獨家專訪：張獻民的電影節，300部電影，50天和1個人

2006年，婁燁導演曾經在一篇《看不見的張獻民》的文章中寫到，「我跟張獻民是完全兩類人，我不喜歡說，我喜歡做，並對說的人不屑一顧，而跟張獻民在一起的日子讓我覺得說也是重要的，讓我覺得說實際上也是一種做......我也知道他可能很多時候很失望，可能很傷感，可能很悲觀，但他還繼續的在管，在說，在做。幸虧他繼續管，繼續說，繼續做，真的願他能這樣一直下去。」

文 | 張曉迪

是北京電影學院文學系的教授，同時也是監製和演員，數十年來張獻民從未間斷關於電影的工作，只是被大眾注意到的極少。近期，一場關於「一個人的電影節」，讓張獻民再次被「看見」。

2017年12月27日，張獻民公開向國內的電影工作者們徵集作品，到18年1月15日，共收到了來自各方的約320部獨立電影，這裡面既有完整的偏主旋律的影片，也有各種類型的短片。他說這些年經常會有人希望他看一看自己的片子，那不如集中的徵集一次。

在連續50天的看片時間裡，張獻民最多的一天看了大約20個短片，這對於他是一種滿足，作為專業電影工作者，他的樂趣就在於看片過程中的發現層面，「我猜到某個人在某個瞬間有創作的快樂，那是我的樂趣，就像一個人去K歌K到自己嗨是一樣的。」

在觀看完所有的片子後，他選出了兩份片單：一份是新導演的推薦作品，一份是成熟導演的推薦作品。他為選出的每一部作品撰寫了評論，並為這次影展撰寫了一篇綜述，簡單的講述了當下獨立電影的現狀及未來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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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需紅毯與觀眾

「一個人」與「電影節」看似矛盾，為什麼不把它們放在網上？這是很多人的疑問。關於電影本身和電影節，在張獻民看來，都有其獨立和公共的兩面性。首先作品是個人的，完成了個人表達為什麼一定要上社交媒體，為什麼要路演；另一方面，因為作品恰恰是個人的，就沒有公共屬性嗎？同樣會有。

而關於電影節，張獻民反問，「我們一定需要儀式嗎？」在一個穩定的時間段當中，由相對穩定的一群人去構建一個並不存在，或者未必應該存在的儀式，就算是一種收穫嗎？這又上升到一個哲學的層面。如果一定要舉行一場儀式，他更願意等待需求的自然出現。

不可否認，在未來人們對這種相對穩定的社群會相當依賴，人們需要通過進電影院、蹦迪等方式發泄情緒，就如商業電影，除了娛樂，社交的意義也會越來越強烈，人們需要拿出自己生命中的兩個小時交由別人控制，但它終極解決的是宅男宅女的孤獨，而不是影迷的需求。

獨立電影不是黑幫與驚悚

在張獻民對於這次影展的綜述中寫到：獨立電影內部有幾個亞類型。它們往往在與產業有點交集時，被產業助推的社交媒體放大。廣義的觀眾接觸別人的說法時會反覆收到這些信息，所以會認為這就是獨立電影。

廣義的底層黑暗、或稱為鄉村驚悚，包括警匪和鬼片兩個分支，這是張獻民看到的最大亞類型，在這次他收到的片子中，這類題材影片有十個以上。

這個簡單數據還是說明獨立電影相當分散，大家的思路不大統一。也是因為缺乏交流平台，影展關閉、創作論壇也沒有，大家只能在各自的角落摸索，對類型的總結都不是創作者相互交流、或創作者與觀眾的交流，而是社交媒體的刷屏，所以影評的權力相應增大了，助推著模糊多變的類型化發展。

以青年學生為主體的海外創作迅速擴大，是過去幾年中國獨立電影最引人注目的現象，它是人力資源層面最大的變化、或最大的增量，也為影片的美學特徵、題材的開拓、參展和傳播的多元化帶來很多變化。它對這些人才和中國國內的製作環境提出了雙重要求：這些人才不一定能適應中國國內的產業環境、有些甚至不能適應一般性的社會環境；本土人才不一定能配合海歸們工作，比如演員是否有心配合、是否有能力配合，就是一個疑點。

這些中國孩子，留在海外還是回到國內，在未來幾年似乎主要將聚焦於感情話題。家庭、代際關係、兩性關係、家族、文化差異、老齡化社會、孤寂的少年等。他們普遍比較敏感，不時透露出失望、甚至擔憂。這在張獻民看來時有心悸。

而對於自己的學生，張獻民希望大家有一個循序漸進的過程，比如他會鼓勵學生利用寒暑假時間賺錢，因為一個畢業之前從未賺過錢的人，讓他一畢業就立刻賺錢並不十分現實，可是近兩年他發現，越來越多的學生會抵抗這個主張，他們認為大學就是用來學習的，畢業以後還有大把的時間可以工作。

社會變遷對人的影響確實在發生著巨大的變化。

獨立精神不是悶聲發大財

關於中國獨立電影近年來的另一變化，張獻民表示：中國獨立電影的主要陣地一直在北方。可能北方人比較直接，從而表達暢快；也可能北方鄉村遭遇的物質困難更多，那裡的人們對獨立電影更有感觸；還有隨著改開的深入、中國電影各個方面的中心都在北京，這恐怕也是北方文化的勝利。但是這個輪次對三百多個影片的觀看，明顯南方作品在增多，驚喜多數來自南方作品，南方作品也比以前增加了很多多樣性和對問題處理的深度。

中國獨立電影的重心在南移。伴隨著或引領著南移的，是獨立電影相對來說的中產階級化。

現在來看，南方即使是留守兒童的題材，學校、家庭等環境也多數中產階級化了，鄉村住家獨棟有空調、粗暴體罰者從教師隊伍中消失了、打工的母親回鄉時挎著假驢包、連廣場舞都普及到了每一個村寨。

按這個趨勢，中國獨立電影會繼續中產階級化。從積極意義上講，它說明中產階級（和中產階級的孩子們）更多獨立地思考自己處境了、更願意分享自己的故事了。不願意分享自己的故事的，只剩下權貴，就是「悶聲發大財」那些人。

在張獻民看來，獨立電影從聚焦社會亞健康轉向心理亞健康，而這樣的轉變也意為著，我們正從社會電影轉向心理電影。

在獨立之路上繼續前行

中國獨立電影從90年代初發展至今，經歷過十餘年的輝煌期，而現在在大的市場環境下又幾乎銷聲匿跡，能夠堅持前行的人寥寥無幾，而且舉步維艱，或許這也從一個側面說明，並沒有那麼多的人願意去獨立思考，或者擁有一份獨立思考的能力。融入大眾、擁抱時代，人生得意須盡歡才是所謂主流的追求。

而作為一個獨立思想者，張獻民並不願給自己再貼上標籤，就連個人微博也拒絕認證。甚至進行這場一個人的影展，也懷疑是否構建了自己過大的權利。

他有很多年沒有買票進電影院觀看商業電影了，他鼓勵大家在可能的情況下，以更精英的方式看電影，比如每年參加一個電影節，想辦法去看其中的20來個電影，這種觀影方式比去影院觀看別人篩選過的電影要合理的多，這就是個人意識和別人替你決定的兩個不同層面的體現。這並不和市場性的東西產生衝突，而是個人對觀看和消費體系的自我構建。

在我們過往採訪過的一些從獨立電影走出來的導演中，如耿軍、王飛等，大家都會不約而同的說到，走上電影之路，要感謝張獻民。而在未來，當更多擁有獨立意識的作品出現，或許張獻民也會繼續選擇不被看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