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在運動中吸引到大多數？學學同性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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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論對經濟、政治的分析有多高明，它都不會引起大多數普通人的情感共鳴，也不會吸引人們參與到反資本、反帝國主義運動中去。而同性戀左翼們則從個人身體、我們與自己身體的關係、我們的性生活這些層面上多角度地來探討帝國主義。這種多視角的描述方式具有巨大的動員能力，它告訴人們，看似距離普通人日常生活很遙遠的帝國主義，本質上與每一個人都息息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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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Emily Hobson

翻譯、編輯：xd

美編：黃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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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mily Hobson是研究戰後美國激進運動和LGBTQ歷史的歷史學家。她最近出版了新書《薰衣草和紅色：同性戀左翼的團結與解放》(Lavender and Red: Liberation and Solidarity in the Gay and Lesbian Left)，研究性解放與反種族歧視、反帝國主義、和國際左翼團結間的關係，以下是對其新書內容的採訪：

你書的標題是《薰衣草和紅色：同性戀左翼的團結與解放》，能告訴我們一些這本書的內容，以及，能特別說一下，團結與解放和性取向之間的關係嗎？

這本書主要講的是從1968年到1991年美國舊金山灣區男女同性戀者的歷史，從20世紀60年代末，經歷艾滋病肆虐，直到冷戰的結束。

這本書不僅描述了那些碰巧參與了廣泛激進鬥爭的男女同性戀者，還描述了男女同性戀左翼政治的誕生——它的誕生開端於那些積極分子們試圖解釋性解放與反種族歧視、反帝國主義、和國際左翼團結間的確切聯繫。

因此，解放、團結和性之間的關係就是：男女同性戀左翼認為，性解放和左翼激進的團結是相互依存的。首先，他們認為沒有對性解放的承諾，團結就是不完整的。第二——這一點也許更令人驚訝——他們認為，性解放運動只有與其他反帝、反資本和女權運動聯合起來，才能最終被實現。

本書封面 圖片來源：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同性戀歷史和左派歷史是緊密交織在一起的，然而這些歷史卻往往沒有被討論。歷史學家會從你對同性戀政治的關注中了解到什麼?

一個經驗教訓就是，它不僅只是一種同性戀被壓迫的歷史，也不僅僅是同性戀反抗的歷史。這段歷史不僅僅是在說，某個人感到痛苦，是因為他無法在一個原本可能接受差異的左翼運動中公開自己的性取向——這是人們談論同性戀和左派關係的主要方式。有很多重要的歷史故事都是通過上述的框架被講述的[1],但這一框架的局限性之一就是，它傾向於重複一種觀念，即左派和同性戀在根本上是分離的，有衝突的。

而我所關注的是，酷兒激進分子的鬥爭不僅是為了贏得認可，更重要的是，他們把性解放運動帶進了反帝、反資本的鬥爭中，從而加深了這些鬥爭的意義——資本主義和殖民主義依靠的正是嚴格的性管制。這其中的主要例子包括男女同性戀參與到社會主義女權運動中、參與到智利和尼加拉瓜團結運動中[2]。

我也不太強調理論陳述，而強調各類組織和運動中的實踐，並建立一個男女同性戀左派的政治文化。我的作品表明，左派和同性戀之間並沒有根本的對立。

事實上，左派本身就有一種「酷兒氣質」(queerness)。酷兒激進分子早就意識到了這一點，並試圖向異性戀左派和只把左派當成敵人的酷兒群體們解釋這一點。

1971年6月25日，人們手牽手在舊金山舉行的第一次同性戀自由日遊行(Gay Freedom Day Parade)中 圖片來源：sf chronicle

在這本書中，你區分了同性戀左派(gay left)和「同性戀國家」(gay nation)。你能談談這一區別對你研究的那些活動家們來說為什麼重要嗎？

當然。這是在同性戀解放初期的一種區分。在說明它的時候，我介紹了一段奇特的同性戀解放計劃的歷史。這個解放計劃要在加州阿爾派恩縣(Alpine County)建立一個一些積極分子所謂的同性戀「聚居地」(colony)。

這個「阿爾派恩項目」並不是一個真正意義上的同性戀左翼的項目，而是歸屬於一個更大的同性戀解放運動。但是，同性戀左翼們十分反對這個項目。例如，在伯克利的同性戀解放陣線(Gay Liberation Front)站出來反對阿爾卑斯項目，並批評阿爾派恩項目的支持者使用殖民主義和同性戀民族主義的語言。

他們批評這種語言的原因之一是，這種語言傾向於認為同性戀群體是一個單一的整體，裡面主要是中產階級白人男同性戀者。他們還批評同性戀民族主義是分裂主義，與資本主義結盟。

有很多左翼分子拋棄了這種簡單的民族主義想法。因此，同性戀的左翼分子拒絕了這個以白人中產階級為主的同性戀國家的想法，他們認為這個計劃的支持者們僅僅通過自己的經歷來理解同性戀，而不與有色人種、女性、變性人和工人階級的鬥爭聯合。

另一個批評是，同性戀民族主義與美國的民族主義和自由派權利相一致。同性戀民族主義者會說，「我們和其他美國人一樣，我們想要平等。」而不是說，「我們想要社會發生根本、全面的改變，甚至可以讓現在的國家變得不像一個國家，變成一個不同於我們現今理解中的美國。」

紐約的同性戀解放陣線(Gay Liberation Front)群體 圖片來源：Fred W. McDarrah/Getty Images

你書中最有趣的一個特點是你將跨國主義和反帝國主義結合起來。你能談談它們兩者的這段關係嗎?

正如你所說的，國際主義是同性戀左翼分子一直追求的東西，特別是在冷戰的時候。不同國家的同性戀們相互合作來支持各種民族解放運動。這在中美洲團結運動中尤為重要，在桑地諾革命(Sandinista revolution)，這場旨在代表尼加拉瓜人民的全國性運動中，美國人與尼加拉瓜人一起工作。儘管桑地諾革命被定義為民族解放革命，但是參與者都跨越了國界。

所以，你就看到了兩個明顯不同國家的公民相互合作。通過團結行動，他們創造了一種交流，這種交流了破除了國界，更具有跨國性。運動中包括了在中美洲移居的人，例如尼加拉瓜流亡者，他們在尼加拉瓜以外生活和工作；運動中還有在美國出生、在尼加拉瓜旅行或居住的活動人士；還有古巴人、墨西哥人、加拿大人、歐洲人等等。

這與反帝國主義事業有關係嗎?

當然。這些積極分子表達了一種左翼國際主義，它批評各種帝國主義項目。尤其是在美國的左翼積極分子，他們批評美國帝國主義和美國支持的其他帝國主義遺骸。帝國主義的定義相當寬泛，它包括在我們現代語言所說的全球化。

從這本書中，你想讓那些對反帝國主義運動感興趣的讀者們學習到什麼？

酷兒激進分子，特別是在上世紀七八十年代，從多角度去思考帝國和反帝國主義。同性戀左翼試圖將性解放運動和國際團結運動連結起來，這就要求他們不僅僅把帝國主義當成是有形的、可衡量的、有邊界的政治經濟關係，也要思考它背後潛藏的各種各樣的壓迫，包括對身體的壓迫。

他們不僅僅通過經濟的角度來描述帝國主義的這種國與國之間的關係，還從城市街區、個人身體、我們與自己身體的關係、我們性生活這些層面上來探討帝國主義。雖然這種方法有自身的局限性，它可能扯得太遠或者讓觀點太過鬆散，但是這種多視角的描述方式具有巨大的動員能力。

我想，從廣義上來說，在我完成這本書時我漸漸意識到，男女同性戀左翼告訴我們，身份認同可以成為社會變革的強大媒介。如今，不管是左派對身份政治的批評，還是女權主義者和酷兒們對僵化的性別和性向概念的批評，都鼓勵我們去拋棄自身的身份認同。

當然，身份認同必須不能僵化，它必須要是流動的，而對種族、性向、性別或階級身份的嚴格定義也必須被拆散。但與此同時，我們不能否認，正是因為通過不斷地重塑自身的身份，同性戀左翼運動和其他許多社會運動才獲得了力量。

本文作者Emily Hobson 圖片來源：Twitter

男女同性戀們並沒有將某一個單一的身份作為自身最重要的身份認同，也沒有將自身認同脫離於種族、性別或階級的結構。他們通過與其他鬥爭運動的團結，一遍又一遍地重新定義同性戀身份。他們促使人們去思考，為什麼各種各樣的鬥爭，包括那些看起來距離他們很遙遠的鬥爭，都與他們中每一個活生生的個體有關。對於我們這些致力於構建社會運動的人來說，能夠吸引人必須是第一步。

我的書介紹了許多不同組織和運動的歷史，但是也描述了另一種歷史，那就是這些組織和運動是如何成為一個深遠的政治文化的一部分，如何成為一個完整的，涉及音樂、書籍、政治海報和詩歌的網路。對我來說，這就在現實中體現出了用來思考帝國主義的諸多角度。

無論對經濟政策或政治關係的分析有多高明，它都不會引起情感共鳴，也不會吸引那些沒有政治經驗的普通人，而同性戀者將帝國主義變成一種政治文化，可以幫助我們更好地去理解激進的變革如何會改變我們自己的生活。

注釋：

[1]例如Bettina Aptheker寫過的Harry Hay和一些其他美國共產黨(CPUSA)成員的故事；Ian Lekus寫過的早期Venceremos Brigade組織里同性戀激進分子的故事；或是Trinity Ordona寫過的庫爾德民主黨(KDP)里的同性戀成員的故事；

[2]能夠說明這一點的最著名的一個組織或文件是Combahee River Collective，但由於我關注的是舊金山灣區，因此我關注的團體包括灣區同性戀解放(Bay Area Gay Liberation)團體，尼加拉瓜革命中的同性戀者(Gay People for the Nicaraguan Revolution)等團體。

原文鏈接：https://www.viewpointmag.com/2018/02/01/transnational-solidarity-gay-lesbian-left-interview-emily-hobson/，有改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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