符號、結構和語言 索緒爾

索緒爾是一位語言學家，他的《普通語言學教程》為現代語言學奠定了基礎，並直接導致了結構語言學的形成。他對於人類語言和總體結構的重視深深影響了當代社會科學的思維方式，當然，也包括文學理論。不過索緒爾本人並沒有在文學批評和文學理論上做出直接工作，只不過後世的結構主義文論、俄國形式主義等學派繼承並發展了他的思想，並將其應用於文學研究中。所以，這篇文章所要做的是簡要勾勒其理論觀點，並解釋他給文學研究帶來了怎樣的啟發。

| 能指和所指構成的語言系統

首先，我們從符號開始。在索緒爾看來，語言是一種表達觀念的符號系統，所以語言學的問題主要就是符號學的問題。符號是能指和所指的結合，能指是聲音和字形（也就是字詞），所指是詞語表達的概念和意義。而能指和所指之間的關係是任意的，意義並非在這兩者的對應中生成，這兩者的對應只是一種約定俗成（我們完全可以設想另一個世界，在那裡我們說貓這個詞指的是狗這種生物，說狗這個詞指的是貓這種生物），而是產生於符號之間的差異或者別的關係（我們需要用不同符號指涉貓和狗兩個不同生物，意義就產生於這種差異的關係中）。

然後我們再說語法，我們一般會認為一句話表達了某種意義，而句子中符號之間的關係就是語法，顯然，語法產生了意義。大體上語法分為兩種，一種是組合關係，一種是選擇關係。前者就是一句話中一個符號接著一個符號形成的線性關係，後者則是相似符號組成的備選集合，句子的意義就是在詞語符號的組合和選擇中被生產出來的——也就是說，被表達出來，也被理解的，這種對於語言的使用一般被理論家們約定俗成地稱之為「生產」。

| 話說人，而不是人說話

上一節我們提到了人使用語言來生產意義，所以我們看到語言似乎成了外在於人的東西。對於索緒爾而言，這關乎其理論的重點。他區分了語言和話語，語言是一種符號體系，作為一種規則、作為辭彙和語法存在於社會裡每個人的意識中，是社會成員共有的表達媒介。而話語則是個體在具體情境中進行的語言活動，也就是一次次具體的表達和理解。前者是語言活動的社會性規則，後者則是個人對這套規則的具體運用。他用國際象棋的例子來形容語言和話語的關係，國際象棋的規則是語言，而一局具體的棋局是話語。

索緒爾認為語言學應當研究語言，而不是具體的話語。而研究語言有兩種研究路徑，一種叫共時性的研究，另一種叫歷時性的研究。共時性的研究是指在某一特定歷史時期中考察具有相對穩定性的語言結構，歷時性的研究是指在對語言歷史變遷的研究。而其中，共時性研究才是更重要的，因為他認為必須先要研究一個系統內各個要素的功能關係，才能研究不同系統之間的更替，他甚至認為語言學家應當排除歷史。

我們看到，人說話不重要，重要的是人用語言來說話。因為意義是被符號間的關係所生產出來的，和現實看起來沒有直接關係，完全是任意的，是人類約定俗成的，而單獨的個人沒得選，只能學習使用語言才能參與社會交往，所以，索緒爾還有更進一步的論斷，他認為話說人。人類一切知識的學習都要通過語言，人的思想也和語言密切相關，人的思維模式是外部的語言所決定的，所以語言為我們認識外部世界設定了規範。所以，不是現實世界使得語言有意義，而是反過來，語言賦予世界以意義，外部世界是語言符號的產物——這是反直覺的，但卻是當代理論界的常識，不過我覺得這是個必然的幻象，理應被整合進一般人的常識，而不是作為某種神秘的象徵引誘人們學習理論，這或許是學術界和普遍社會之間區隔的一個體現（學了理論，你甚至可以相信「不是人說話，而是話說人」這種鬼話，理論界不僅用的詞很高端，還能讓看到現象後面的反常識的東西，使你和普羅大眾隔絕開，成為一個高級的文化人兒）。

| 結構和語言，索緒爾對文論的啟發

直接承接了索緒爾大部分觀點的是法國結構主義，這一派的理論家（包括施特勞斯、羅蘭巴特等）相信，每一個研究對象，也就是作品文本，都是只是某一次具體的話語而已，決定了話語的是語言系統，決定了文本的則是文化結構。所以結構主義的研究方式就是嘗試從文本中揭示出文本背後具有決定性作用的，文化結構。我們看到這恐怕是一種社會文化中心的文論，對於作品本身並不怎麼關心，就像伊格爾頓說的那樣，「結構主義絲毫不關心研究對象的價值，人們既可以用它研究《戰爭與和平》，也可以用來解讀《戰爭的吶喊》（這是一本政治宣傳小冊子），它是一種分析方法，而非評估機制。」

除此之外，索緒爾對於語言的重視或多或少也引發了對於所謂文學語言的關注，比如羅曼·雅各布森關於文學語言詩性功能的研究。這方面的典型是俄國形式主義和英美新批評，他們認為文學（尤其是詩歌）具有一種特殊的，不同於一般語言體系的，屬於自己的文學語言，在這套專屬於文學的體系中，美的意義被生產出來。不過這就和索緒爾的主要觀點沒什麼聯繫了。

所以我們畫張圖總結一下：

原圖出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