觀與思·文學研究的方法與路徑

曾幾何時，也在中文堂前徘徊，這次居然一下子開了個高層會議（912會議室，中文堂最高層）。做完志願者趕過去就吃了兩個蛋糕之類額，希望有機會把中大的院樓都刷一遍吧。話說這次講座有點欺詐，本來博雅學院官微上介紹是戲曲研究的方法與路徑，本來想著拼了命也要去聽的，結果發現到場後題目是文學研究的路徑與方法（保持微笑），還發現了肖老師......還有他的師兄師姐師弟師妹......。即便主題偏離，還是頗有裨益，也讓我領略了當下中國古代文學研究的點滴風貌。講座主講人分別是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所長，也是《文學遺產》的主編，劉躍進；《文學遺產》的編審石雷。點評人是中山大學古典文獻學博導，黃仕忠，也就是肖老師的導師。

講座也是從一個高層會議談起。劉躍進老師在2015年參加了北京大學中美雙方的一次文學座談會，會議主題是唐以前的文獻研討。其中中國學者提了兩篇文章，一篇是討論《穆天子傳》的文體，另一篇是討論漢代的先秦典籍整理。而美國漢學家就第一篇文章談到要我們看看神話學的前沿研究，第二篇文章則直指材料和觀點，余嘉錫早就說過了。中國學者在那次會議上不止略遜一籌，既暴露了準備不足的問題，也暴露了觀念陳舊的困境。而劉老師則由此引發文學研究的路徑與方法思考，從一本書談起。德國學者揚·阿斯曼的《文化記憶》。本書大概觀點是個人記憶會經過一定時間的沉澱才會變成文化記憶，歷史事件產生，後40-80年親歷者還在世，所以處於口傳階段，口述歷史昌明（比如，最近抗戰七十周年，老兵口述歷史盛行），當歷史事件的親歷者大量去世後，歷史的敘述者從口述者變為官員、學者和牧師，知識分子與歷史家會介入寫作，因為權力的介入，歷史逐漸定型。定型的歷史既是為了向前追溯，也是為了向後證明合法性。根據當下古代文學研究困境，再結合揚·阿斯曼的理論，劉老師引出了第一個反思的主題：文史的真實性與關係討論。說實話，與上一次莫老的講座相比，再一次加深了我對於古代文學乃至中文系的理解。

第一個反思主題：文史真實性與關係討論（並非劉老師原話，而是我把他零碎的反思整合成如下主題。 ）

首先談到的是秦漢帝國的嬗變。漢初盛行「過秦」的主題，並進行了廣泛的討論，似乎極盡了秦的窮凶酷法。然而實際上「過秦」的兩個主論點都缺乏依據。其一是火燒阿房宮，實際上阿房宮並沒有被燒毀；其二是焚書坑儒，劉老師以竹簡承載的文字量推斷實際上燒不了多少書，而且當時大部分先秦知識都是學術口傳。而且更為弔詭的是，在是在漢代的歷史敘述「焚書坑儒」的同時，大量民間的古文書冒出來。此消彼長的背後，不妨大膽的懷疑權力介入，漢代統治者為後人刻意構造秦史。而愚以為，假如推測成立的話無疑是一種悄無聲息的「焚書坑儒」：在篡改秦史的基礎上，摧毀前代歷史敘事，建構自己話語敘述前代歷史。

其次是史書的記載是否真的準確無疑？劉老師認為現代考古學發達，隔天挖出個寶貝就以為可以改變歷史，然而實際上卻不可能。實際情況是幾乎每一次考古發掘的碑刻銘文等史料都能在傳世文獻中找到依據，比如從寶雞的逨盤銘文中找到與傳世文獻中西周單氏家族的相互印證的史料，再如素稱穢書的《魏書》中記載的拓跋先祖遺址與嘎仙洞的祝文相互印證。然而史書記載也不是準確無疑的，比如《史記》中的密語顯然是文學性的書寫。中國的歷史書寫就是這樣充滿著矛盾性與穩定性。

根據上述的判斷，就引發了關於秦漢之交楚漢戰爭敘事的思考。為什麼八年的楚漢戰爭缺乏文獻記載？即便司馬遷的《史記》 也只是大量收錄了陸賈的《楚漢春秋》，而《史記》終漢一朝也沒有廣泛流傳，而被斥為「謗書」。東漢末年，蔡邕想仿照班固，創作《東漢書》卻被禁止。個中緣由可能就是因為歷史的敘述有權力的介入，漢朝的統治者有意識地控制了對於前代歷史敘述的口徑。為什麼以三國為題材的敘述會廣泛出現呢？就是因為三國歷史的敘述一直處於國家動蕩期，缺乏權力的介入。代三國而立的西晉，在立國之初已經有大量的敘述冒出，而東晉司馬氏大權旁落，王與馬共天下，王氏根本不重視前代三國歷史的敘述，沒有權力介入統一口徑，自然流傳到後世的文獻會多得多，這就是翔實的史料才塑造了後世的《三國演義》。劉老師說，三國時代一前一後是文史的分野：三國及以前對於歷史的敘述是多樣化的，文史水乳交融；三國以後官修史書模式正式成型，一切的歷史敘述「正史」都有權力的介入，喪失文學性，小說歷史從此分道揚鑣。從古至今歷史都不可能百分百的真實，文學和歷史都需要想像，當想像的度小時是歷史，想像的度大時是文學。文史兩者實際上可以通過互文相參。

第二個反思主題：如何對待文獻

文獻的流傳一般經歷如下的階段：口傳文獻→寫本文獻（竹簡、帛書）→刻本文獻→經典。西方漢學家有一個釜底抽薪的理論，他們認為唐以前的文獻都是抄本，抄本意味著有流傳，有流傳意味著有可能被改造，而有可能被改造則說明不可靠，因此唐以前不存在所謂的「原始文獻」。（後來課堂上肖老師提到他對於該觀點的看法，肖老師認為抄本的大量流傳不僅意味著有可能被改造，也意味著抄本的多樣性。有多樣性就說明可以相互參照，相互參照便利於鑒別真假。而刻本的形成也意味著流傳的定型，取消了文本的多樣性，可能反而不利於取捨真偽。）唐代以前原始文獻的不可靠就說明了，一切的文本都是值得質疑的，許多想當然的作者也就站不住腳，比如《管子》的管仲、《晏子春秋》的晏嬰和《商君書》的商鞅等，當然這個通過文本內的內在矛盾也可以看出破綻。先秦部分諸子被質疑還是可以承受的，但是《楚辭》作者是不是屈原的挑戰就可能令部分學者無法接受，畢竟「書生報國成何計,難忘詩騷李杜魂」。屈原這個名字第一次出現是西漢賈誼的《悼屈原賦》，自從《史記》把屈原賈生放在一起後傳世文獻才大量出現「屈原」，而迄今為止先秦文本史料還沒有出現「屈原」。劉老師指出中國學者必須跳出「唐-漢-先秦」模式，對於先人文獻敘述的理性崇拜。同時先秦作者的真偽並不妨礙研究，只是表明該作品是同時代許多人的結晶，《商君書》體現了同時代不同法家的意見風貌，《楚辭》也可能體現了荊楚地區不同詩人的表達。正如後世毛澤東思想也並非一人之貢獻，也融匯了任弼時、王稼祥等人的結晶。

然後提到往後研究應該關注圖像文獻，圖文相參。比如屈原當年的天問可能就是來自問壁，對地下壁畫的思索。應向古文經學家學習「實事求是」的精神。漢代以後紙張出現，賣書、寫書、抄書和藏書多了，出現了很多學問家。然而宋代雕版印刷術推廣應用後不再推崇唐代的學問家，宋儒們主張讀經典，因為市面上的書實在太多，大家都迷失在汪洋書海之中。朱熹的《朱子語類》前三卷都在教人們怎麼讀書。在網路普及、知識書本呈幾何級倍增的當下，和宋代人面臨同樣的問題， 解決的方法就是重讀經典。

第三個主題：中西文學學術的對比

根據中美古代文學研究座談會與數十年的積累，劉老師總結到西方文學研究重細節，講解構與建構；中國文學研究方法是整體的，對秦漢以來的學術定局過分相信。當下中國的古代文學研究學者們過於看重實用主義，強調專業意識和問題意識，缺乏探索問題的樂趣，此處對舉西方學者宇文所安讀杜甫《解悶十二首》與民國黃侃通過「頌」揣摩停頓兩例。

不過中美學者也在一點上達成共識，就是重讀經典的方向和文本細讀的方法。劉老師親舉三讀《昭明文選》為例，勉勵我們細讀文本、重讀經典。

第二位進行分享的是石雷老師，主講戲曲小說的研究。由於本人學養不足，尚欠缺相關知識，筆記瑣碎且多不準確，所以記錄較少。印象比較深刻的是加強與域外漢學的合作，增進中西交流。

在講座結束後到筆記整理成稿的過程中，我機緣巧合（主要是因為年級的魯迅讀書交流會）地看到了汕頭大學王富仁教授的《魯迅與顧頡剛》。裡面對於歷史的解讀令我耳目一新，似乎也與劉躍進老師的想法互為補充與照應。然而目前還沒理清楚一個大概的邏輯框架，暫時不成文論證。王富仁教授對於古史辨派疑古主義的質問，以及背後今文學派傳統的批判反思，似乎也能以劉躍進老師所提及的具體方法相照應，或同或異。中國近代以來學術傳統「學統」的嬗變，以及現代學術範式的定性與革新，確實是一個值得研究的問題。這也是我最近思想的焦點之一。

參考文獻

[德]揚·阿斯曼《文化記憶》

[德]阿萊達·阿斯曼《回憶空間：文化記憶的形式和變遷》

田餘慶《拓跋史探》

[英]特里·伊格爾頓，[英]馬修·博蒙特《批評家的任務》

2016年11月21日 記

PS：昨晚趕出來的整理稿，終於把欠下的講座都整理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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