復旦大學郜元寶教授:女權主義是本世紀最大的邪教
1、彈琴的手與琴弦
反思歷史,倘若只審問領袖,而放過群眾(特別是其中最無特操的知識分子),就不僅永遠無法窺破領袖的真相,也永遠無法了解歷史本身的真相。
領袖和群眾(主要是群眾)共同推動了歷史的發展,正如琴弦與彈琴的手一起彈出了各種樂曲。
在歷史的法庭中,大家都是被告。
2、也許只是一個」無」
總有人惋惜,對」文革」那樣的歷史,竟然至今未見豐富而深刻的反思;
也總有人預言,說這樣的反思終究會有,只不過禁錮太嚴,時辰未到。
惋惜者和預言家都認定理想的反思曾有,已有,或將有,就像種子埋在地下,條件成熟,便破土而出;又如財寶藏在暗中,強敵退去,就可堂而皇之地歸於物主。
然而都沒有想到:該說的,能說的,都已說出;該說、能說而不讓說的,也已在閑言碎語中泄露無遺。
那未曾說出的,只是一個」無」。
判斷民族將來的語言,看它已經說出的,便可瞭然。
看那已經說出的,便可知道關於」文革」,現在活著的中國人早就沒有什麼可說。
本來沒什麼,何必期待有什麼。
真要期待,就只能期待慘劇再來,--比上一次的更慘。
蚌病,並不一定生珠。
更大的可能,倒是繼續爛下去。
3、吃污點飯
在不敢正視真相卻善於自誇與自賣的民族中,歷史的恥辱,從來不是在自己身上開出的認識歷史的窗口,而只是證明自己的清潔與榮耀的遠遠推開、」與眾共棄」的他人身上的污點。
別人的恥辱永遠是欣賞自己的最好的鏡子。
一馮道,一周作人,一餘秋雨,襯出多少人的清潔與神聖!
只有弱者在恥辱中煎熬,而這恥辱本是強者加於他們的污衊與冤謚,本是各個時代的強者或偽詐者應該背在自己身上的標誌。
恥辱是弱者和誠實人的墓志銘,強者與偽詐者的通行證。
歷史的恥辱,大多轉化為某些」敗類」的污點,然善讀史者,也可以由此照出所有吃污點飯的強者和自詡為純潔無瑕的少年的更大的恥辱。
4、從拜神到拜物
先前拜神如拜物。
現在拜物如拜神。
狂熱的拜神,轉為同樣狂熱的拜物,十幾年的功夫,似乎並無線索可尋。
拜神是被迫嗎?其實多半出於自願;
拜物是自願嗎?其實多半因為被迫。
表面的被迫包裹著的自願,和表面的自願掩蓋著的被迫,中間只有一步之遙。
5、某城市
很大,其實很小;很新,其實很舊。
奴隸制度並未消失,就來了封建;封建並未除根,就來了某某主義;現在另一個某某主義也羞羞答答地跑來了,但原來的某某主義仍然縫縫補補又一年。
舊顏色還沒剝落,新顏色已經塗上;層層疊疊,蕪雜而離奇。
顏色太多以至於不見正色,特點太多以至於毫無特點,說法太多以至於沒有說法,騙局太多,以至於似乎並沒有騙局。
真實窒息於虛偽的核心,猶如新鮮食物腐爛於精緻的瓮。
一切都是從外面附加和強加上去的,本體要求表達其內部真實的渠道均已堵死。
川流不息地輪番展覽,然而只有表演,沒有表現。
6、計劃學術
計劃老爺從經濟領域淡出,就到學術領域發揮餘熱來了。
學術界貪戀大度地將計劃經濟時代的全部重型設備與費舊物資照單全收。
計劃經濟衰而計劃學術興。
7、星際時代
在無垠的宇宙圖景中,地球,已經被人類用自己發明的光,從原來的黑暗中日益暴露出來。
一切都已連根拔起,此後不再有秘密,不再有安全之地,一切皆繫於已經開始的星際對話--人與神的交流,或人與魔的交易。
只有走入星際,走入前所未有的最大的危險,神或魔才真正不容置疑地進入人心。此後不再有一扇可以關閉的門,不再有一個真正安寧的家,一切都在光天化日之下,惡失去了遮掩,善也不必害羞--他們的時代同時來臨。
8、缺席者
沒有人所不能到達之處,罪責和榮耀都是人的。
沒有缺席者,因為你缺席時,自有別人在場。
惟有神是永恆的缺席者,如同他也是永恆的在場者。
惟有此缺席者才在,惟有此在者才可以說不在。
9、愚民者必自愚
常以為愚民者,必定聰明超過所愚之民。
他們自己也一定這樣以為,其實不然。
愚民者必先已自愚,否則決想不出這樣損人不利己的治法;愚民政策培養了愚民的閉塞與狡黠,也造就了比所愚之民更愚的愚民者。
一切愚民者都不知道,世上最愚蠢的,便是那自以為聰明絕頂而別人一律愚不可及的人。愚民者硬是自己把自己做成了千人唾棄的小丑,萬民嘲弄的大傻瓜。
10、關鍵是要有一把鐵鎚
關鍵是要有一把鐵鎚,敲碎每一個漢字的堅硬的外殼。
11、」反面話語」對女權主義的批判
權力,對於米歇爾 福科來說,乃是」力量的關係」;它不是任何個人或任何群體孤立的所有物,而是瀰漫於社會的每個角落的一種普遍的結構性力量。因此,在某一方面為權力所控制的人們,也會在另一方面用種種抗拒和顛覆的方式來消解那控制他們的權力。
福科因此認為,哪裡有權力,哪裡就有對於權力的抵抗。比如在談到權力對於個人的身體的壓制以及使這種壓製得以運行的針對身體的權力話語時,福科就曾指出:」權力,在使自己布滿身體之後,就會發現自己已經遭到了迎面而來的相同的權力的阻擊」(《規訓與懲戒》)。
情況似乎是這樣的,當男性的權力機制賦予女性身體以重要性(用福科的話來說就是將女性的身體充分地」性感化」)時,也為女性打開了獲取權力的潛能,使得女性可以利用衣著打扮等等本來用來」性感化」她們的身體的屈辱性話語體系來為她們自己的目的服務。就拿維多利亞時代風行的婦女緊身胸衣來說,一些女權主義者認為那是一種專門用來」規訓」 (discipline)女性的身體從而把她們變成」馴服的」和工於獻媚的」優雅的奴隸」的衣裝,但另一些受到福科啟發的學者則認為,這些婦女並不是男權社會體制的被動的犧牲品或受虐狂,恰恰相反,她(他)們由此在社會和性上面獲得了對於自身的肯定:婦女比男人更多地利用了她們的性感而在社會上出人頭地,有時可以達到排擠乃至壓抑男性的地步。如果這種分析可以被接受,那我們也許就可以將這看作是福科所謂的」反面話語」 (reverse discourse)的一則顯例。
權力一旦被植入女性的身體--表現為緊身胸衣對於維多利亞時代英國婦女的身體的」規訓」--那麼對於婦女來說,就存在著利用這種權力作為她們自己的晉身之階的一種潛在的可能性。福科的」反面話語」理論,揭示了很容易為人們所忽視的權力運作的真相:強者頒布的權力話語,也會被弱者」顛覆」;當這種」顛覆」活動取得成功之際,便產生了弱者的權力話語。
但是這裡所說的」顛覆」,並不一定意味著結構性的權力整體的消失,更常見的情形乃是從一種形式化為另一種形式,確切地說,是從一個叫做強者的主體轉移到另一個叫做弱者的主體。比如緊身胸衣本是」規訓」女人身體的屈辱之物,但被女人鑲上花邊,配好顏色之後,又變成她們蠱惑男人而往上爬的晉身之階。先前拘束女人的衣著,現在卻成了控制男人的手段--對那些處於弱勢的男性而言,更是如此。
真是無獨有偶,魯迅也早就發現,古代社會加在女人身上的枷鎖,到了現代社會,已經進化為耳環、手鐲、腳鐐了--這些都可以成為羈絆男人的繩索,雖然仍舊戴在女人身上(《准風月談 男人的進化》)。
所以權力並不總是強者的私產;強者從來都不孤立地行使權力,所謂權力的運作,往往倒是所謂的弱者相幫著乃至代替強者最後完成的。
所以暴君的臣民比暴君更暴。
所以號稱不敢隨便說話、天天大叫冤屈、在公眾面前擺出一副無可奈何的可憐相的新聞記者或」民間知識分子」之流,一轉身就會露出他們滿口的鋼牙--其」弱勢的語言」足以讓更弱的弱者啞口無言,甚至喪失性命。
」人言可畏」,而這所謂」人言」,無非長舌婦的蜚短流長之類,如此並非強勢話語的」人言」竟至於」可畏」,正是」反面話語」的典型了。
人能警惕強者的話語,卻不知道提防弱者的」人言」,所以木皮道人的所謂」軟刀子殺人」,幾百年後還能惹得魯迅先生為之嗟嘆不已。
現在人們多喜歡引用福科的時髦理論,似乎早忘了魯迅對於弱者的語言可能具有的暴力的揭露:
」現在的報章之不像個報章,是真的;評論的不能逞心而談,失了威力,也是真的,明眼人決不會過分的責備新聞記者。但是,新聞的威力其實是並未全盤墜地的,它對甲無損,對乙卻會有傷;對強者它是弱者,但對更若者它卻還是強者,所以有時雖然忍氣吞聲,有時仍可以耀武揚威。」(《且介亭雜文二集論」人言可畏」》)
但現在的新聞記者又哪裡會」忍氣吞聲」,」世故老人」的心還是過於善良了。
12、中國小說史略
從前士大夫看不起小說,現在小說家看不起知識分子。
二者始終無緣。
這是報應。
文章:郜元寶《現在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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