擴大化，普通人也可以成為造反派，地方核心高幹也不行倖免了。同情知識分子和黑五類的學生工人組成的新紅衛兵和新造反派衝擊機關後又搜查出大量高幹的黑材料在各地展示，也就是第一批紅衛兵老爸老媽的黑材料。這批紅衛兵出身底層，多少對知識分子、地方習俗、傳統文化有點尊重，最恨屌絲翻身上位成幹部壓迫他們，看不慣高幹換老婆、文工團跳舞、吃進口食品，所以衝擊高幹自然很花心思收集對手的貪腐材料，至於材料真實與否我不判斷。

4、當然，後者的黑材料更嚇人，畢竟前者頂多是享樂主義但能調動的資源少，解放後他們的生活水平取決於他們的「統戰價值」。不少民主人士就因為統戰價值越來越低，待遇越來越差，比如宋慶齡。後者黑材料就非同一般了，畢竟是地方權力核心。比如「日常用品多用進口貨，想吃熊掌，就到動物園把熊斃了，潛規則護士和文工團。調動軍隊到深山老林搜羅山珍給上層領導送禮。」這些材料1966-1967都在各地公開展覽，網上也都查的到，真假各位自行判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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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作為大教授、影星…每周吃一次西式點心，每月上一次館子，竟然成了「奢侈生活」，這國家治理真挺失敗的。我農村的，1976年我家連油花都不多見，不過在農村也算富裕生活，爺爺村幹部，父親大隊會計，叔叔姑姑都是壯勞力，也沒人敢壓我家工分。要是我父親在1976年見到誰吃「西式點心」肯定也想上去批鬥一番。

首先明確一點，文革前是供給制，是按照幹部級別決定待遇，不是有錢就可以消費的，有錢沒票，沒有級別，也消費不了啥東西。

先交待一下我老爸他們家的背景：

我爺爺奶奶都是解放前參加工作（在新疆銀行），雖然屬於沒加入過國民黨的「國民黨留用人員」，但是在文革前已經分別是17級和19級幹部，月薪是135和89元。我外公是解放前參加革命的幹部，當時一個月120多，我外婆是服務業工人，40多。雖然兩家都存在子女比較多，還要供養父母和接濟老家窮親戚的問題，這個收入在當時也算比上不足比下有餘的中產階層。但是當時有錢不等於就可以消費，消費品的分配一是憑票，二看級別。我老爸在喀什念書（小學和中學），家裡一個月給20塊錢，17塊給學校交伙食費，3塊當零花錢，在當時幹部子弟雲集的學校里不算多的，但是也強過很多普通人。我老爸回憶說當時維族人的烤包子，6分錢一個，看著我老爸眼饞，但是不能買，一個是沒有糧票和副食票（一個月30斤的糧食關係在學校），二是當時太左，割資本主義尾巴（主要是割漢族人），害怕被人告發。

當時基層幹部至少可以保證吃飽，穿暖，還可以適當追求一些穿好。我爺爺奶奶收入相對高，所以消費上還多一些，比如說當時買羊肉要憑票，羊雜不要票，所以如果想吃羊肉了，我奶奶就會一大早殺到屠宰廠去買羊雜（去晚了就搶不上了）。我外公家裡負擔重一點（父母在農村，給家裡寄錢更多一些），所以生活還要相對拮据一些，62年對印反擊戰結束以後拍賣繳獲物資，有個印軍的皮夾克只要十幾塊錢，我姥爺研究半天，最後還是沒捨得買。總之在5、60年代，南疆基層幹部家庭生活，我爺爺和外公這種就是普遍現象了。

新疆中層幹部的生活狀況，我老爸以前沒有體會，文革期間才有認識。

我老爸文革的時候參與抄喀什專區書記的家，印象最深的是三樣：虎皮太師椅（虎皮據說來自某國民黨高官家，當時紅衛兵紛紛上去體驗了一把，後來虎皮不知所蹤），巧克力、煉乳和大白兔奶糖（我爺爺雖然也是一個50年代月薪就過百的幹部，我爸在抄家前都沒吃過這三樣，巧克力更是沒見過），最後就是很多茅台酒（茅台酒價格之前回復別人的時候我記錯了，有人糾正是8塊一瓶，但是這個價格還有很多人都覺得貴，所以普通人是不喝的）。

我有個同學的爺爺是陝北紅軍出身，當年在新疆是副省級幹部，據他老爸回憶，他們小時候在伊犁州的時候有秘書、警衛員、廚子、保姆這些就不說了，出門都是坐吉普車，夏天騎馬上山打獵，冬天滑雪，舞會，招待會就不說了，總之生活樂無邊，我現在還記得他當年給我們這些小娃描述自己小時候的生活的時候說「過著《戰爭與和平》里那樣的俄國貴族式的生活」。62年他爺爺因為伊塔事件中表現不佳被免職發配南疆，他爸才和我爸做了同學，他後來又和我做了同學。

我母親中學在莎車讀的，校長也是老革命，延安時期的八路軍，因為亂說話被發配到莎車當中學校長。雖然職位不高，但是級別不低，待遇自然好過很多人，我老媽記得當時校長的女兒（也是她同學）吃月餅從來都不吃皮，只吃餡。雖然當時新疆也沒啥好月餅，但是在大多數人都只能勉強吃飽（新疆糧食供應一直都還算比較好，三年的時候也沒餓死人），而且這還得主要靠粗糧（我老爸吃高粱吃的深惡痛絕）的時代，就足以讓絕大多數人艷羨不已。

再說一下當時的配給制和供應制度

當時配給制和供應制度都非常嚴格，可以說不能越雷池一步。我外公有個同事，本來是喀什共青團的幹部，還是中蘇友好的時候有次和幾個維族幹部去北京開會，他當時要結婚，想買點絲綢給自己未婚妻做衣服。就讓維族幹部假扮蘇聯專家，他假扮翻譯，去北京友誼商店買絲綢（普通人是不能在這種專門針對外國的人商店買東西的）。買回來向別人炫耀，結果被人告發，就被免職發配到葉城去了。

但就是這樣，一樣存在黑市。大約在50年代末的時候，我老爸高燒不退，眼看要完，我奶奶一發狠，摸了一根金條去黑市買了一支青黴素，一針見效。內地是否存在這種黑市就沒有研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