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向自由聯合的戰略戰術問題——柄谷行人《世界史的構造》評介

03-29

文/黑山人

《世界史的構造》是日本學者柄谷行人的一部集大成的著作。該書從廣義的生產方式即柄谷行人所謂的「交換樣式」這個獨特的視角出發，對人類歷史的演進做了一個深入淺出的歸納，非常有啟發性。以下，筆者對書中的重要觀點一一進行討論，希望拋磚引玉。

第一部分（1-3）：世界史的大結構（破土網已發）

第二部分（4）：交換樣式的創見和局限（破土網已發）

第三部分（5）：尋找「想像的共同體」

第四部分（6）：資本積累的魔術

第五部分（7-9）：走向自由聯合的戰略戰術

1、定居導致農業：什麼導致了定居的普及？

柄谷行人提出，人類產生文明的開端不是傳統歷史教科書所說的農業革命，而是定居革命。定居之後，由於無法「用腳投票」，個人的自由受到了極大的限制，導致了封建性的互酬共同體的誕生，人類社會開始走上一條技術愈益發展而道德愈益虛偽的「文明」之路，並且在近代以來「資本-民族-國家」的結合體中達到了登峰造極的程度：偽裝成自由的資本，偽裝成友愛的民族，偽裝成平等的國家。

在這一解釋中，定居成了人類道德墮落的開端。但是，有一個問題仍然沒有得到充分解釋，那就是：定居本身又是如何發展成為人類普遍的生活方式的呢？柄谷行人猜測，定居是從上一次冰河期結束之後人類被迫從狩獵轉向捕魚開始的，因為漁業需要難以搬動的漁具，這促使人們定居在河口附近。也就是說，定居是偶然發生的。而一旦定居發生之後，緊接著就必然會發生農作物種植和動物馴養，農業隨之產生。根據賈雷德·戴蒙德《第三種猩猩》書中的觀點，定居農業團體相對於遊動採集團體的優勢在於農業可以養活更多的人口（雖然營養水平更差），因此可以在戰爭中獲勝，從而把後者擠到資源貧乏的邊遠地帶，最終完全消滅這種持續了幾百萬年的人類生活方式。

戴蒙德的觀點可以解釋定居為什麼會佔上風，但這裡暗藏著一個前提：人類群體對於自然資源的爭奪是一直存在的。也就是說，人類文明的前史也充滿了慘烈的戰爭。這個前提類似於當代人類學家普遍採納的馬爾薩斯版本的唯物主義：人口壓力，或更確切地說，人口對資源環境造成的壓力，是人類文明（技術、組織）發展的第一推動力。綜合柄谷行人的猜測和馬爾薩斯版本的唯物主義假說，一個更全面的觀點是，漁業發展和人口壓力都促進了定居革命乃至農業革命的興起，其中，生產活動的轉變是內部因素，部落戰爭則是外部因素。

對於定居起源的忽視，可以說是保護了柄谷行人對於原始社會中存在著「自由、平等、友愛」的理想社會的想像。正是這種想像，支撐起了柄谷行人對於未來社會進步到「永久和平」的大同世界的信心：這本來就是定居出現之前的幾百萬年間人類生活的慣常狀態，已經深深植入了人類的生物基因和文化傳統，成為了弗洛伊德所謂的「強迫性重複」、「被壓抑物的回歸」的無意識的心理動力。很明顯，柄谷行人是個盧梭式的性善論者。但是，把社會進步的希望寄托在暗藏於人性深處、起源於漫長的遠古時代的善良品質之上，這種虛無縹緲的設想反映出柄谷行人在現實中缺乏有效的推動社會進步的手段，例如，他在日本曾經嘗試推動的「新聯合主義運動」（New Associationist Movement）就沒有獲得成功。

更重要的是，如果定居是人類走向不平等和不自由的關鍵，那麼在邏輯上可以得到推論：重新恢復遊動的生活方式是重建自由平等社會的前提。但這似乎是難以實現的，甚至是難以想像的。不知是無意中的遺漏，還是有意的迴避，柄谷行人在這本著作中並沒有提到這個問題。

2、國家機器的起源、發展和終結

在本書中，柄谷行人把主要篇幅集中於研究國家機器（state，即政府）的起源、發展和終結。之所以這麼做，部分原因正如他自己所言，馬克思並沒有深入研究國家機器和民族觀念這兩個問題，對這兩個方面的忽視導致了二十世紀社會主義運動的挫折。然而更重要的原因，恐怕在於他的思考重點，或者說他的首要假想敵正是集權的、官僚制的國家機器，而不是資本主義企業或家長制家庭。畢竟，柄谷行人是在反對日美安保條約的民眾運動中初次投身政治的，而這一運動的矛頭指向的正是日本政府。

柄谷行人認為，國家機器產生於人類群體之間的互動——戰爭，而不是從單個群體的內部產生的。人類群體之間頻繁的交戰一方面催生出了用暴力統治一切的國家機器，另一方面，臣民用服從統治來換取免於外人侵略和分享戰利品的好處。這個解釋和定居革命一樣面臨進一步的追問：人類群體之間的頻繁交戰是何時產生、如何產生的？柄谷行人只是簡單地說，定居帶來了剩餘產品的儲備，進而帶來了不平等和戰爭，但並沒有給出充分的理由。而且，在追問定居的起源的時候，我們也已經發現了其中暗藏的前提就是戰爭是人類的一種常態。

柄谷行人把現代資本主義出現以前的國家機器的形態分為三種：古代希臘羅馬的奴隸主協商制（貴族民主）、中世紀西歐日本的家臣分封制（封建）、近代西歐的絕對王權制或亞洲美洲非洲的亞細亞集權制（專制）。柄谷行人借鑒了卡爾·魏特夫的研究，把國家機器的形態和國家所處的地理位置聯繫起來，認為邊緣國家處在一種與中心國家若即若離的有利位置：由於並不太遠離中心，所以能吸收中心國家的物質文明成果，同時，由於並不太靠近中心，所以又能拒絕中心國家的政治、軍事和文化影響（入侵），從而保持本國的獨立性。古希臘（波斯帝國的邊緣）、近代西歐（阿拉伯帝國的邊緣）和日本（唐帝國的邊緣）、英國（西歐的邊緣）都是這樣的例子，由於有大海的相隔，所以既能開展貿易，又能避開侵略。

3、相似結構的反覆出現，以及超越的契機

人不可能兩次踏進同一條河流，然而，「前事不忘後事之師」的古訓卻也是千真萬確的。人們之所以擺脫不了對於前人的重複，正是因為他們身處其中的環境或結構，常常是大同小異的。本書最突出的優點，就在於確認了歷史演進過程中反覆出現的這種相似性，並透過表面事件的相似揭示出深層結構的相似。

具體來說，在國內政治方面，通過對馬克思的《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的解讀，柄谷行人展示了獨裁者是如何藉助祖輩的光環把自己偽裝成各方利益的代表從而獲得各方支持的。這方面有兩個近在眼前的例子，在此不便細說，你懂的。

在世界歷史方面，柄谷行人根據世界體系理論，把工業革命以來的世界歷史歸納為帝國爭霸時代的帝國主義外交政策和一國獨霸時代的自由主義外交政策的交替出現，每一個時代大約持續60年（一個甲子）：1750-1810是荷蘭退位、英法爭霸的帝國主義階段，1810-1870是英國獨霸的自由主義階段，1870-1930是美德爭霸、英國掙扎的帝國主義階段，1930-1990是美國獨霸的自由主義階段，而1990年之後至今則是美國四面楚歌、歐亞大陸群魔復興的帝國主義階段。除此之外，借鑒了長波理論，每一階段都對應著一種引領全世界資本積累的「世界商品」，從1750年以來分別是：紡織品、輕工業品、重工業品、耐久消費品（家電、汽車）、信息技術產品（電腦、手機、互聯網）。

在當今世界，過去曾經輝煌一時的俄羅斯帝國、奧斯曼-土耳其帝國、大清帝國、印度莫卧兒帝國、日本帝國紛紛死灰復燃，加上不甘二流的大英帝國、新興的德法-歐盟帝國和靠金融吸血維持餘威的美帝，各個地域集團之間的競爭愈演愈烈。未來，隨著信息技術革命的技術紅利和中國變身世界加工車間的人口紅利不可避免地走向終結，資本的利潤率將會下降、地域集團之間的競爭會越來越激烈，因此，最終似乎不可避免將會通過一次決定性的世界大戰來消滅過剩資本、排定列強座次。在柄谷行人看來，唯一可以抱有樂觀希望的是，世界大戰由於暴露了國家機器和資本主義的真面目、引發了人們的和平渴望，因此也蘊藏著「世界同時革命」的可能性，從而結束這個唯利是圖的資本主義經濟體系、暴力欺詐的國家機器和「強權即正義」的世界結構，催生出一個真正「永久和平」的世界共和國。

4、交換樣式的創見和局限：交換重於生產（和再生產）？

柄谷行人在《世界史的構造》中借鑒卡爾·波蘭尼的理論，區分了人類自古以來的四種「交換樣式」：D匯聚（遊動群體），A互酬（定居群體），B掠奪-再分配（政府），C商品-貨幣（市場）。他認為，未來社會進步之後，人類的交換樣式將「在一個更高的水平上」恢復到最古老的「匯聚」，即純粹的贈送：贈送的一方不要求任何回報，受贈的一方也不會覺得自己欠對方的「人情」而有回禮的責任（反之，贈送就不是純粹的，就可以稱為「互酬」）。在這樣的交換樣式之下，社會就會達到我為人人、人人為我、各盡所能、各取所需的理想狀態，戰爭就會遠離人類。

以上的概述中，「D匯聚（遊動群體）」是筆者的個人理解，與柄谷行人的說法略有出入。在書中，柄谷行人將此稱之為「交換樣式X」，並認為這是「在更高層次上」對於交換樣式A互酬的恢復，也就是純粹的贈與。筆者認為這是柄谷行人的疏忽，因為他很明顯把「匯聚」與「互酬」做了區分。

對交換活動的強調，來源於柄谷行人對國家機器的關注，因為政府的主要職能就是進行掠奪和再分配式的強制交換，而在一個等級分化的社會裡，這一強制交換幾乎總是打著公共利益的旗號，卻干著劫貧濟富、鋤弱扶強的勾當。福利國家的虛偽性就在於此。用魯迅的話來說，政府增加社會福利的時代不過是勞動者「坐穩了奴隸位子」的時代。而一旦遇到政治經濟對抗（冷戰）和軍事戰爭，狼外婆的真面目就會暴露無遺，弱者只有被抓去做壯丁做炮灰的份。

藉助柄谷行人的批判，我們可以明顯看到，某些中國學者所謂的「左派向政府要福利、右派向政府爭自由」的左右兩派其實是一丘之貉。試想，如果左翼要求權力介入來減少財富分配的不平等，右翼要求權力介入來減少經營活動的不自由，那麼最高權力就可以左右逢源、穩坐釣魚台，讓左右兩派互相牽制、都對自己的主持公道寄予厚望，還能有什麼統治比這更輕鬆愉快的嗎？

通過「交換樣式」的角度來觀察世界歷史的演進，可以說是本書最大的創見，但這同時也帶來了巨大的盲點：柄谷行人過分誇大了交換活動的作用，試圖以此為基礎來解釋人類社會形態的整個演進過程。然而，由於忽視了人類生活的真正基礎——生產和再生產，「交換樣式」理論並不能充分地解釋歷史發展的因果關係，尤其是四種交換樣式分別是如何出現、如何在不同的歷史時期里佔據主要地位的，而只能對事物存在的形態進行分類辨別。

為什麼生產和再生產比交換更加重要？道理其實很簡單：我們每天的大部分精力都花在了生產和再生產這兩項活動上。

從生態-能量系統的角度來看，生產就是利用外界能量來服務於人類的過程，可以看做是最基本的生物活動——新陳代謝的一部分。人類和動植物在生產活動上的差別，在於所調動的外界能量大小（能量輸入乘以轉化效率）的不同。在人類歷史上，生產活動的主要類型經歷了採集狩獵、園藝（刀耕火種）、農業（種植養殖）-畜牧業、工業的發展，所調動的外界能量越來越大：從早期利用生物運動和植物燃燒產生的能量，到工業革命以來的化石燃料、原子能。這些能量被用於生產、再生產、交換等各種人類活動。

再生產則是人類勞動力得到恢復和補充的過程，可以看做是一種特殊的生產，其產品不是有形的物品，而是無形的勞動力。通過再生產活動，我們自己的體力（身體）和精力（精神）得到恢復，並且養育下一代，使他們補充到整個社會的勞動力大軍之中。飲食、休息、玩耍、社交是最主要的再生產活動。

一個群體的生產方式（即生產技術水平和生產組織方式）受到這個群體所面臨的生態-人口因素的制約。再生產的方式則由生產方式衍生出來，和生產方式互相配合。決定我們的社會形態和意識形態的，正是這些我們每天時時刻刻都在做的事情、我們的日常生活：生產和再生產。交換的方式也是從中產生的。筆者的猜測是：匯聚的交換樣式產生於遊動的採集狩獵群體的生活方式，互酬的交換樣式產生於定居的農業群體（種植養殖）的生活方式，掠奪-再分配的交換樣式產生於戰爭勝利後對戰利品的瓜分，商品-貨幣的交換樣式產生於礦業和武器製造業，而最特殊的商品——勞動力商品則來源於兩種特殊職業：妓女和僱傭軍。

在這四種交換樣式中，商品-貨幣是最晚出現的一種，也是最純粹、最自由的一種交換樣式，因為它最大程度地排除了交換者的人際關係因素：匯聚帶來了群體歸屬感，互酬帶來了尊卑差別和羞恥感，再分配帶來了主奴關係和罪惡感，這些交換行為都附帶著一定的人際關係和情感紐帶。然而，商品-貨幣交換則有能力使「一切固定的都煙消雲散」，這造成了一種全新的情感：焦慮感，也就是為了逃避孤獨而竭力引起別人關注。

交換活動只是第三重要的人類活動，因為生產活動和再生產活動有很多是不需要交換而由一個人獨自完成的。交換活動變得不可或缺以至於無所不在，僅僅是在資本主義生產制度帶來了流水線勞動分工（因此需要交換才能生存）和全球化產業分工（提供了交換品）這兩大因素之後才發生的。非人格化的生產帶來了非人格化的交換。但是，我們不能把今天我們習以為常的情況當作是人類歷史上普遍存在的、一直如此的。把交換活動當作是最基礎的人類活動，就是犯了這種以己度人的錯誤。

5、想像的共同體：民族和宗教仍然重要嗎？

所謂的「想像的共同體」，只是勞動力再生產的一種渠道。人這種特殊的勞動者不僅需要體力的恢復，還需要精神的激勵，而「想像的共同體」正是精神力量的源泉。

對於大多數當代人來說，雖然民族和宗教有時仍然能夠激起強烈的感情，但這並不是最重要的「想像的共同體」；最重要的「想像的共同體」乃是：家庭、「朋友」（同鄉/同學/同好）、流行偶像、團隊競賽。

共同體的關鍵在於沒有明文契約、但有道德強迫性的互酬，也就是所謂「來而不往非禮也」、「有借有還再借不難」。互酬的內容可以是物質性的，比如財物、勞務，也可以是精神性的，比如承認（「存在感」）、尊重（下級對上級、弱者對強者）。如果互酬性掩蓋了一個共同體的內部成員的不平等地位，那麼這個共同體就存在著想像的成分，因為在所有成員地位平等、利益均沾的共同體假象背後，這個共同體實際上由於不同的利益而分裂成了不同的特殊利益群體，比如有名望的明星和默默無名的粉絲（流行偶像共同體），老闆和員工（企業共同體）、官僚和平民（民族共同體）、銀行家和實業家（資本家共同體）、政府和資本家（統治階級共同體）、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國家權力共同體），等等。

以下分別說明幾種典型的「想像的共同體」：民族，家庭，「朋友」，流行偶像和團隊競賽。

「民族」這一虛構的集體形象曾經欺騙勞動者心甘情願地為統治者充當炮灰，但這只是在特殊的時期：國與國發生激烈對抗（尤其是軍事上）的時期。除此之外，在大多數時候，民族的宣傳口號對於普通大眾是無效的，因為不管是為誰打工都一樣是打工，對於個人的社會地位而言，階級（僱傭和被僱傭）和階層（中上層、中下層、底層）造成的等級差別才是最常見的和影響最直接的。隨著美國金融危機的爆發和國際政治局勢的緊張，民族主義宣傳在各國也是愈演愈烈，因為大量外來移民以更低的工資水平搶走了中下階層的本地人的工作，比如穆斯林移民在西歐、墨西哥人在美國。

在社會福利體系不完善的國家，最重要的「想像的共同體」是家庭：父母在子女身上的付出是期待得到回報的。家庭正是中國傳統儒家的理想秩序，簡而言之就是「父慈子孝」：處於「君/父」地位上的人必須主動施以慈愛，處於「臣/子」地位上的人必須回報以忠孝，與此同時，如果父不慈，那麼子就可以不孝。家長制的家庭是近代以來「民族」想像的模板：「民族」領袖就像是一家之長，「民族」同胞就像是家族成員。但是，這個秩序的漏洞在於，過於仰賴君父的個人能力來維持其運行。一方面，由於君父所擁有的資源遠遠多於臣子，君父的贈送將會讓臣子無力償還，為了報答君父的恩情，臣子只有無條件地為君父服務，於是，在現實中就產生了強制性的人身依附關係，臣子失去了理論上的自由：臣子不得不忠孝。另一方面，由於君父擁有分配資源的權力（慈愛的表現就是分配資源），所以，君父可以通過獎懲措施來獲得對於慈孝規範的最終解釋權，用大白話來說，就是「此山是我開，此樹是我栽，若從此路過，留下買路財」。因此，在現實中，君父往往會獲得至高無上的權力而獨斷專行，「朕即國家」。遇到明君的時候，一切都沒有問題，但是一旦遇到暴君或昏君，而臣子又不得不盡忠，就會發生「平日袖手談心性，臨危一死報君王」的悲劇，臣子再怎麼苦口婆心，也影響不了昏庸無能的君父。

需要指出的是，柄谷行人對於互酬並沒有提出批判。這與他對掠奪-再分配（以國家機器為代表）和商品交換（以資本為代表）的批判性態度完全不同。他雖然提出了在互酬之前存在著「匯聚」這一純粹的贈與，但在具體的分析中並沒有把兩者的區別貫徹始終，甚至認為未來的理想中的交換樣式X是「在更高層次上」對於交換樣式A互酬的恢復。不僅如此，他還把「民族」和宗教看作是想像中的互酬共同體，並認為其缺點並不是互酬，而是用美好的想像掩蓋了不平等不自由的現實。筆者認為，這可能是柄谷行人的疏忽或誤認。這一錯誤的原因，或許是因為日本文化中無所不在的互酬式的道德規範，以及柄谷行人長期以來作為一名大學教師的職業習慣。不得不再次指出，互酬是以私有製為前提的，而且包含了專制權力和封建式人身依附的萌芽，對於這種溫情脈脈的交換方式，我們不得不加以警惕。比如，家庭中發生了大量不為人知的悲劇，在古典小說戲劇、心理疾病臨床案例、「父母皆禍害」這樣的網路論壇中比比皆是、觸目驚心，集中體現了互酬式交換的弊端。

在農民工或移民勞動者聚集的城市裡，「朋友」（同鄉/同學/同好）也是一種重要的「想像的共同體」。除了在精神上互相交換「承認」以獲得「存在感」、減少孤獨感之外，「朋友」往往在勞動者結婚之前或升官發財之前承擔著許多物質性的功能，比如分擔房租。之所以在「朋友」這個詞上加了引號，是因為這樣的關係大都缺乏共同的長期重大利益和共同價值觀的支撐，因而短暫易逝，個人社會地位的沉浮往往會輕易地瓦解這種「朋友」關係。如果把人際關係看作一種社會資本，那麼，現代社會的「朋友」是一種非常脆弱的社會資本，在這種情況下，人們也都不願為此付出太多的投入。於是，孤獨感就成了現代人的一大心理負擔，嚴重的情況下則會發展成為戀物癖、強迫症、抑鬱症等心理問題。服務行業和大眾傳媒即使提供再多的代償品，也無法真正消除這種因為缺少與他人的真實的聯繫而產生的孤獨感。

如果說家庭和「朋友」的互酬主要是物質性的，流行偶像和團隊競賽則主要是精神性的互酬：粉絲花錢（和時間）看演出、買周邊商品，期待在偶像的表演中看到自己隱秘的愛恨情愁在想像中得到共鳴；球迷花錢看比賽、買周邊商品，期待自己支持的球隊能夠贏下比賽，或至少是全力一搏，從而讓自己被社會（家長、領導、地主等等）壓抑的競爭衝動在想像中得到宣洩；陌生人在球場上或網路上組隊進行比賽，期待在一致對敵的團體中獲得暫時的歸屬感，用自己付出的努力來換回隊友和對手的承認。

所以，隨著宗教、民族、革命這些「宏大敘事」的衰落，隨之而來的並不是宏大敘事的終結，不如說是從單數的宏大敘事變成了複數的宏大敘事。在每一個迷人的故事中，說故事的人都巧妙地把歷史事實和戲劇元素結合起來，讓觀眾在觀看和參與中獲得超越有限的個人存在、融入更大的集體存在乃至於人類歷史無限存在的神聖感。一個上帝倒下了，無數個上帝站了起來。這些「想像的共同體」，這些在「文化工業」流水線上批量製造出來的「精神鴉片」，是現代勞動者在越來越沉重的剝削壓迫和越來越疏遠的人際關係之下仍然維持著生存勇氣和人生意義感、仍然沒有普遍陷入精神失調而失去勞動能力的救命稻草，也是現存秩序能夠維持穩定的關鍵因素之一。

6、資本積累：並非來自勞動剝削，而是異地差價？

筆者認為，柄谷行人之所以把資本積累的根源放在買賣交易而不是勞動剝削上，可以從三個方面來找原因。首先是情感上的原因。對於敲骨吸髓一般的勞動剝削，學者的感受總是不如社會底層的生產勞動者。作為社會中層的專業人員，學者對於自己的勞動過程和勞動結果評價有一定的自主權和討價還價的餘地，而不是像普通勞動者一樣完全聽命於其他人：領導的獨斷意願、機構的硬性規定，或勞動力的白菜價。即使學者能夠潛入其中看個真切（人類學的「參與式觀察」），他們也很難獲得與勞動者同樣的感受，因為他們作為專業人員所擁有的社會關係讓他們在經濟上始終是有退路的，而勞動者則除了被層層盤剝而勉強過活之外別無選擇。不當家不知柴米貴，想像和真實畢竟是不同的。

其次是動機上的原因：柄谷行人試圖為自己倡導的「拒絕購買」的反資本主義策略尋找理論。用政治經濟學的術語來說，柄谷行人關注的是剩餘價值的實現（剝削之後的洗白），而不是剩餘價值的產生（剝削過程本身）。在異地的商品交換中，由於價值體系的不同，蘊含在商品里的剩餘勞動得到了超額的變現。這在生產全球化的今天是很明顯的事實，古代的奢侈品貿易也是如此。但是，柄谷行人並沒有認識到，即使在同一個價值體系下，剩餘價值仍然是可以實現的，其中的秘密在於失業大軍和奢侈品消費。這是他錯誤理解資本積累的知識上的原因。以下就著重分析柄谷行人的資本積累理論本身的問題，下一節再分析「拒絕購買」這個策略目標的問題。

奢侈品的存在被柄谷行人完全忽略了。這一錯誤在馬克思主義經濟理論中經常出現，最典型的就是消費不足導致經濟危機的觀點。根據這一觀點，只有在現存的資本主義經濟體系的外部、也就是非資本主義的地方，才能消費掉資本主義經濟體系生產出來的剩餘產品，從而完成資本利潤的積累。這一觀點和柄谷行人關於異地差價實現資本積累的觀點有一個共同點，就是認為資本不可能在其體系內部實現利潤、完成積累。錯誤的根源，在於初始假設是錯的。這個錯誤的初始假設就是：無產階級的勞動產品最終全部都是由無產階級自己來消費掉的。

實際上，僱傭勞動者生產出來的產品並非都是面向大眾市場、由勞動者自己消費的必需品，雖然這一部分的產品很重要，既產生了利潤，又起到了刺激技術進步的作用，但總還是有專供少數人享受的奢侈品。不同檔次的奢侈品直接對應著不同層次的消費能力的人群，而不會被普羅大眾所消費。就像這麼一個網路段子：月收入五萬以上，可考慮歐美中端游；月收入三萬，可考慮低端歐洲游；月收入一萬到二萬，請選擇東南亞游；月收入低於一萬，請選擇國內游；月收入低於五千，請選擇省內游；月收入三千，請選擇郊遊；低於兩千，請選擇花生油；低於一千，請選擇地溝油；沒有收入的，請選擇夢遊。

奢侈品的勞動成本和租金成本要遠高於大眾必需品：在勞動環節，精工細作（「工匠精神」）、殘次品損失、產品設計、廣告宣傳等等都需要耗費人力；在租金環節，優質原料、高檔商鋪、高級技工等等也都價格不菲。如今，奢侈品生產者相當於古代的家奴，而必需品生產者相當於古代的貧農，雖然兩者都屬於社會中被剝削被壓迫的「沉默的大多數」，但地位是有高下之分的。

舉個例子。各位，知道江蘇蘇寧嗎？知道廣州恆大淘寶嗎？

恩，江蘇蘇寧是中國最高級別男子足球聯賽的一支強隊，最近花了5000萬歐元（接近4億人民幣）只為購買一個26歲巴西小夥子的四年勞動。另一支強隊廣州恆大淘寶，前不久花了4200萬歐元（約3億人民幣）購買一個29歲哥倫比亞小夥子的四年勞動。當今聖上喜歡足球，所以這些老闆不惜花大價錢購買世界一流球星來取悅聖上大人，同時也向全世界炫耀一把自己手中的鈔票。如此天價的球員轉會費說明精英手上的錢有的是地方可以揮霍。

需要注意的是，奢侈消費並不是毫無意義的浪費，而是有著重要的社會功能。通過象徵性地展示自己的地位，奢侈消費可以警告競爭者（攀比）、穩住合作者（提高信用等級）、在下級面前樹威（廣告效應）、在上級面前示弱（樂不思蜀）。因此，奢侈消費是人類地位競爭賽場的一個項目，而且是其中比較間接、比較含蓄（「文明」）的一項。在這類競爭中，代價最高、收益也最大的一項是戰爭。僅次於戰爭的則是軍備競賽。精良的武器可不僅僅只有象徵性的價值。一方面，它能實實在在地起到威懾作用，因為它能在必要的時候直接教訓犯上作亂的傢伙；另一方面，先進的武器也可以賣出高價，得到巨額的壟斷利潤或技術租金。體育比賽則是這類競爭中最受群眾喜聞樂見、也最習焉不察的一項。在體育比賽中戰勝對手所帶來的快感十分短暫，幾乎從不會持續到第二天，但就是為了這轉瞬即逝的、象徵性的地位，各階層、各年齡的人們都樂此不疲，從電子遊戲到棋牌桌游，從大小球類到各種競速，人們把大量精力耗擲在沒有生產性的競技比賽中，以致於有學者提出人是遊戲的動物。總之，奢侈品雖然不是維持物質生存的必需，但卻是維持社會地位、維持心理生存的必需。奢侈品消費是一場不斷升級、永無止境的軍備競賽，地位越高，對奢侈品的需求越大。

考慮到奢侈消費的存在，消費需求不足的現象最多只是短期現象，而且只是經濟危機的結果而不是原因。沒有充分就業的勞動力後備軍時刻準備著為中產階層和統治階級的奢侈消費貢獻自己的勞動，只要能換回溫飽即可。國內急速發展的快遞行業就是一個例子，並不是因為快遞提高了物流的效率，而是因為國內存在著大量的剩餘勞動力。

即使在長期中存在著供大於求的情況，也不會是由所謂的需求不足而導致的消費品相對過剩，而是產能的絕對過剩。產能之所以變得絕對過剩，則是由於資本家之間的無序競爭，競爭可以發生在單個的公司之間，但更常見的是發生在地區性的公司集團之間。一開始，他們在經濟形勢好的時候利欲熏心、信心爆棚，競相追加生產投資，從而提高了整個社會的生產能力。產能的絕對過剩既拉低了產品價格，又抬高了市場競爭的支出，導致所有工業資本家的利潤都下降了。於是，如果沒有遇到新產品、新技術或新市場的有利時機，而資本家們又要止損，於是就只能減少生產性的投資，轉而進入金融市場進行賭博式的投機，最終點燃了資本主義周期性經濟危機的導火索：資產價格泡沫的膨脹和破滅。

因此，競爭才是資本主義的關鍵所在！競爭既造成了間歇性的商品繁榮，也帶來了周期性的經濟危機。以關鍵生產資源的私人所有為基礎、以競爭和逐利為導向的資本主義經濟制度，必然會導致嚴重的資源浪費和錯誤的資源配置。昔日西方列強之間的競爭，最終導致兩次世界大戰，用最野蠻的方法來重新排定座次、劃分勢力範圍；今天中國各個地方政府「有限公司」之間的競爭，則導致了產能嚴重過剩的重化工業和嚴重負債的地方政府，一步步走向危機爆發的邊緣。

在資本主義的制度框架內，解決周期性經濟危機的唯一辦法就是摧毀過剩的產能，也就是所謂「供給側」的變化：弱肉強食，消滅一部分固定資本。雖然這是唯一的辦法而且代價高昂，但資本主義制度畢竟能夠度過危機而存活下去。也就是說，想要在經濟危機中找到資本主義必然走向自我毀滅的證據是徒勞的。周期性經濟危機的發生只是提供了超越資本主義制度、實現資源共享和民主決策的有利時機，但機會只留給那些有準備的人。

有時，周期性經濟危機的解決過程中伴隨著重大技術進步的應用，也就是所謂的「創造性破壞」。用新技術來淘汰舊技術，結果將會提高社會生產力，從而彌補過剩產能被摧毀的損失。但是，當沒有重大技術進步的時候，破壞的代價就會層層往下轉嫁給「沉默的大多數」。一個國家範圍內的經濟危機，可以採取國家財政補貼下的企業破產重組（企業「瘦身」、「減員增效」、「下崗再就業」），或者拆東牆補西牆的金融騰挪（「有毒資產救助計劃」、「債轉股」），把之前錯誤投資的壞賬賴到小企業和普通勞動者身上。對於當今這個已經高度全球化的資本主義經濟來說，具有貨幣霸權的少數國家在遭遇經濟危機的時候，還可以通過所謂的「量化寬鬆」來濫發貨幣，把壞賬往弱小的國家身上甩。這些「溫水煮青蛙」的辦法都是「文明」國家採取的「文明」辦法，因為大國之間撕破臉皮直接開戰的代價太高了，兩次世界大戰的歷史教訓實在太過慘痛，不到萬不得已，不到羊毛被剪完、羊群終於一無所有被逼上梁山的時候，「文明」國家並不願意選擇這個風險最大的解決辦法。當然，局部地區的代理人戰爭作為試探對方應手和銷售本國武器的手段是屢試不爽的。

為了拖延經濟危機的到來，資本家真正是聰明得很！面對大把燒錢的市場競爭，小資本家選擇了投誠，大資本家選擇了合作。比如，蘇寧已經接受了阿里巴巴集團的注資，蘇寧和淘寶已經是親戚了。在國內創投資本最活躍的互聯網領域，近幾年來的大公司合併愈演愈烈，資源越來越向百度、阿里、騰訊等超級大公司集中。而且，這種趨勢不僅是在國內的互聯網行業，在世界各地的各行各業都在加速進行。2015年，是有史以來併購交易額最大、百億美元級別交易數量最多的一年：南北車合併了，陶氏杜邦合併了，百威英博（哈啤）1200億美元收購薩博米勒（雪花），戴爾600億美元收購EMC，輝瑞（偉哥）1600億美元收購艾爾建（玻尿酸），殼牌700億美元收購英國天然氣。

層出不窮的公司兼并收購意味著減少由競爭帶來的成本。當然，併購後的下崗分流也是常見的財務手段。但這並不是合併的主要因素，因為即使不合併也能裁員。併購的真正目的，除了減少本行業內部的競爭之外，其實是為了更大的競爭，既是和同行的競爭（同行的其他公司也會互相兼并組成更大的公司），還包括和上游供貨商、下游採購商的競爭。因此，沒有任何一個行業的資本家會樂於看到另一個行業產生出一個獨家壟斷的巨頭，即使勞苦功高如微軟這樣為資本主義帶來新的增長點的大公司，也依然在世界各地被其他大公司和當地政府提起反壟斷訴訟，一度面臨被分拆的危險。

順便需要指出，資本利潤的下降，即使伴隨著工資份額的上升，也並不一定意味著勞動者地位的上升，而很可能意味著不思進取的封建地主式經濟的復興。只需要明白三個基本公式就可以理解這一點：1.利潤=銷售額-成本，2.銷售額=價格*銷量，3.成本=生產成本（原材料價格、勞動工資、土地租金、資金利益、稅）+市場成本（競爭）。從這幾個等式中我們可以看到，利潤不僅取決於成本，也取決於銷售額。在銷售額方面，價格受到市場競爭的影響，競爭越激烈，價格就越低。在成本方面，勞動者的工資只是成本的一個部分，並沒有決定性的影響力。而且，如果我們深入分析工資的構成，就會發現其中同樣包含著土地租金（屌絲的房租或中產的房貸月供中，只有一小部分是房屋的生產成本，其餘都是租金）和市場成本（子女升學考試的軍備競賽開支、具有炫耀性和攀比性的社交儀式開支），甚至連維持基本生存繁衍的必需品開支中也包含著這兩項非生產性的成本。因此，表面上看是工資份額上升擠壓了利潤的空間，但實際上，勞動者的生活水平、尤其是可以自由支配的閑暇時間並沒有真正的上升，上升的是各種租金、稅金和市場競爭成本，其中，租稅進了地主老財的腰包，市場競爭成本則是對生產沒有幫助的純粹浪費。

總之，藉助於失業大軍和奢侈品消費，資本可以在本地的生產-消費循環中完成積累，而異地交換所賺取的差價只是起到錦上添花的作用。資本主義社會的指揮官是決定人們如何勞動的資本家，以及幕後影響甚至操縱著資本家的各級官僚，這是對資本主義社會進行正確分析的起點。

7、大眾消費：資本的薄弱環節？

柄谷行人指出，工人階級在社會民主黨（信奉勞資協商的工會）和凱恩斯主義（福利資本主義）的影響下不可能成為現存秩序（資本-國家-民族的合體怪獸）的掘墓人，他們甘於自己受僱傭受指使的奴隸地位，唯一的要求只是統治階級多給他們施捨一點「麵包和馬戲」。在這種情況下，「拒絕工作」這個激進的口號蛻變成了在私有產權-僱傭勞動制度之下討價還價的手段，以罷工為武器的工會不再有能力去改變這個打著自由旗號的現代奴隸制度。

作為一個無政府主義的社會主義者，在對資本主義現實的研究上，柄谷行人主要借鑒了馬克思的分析，但在對於未來社會的設想上，則主要借鑒了歐文的合作社「羅奇代爾原則」和蒲魯東的替代性貨幣計劃「國民銀行」，提出了「拒絕購買」和「區域性貨幣體系」的建議。然而，這兩個建議都是不切實際的空想。

資本家必須出售其商品才能實現利潤，這被馬克思稱為資本「驚險的一躍」。基於此，柄谷行人提倡通過「拒絕購買」來對抗資本家。這背後的理論基礎是資本積累來源於異地交換的錯誤觀點，對此，上一節已經做了分析。這裡要說明的是，「拒絕購買」的策略不僅在理論上根據不充分，在實踐中也是不可行的：拒絕購買某些特定的商品並不能打垮整個資本家階級。

雖然柄谷行人正確地看到，沒有生產的支持，消費者除了接受資本家的商品之外別無選擇，然而他卻忽視了生產過程本身就受著資本家和政府的層層盤剝：資金、土地、原材料、基礎設施都掌握在資本家和政府手中，這些生產要素的數量是有限的，其所有者只要收取租金，就能不費吹灰之力地把技術進步（物質技術、組織技術）帶來的收益全部拿走。因此，處在生產資料私有制的重重包圍之中的生產合作社無力影響到整個市場，也無法獲得超額利潤來支持消費合作社。到頭來，現實中的合作社只能成為資本主義生產的補充，在「理想」的旗號下幫助資本家開闢新的勞動力市場和產品市場，淪為又一種「想像的共同體」，類似於十九世紀形形色色的烏托邦共同體，而無法像它自己設想的那樣成為資本主義生產的終結者和替代者。

除了「拒絕購買」之外，柄谷行人的另一個建議是獨立的區域性貨幣體系。然而，沒有生產的支持，沒有一定的資產作為信用基礎，貨幣就是無本之木、無源之水，最多只能起到內部記賬的功能，而無法在對外貿易中獲得購買力。獨立的區域型貨幣體系的前提是獨立的區域性生產體系，需要有耕地、能源、礦產這些基礎資源和水利、電力、交通、通訊等基礎設施，這絕非一個較小的區域能夠完成的任務。即使擁有了所有這些條件，政府稅收也可以把人壓得喘不過氣來。因此，獨立的區域型生產體系的前提是獨立的政府，一個國中之國，但這不可能僅僅通過生產合作社來實現，因為生產合作社本身就要依靠獨立的政府。

資本主義真正的薄弱環節，仍然在於資本家之間的競爭。正所謂商場如戰場，在普通情況下，這種競爭會以產品價格戰（低價傾銷！）、資源價格戰（高價收買！）、公開撕逼（3Q大戰！）、背後捅刀（樂視舉報快播！）等形式展現出來。而在最激烈的情況下，在用盡各種經濟和政治手段之後，這種競爭就會表現為國與國之間的軍事戰爭。在統治階級內部發生激烈競爭的時候，統治階級一方面因為無暇他顧而放鬆了對群眾自發組織的警惕，甚至還會試圖拉攏群眾自發組織，另一方面則會在向下層轉嫁競爭成本的過程中暴露出欺軟怕硬、智商拙計的真面目，從而失去其原先用來嚇唬人的權威形象和用來籠絡人的慈愛形象。這時，就有了一定的空間可以開展經濟上的游擊戰和政治上的宣傳教育。

因此，就像統治階級常常「挑動群眾斗群眾」一樣，挑動和利用統治階級內部的矛盾應該是反對派的基本戰術之一。作為消費者，最簡單可行的辦法就是最大程度地利用商家為了吸引顧客而推出的各種優惠，因為消費者得到的實惠就等於資本家損失的利潤。作為打工者，就是要有勇有謀地和老闆作鬥爭，盡量為自己爭取更高的報酬：普通工人可以聯合本公司的其他工人，用偷懶、罷工、佔領生產場所等各種要挾手段來逼迫老闆讓步；專業技術人員則可以利用自己的技術能力掌握本公司的核心技術或銷售渠道，從而在工資談判中佔據優勢。作為政治反對派，當統治階級發生內部分裂的時候，就要尋求和暫時處於弱勢的那一方進行聯合，讓這種狗咬狗的爭鬥儘可能長久地持續下去。這些鬥爭，尤其是工作場所和政治領域的鬥爭，都包含著一定的風險，因此必須量力而行，事先做好充分的準備，在給自己留好後路的同時爭取鬥爭的成功。成功的鬥爭不僅打擊了敵人，更重要的是鼓舞了本方的士氣，讓那些原先搖擺不定的觀望者也開始躍躍欲試。

總結一下，統治階級內部絕非鐵板一塊，不同的資本家集團之間、不同的官僚集團之間以及官僚和資本家之間時時刻刻存在著競爭，這就給群眾鬥爭留下了廣闊天地。

8、前景（「整合性理念」）優於藍圖（「建構性理念」）：知識分子優於工程師？

資本主義制度內在固有的薄弱環節，並不意味著它就會自動走向滅亡。能否抓住這一薄弱環節所提供的機會，走向一個資源共享、民主決策的新社會（也就是柄谷行人所謂的「自由人的聯合體」、「永久和平」的「人類共和國」），取決於人們的主觀努力，取決於反對派精英與統治階級精英之間的較量。為此，就需要制定正確的戰略方向，運用靈活的戰術手段。換句話說，重要的是政治！

什麼是政治？政治就是人與人之間的鬥爭！既然是鬥爭，就不會有一個確定的結局，就會經常出現以弱勝強、以下克上的奇蹟。有確定結局的那不叫鬥爭，那叫實力碾壓。既然是人與人之間的鬥爭，就意味著個人的力量總是有限的，需要有意識的集體分工協作，還需要藉助他人的力量「借力打力」。

在總體戰略上，政治就是分清敵人和朋友，把敵人搞得少少的，把朋友搞得多多的，「不戰而屈人之兵」。勞動人民的敵人就是敲骨吸髓的資本家、地主和各級官僚，資產越多、官位越高，罪惡就越深。勞動人民的朋友就是勞動人民自己，甚至連那些代表著資本家和官僚來欺壓群眾的企業中下層管理人員、政府公務員和金融業工作者（幫閑文人不包括在內），其中的大多數也可以是潛在的朋友，因為他們的勞動即使在沒有壓迫沒有階級的社會裡也還是有用的，比如處理信息、調配資源、組織勞動等等，更不用說他們由於自己的職業而處在一個更有利的位置，便於去瓦解統治機器、發展抵抗力量。反過來，如果不分清敵人和朋友，搞無差別式的攻擊，就會陷入恐怖主義破壞的死胡同，事倍功半、只開花不結果。

在具體戰術上，政治就是分清主次，分清輕重緩急，保存並擴大自己的有生力量，集中優勢力量各個擊破，「傷其十指不如斷其一指」。中國勞動人民直接面對的敵人就是中國的資本家和官僚，因此社會進步的首要目標就是推翻他們的統治，一切行動都需要圍繞著這個目標。在戰術方面，棋類遊戲和團隊體育比賽可以給我們很多啟示，比如棄卒保車（象棋）、棄子取勢（圍棋）、試探應手（圍棋）、攻其一點（籃球足球）、聲東擊西（籃球足球）、穩守反擊（足球）等等。

柄谷行人對國家機器始終保持著高度警惕，這在當前中國學者無論左右、無論朝野都普遍傾向於國家主義的情況下顯得尤為必要。然而在政治上，無論是戰略還是戰術，柄谷行人都沒有給出令人信服的理論和實踐。他的兩大戰略方向「拒絕購買」和「獨立的區域貨幣體系」都不可能取得理想中的結果，現實中也確實遭到了挫折，但他並沒有意識到其中錯誤的根源。而在戰術上，他似乎陷入了知識分子的兩個典型誤區：紙上談兵和對牛彈琴。前景優於藍圖的想法是紙上談兵，遊行改變社會的策略則是對牛彈琴。

柄谷行人引用康德的理論，把紙上談兵的意義提到了前所未有的新高度：抽象前景（「整合性理念」）優於具體藍圖（「建構性理念」），因為具體的、可實現的目標（即「建構性理念」）會導致暴力改變社會的雅各賓式衝動，而「知其不可而為之」的抽象目標（即「整合性理念」）則既能調節追求社會進步的實踐行動，又能避免專制的衝動。文科知識分子的優越感在此展現無遺，工程師式的頭腦被無辜地看作是潛在的暴君。這個所謂的「整合性理念」，類似於法國無政府工團主義思想家索雷爾筆下的「神話」，作用在於喚醒人們的鬥爭意識，但並不能代替具體的行動方案。

當然，柄谷行人也注意到了，馬克思似乎反對關於未來社會的一切構想，不管這種構想是具體的還是抽象的。馬克思在《德意志意識形態》中寫道：「共產主義不是應該確立的狀況，不是現實應當與之相適應的理想，而是那種消滅現存狀況的現實運動，這種運動的條件是由現有的前提產生的。」在馬克思這個革命家眼裡，所有知識分子描繪的未來都是可疑的空中樓閣，「別和我談理想，勞資已經戒了」，這種態度體現了實踐者對於理論家的優越感。

其實，不管是推敲細節的工程師、描繪願景的知識分子，還是台前幕後的組織者和參與者，這幾種角色都承擔了社會進步事業的一部分任務，彼此之間本無需爭出一個高下，也不必越俎代庖。社會進步是一項集體性的事業、一場集體性的鬥爭，需要合理的分工來發揮每個人的長處。筆者認為，對於「知其不可而為之」的理想的堅持，其實是柄谷行人為自己在政治實踐中的失敗經歷尋找體面的借口，藉此，他可以在不用檢討失敗原因的情況下繼續保持激進的批判姿態、繼續去設想一個不同於現存秩序的未來前景。

9、推動社會進步：非上街遊行不可嗎？

在柄谷行人看來，遊行示威作為一種戰術，是民眾教育的最佳手段，因為在遊行示威中，人們會立即實現「主權在民」的狀態，人們的政治身份會戲劇性地從作為統治者奴隸的臣民變成作為國家主體的人民。據說，台灣的「太陽花」運動的年輕領導人就很受柄谷行人理論的影響。

然而實際上，遊行示威只是雙重的對牛彈琴。一方面，遊行示威者試圖和自己的敵人講道理，但是，講道理只是朋友之間解決爭議的方式，對於敵人則並沒有什麼卵用。主權在握的統治階級在遊行示威中並沒有失去權力，反而是重新確認了自己至高無上的地位。另一方面，遊行的組織者希望通過遊行喚起民眾的政治參與熱情，但對於民眾而言，遊行只是一場象徵性的狂歡節、一次獨特的假期，和現場觀看文體表演或參加城市馬拉松跑步沒有本質區別，狂歡過後，狗血的日常生活依然照舊。參與遊行的民眾不會從中得到能力和意識的提升，反而是重新確認了自己處在被統治地位的無能和無助，甚至可能在對於統治者的期待落空之後不再關心政治。

遊行的結果，只是向統治階級傳達了民眾渴望改變的意願。但是，統治階級掌握了宣傳機器和暴力機器，可以用各種軟硬兼施的手段來拒絕改變、維持現狀。比如，用換湯不換藥的把戲來象徵性地回應民眾意願（例如美國總統選舉），或者把民眾憤怒的火焰引向其他國家、其他種族（例如希特勒煽動仇恨猶太人），還可以在適當的時候通過武力鎮壓來殺雞儆猴（例如你懂的）。當然，統治階級有時也會順水推舟地藉助民意來改變一些已經形同雞肋的政策或制度。筆者認為，柄谷行人對於遊行示威的強調，依然是源於他個人特殊的政治經驗，尤其是六十年代反對日美安保新條約的日本民眾遊行。

希望通過民眾的遊行示威（尤其是「合法的」、「非暴力的」遊行示威）來迫使統治者做出讓步、甚至乖乖交出權力，是一種浪漫的空想、一種機會主義的政治傾向，這在中國右翼反對派文人中十分常見，甚至他們還發明了「圍觀改變中國」這樣自欺欺人的奇談。

與之相比，中國左翼反對派文人的政治頭腦也並不高明到哪去，甚至更加愚蠢，他們希望通過書齋里的革命、通過口頭上的宣傳教育讓廣大勞動人民產生反對資本主義的覺悟。這種想法的理論基礎是一個停留在十九世紀西歐特殊狀況下的觀點：工人一旦覺醒，就會成為資本主義的掘墓人、社會主義革命的急先鋒。正如社會主義革命派的思想家馬克思所說，理論一旦掌握了群眾，就獲得了現實的力量。然而，掌握群眾的並不是理論本身，而是實踐活動的成功果實。只是因為實踐獲得了成功，實踐背後的理論依據才會得到群眾的廣泛認同。十九世紀資本主義轉型期的西歐工人反抗運動確實取得了一定的成功，有一些反抗採取了非常激烈的手段，因此，倡導全面變革的社會主義革命理論獲得了一定的生命力。但是，全面變革的理論最終並沒有佔據上風，最終掌握工人群眾的是細微改良的理論，或者說是在國內改良、去國外搜刮的理論，這主要是因為率先採用福利國家制度的德國獲得了經濟上的巨大成功。同樣的道理，俄國布爾什維克1917年、中國共產黨1949年的政治成功，以及蘇聯共產黨1930-1940年代的經濟、軍事成功也一度復興了社會主義革命派的理論。反過來看，十九世紀後期西歐工人運動的保守退化和二十世紀共產黨國家的官僚階層反革命也都證明了實踐優先於理論，僅僅採取宣傳教育的手段是不行的。先知先覺、先行先乾的永遠是少數精英，大多數群眾的思想很難擺脫統治階級的宣傳機器的影響，即使他們有時能夠憑自己的本能做出一些挑戰現存秩序的行動，他們還是很容易被統治階級的宣傳所蒙蔽，或者臣服於統治階級的威逼利誘之下。只有帶領群眾在反抗舊秩序、建設新秩序的行動中不斷地取得勝利，才能幫助他們獲得超越現存秩序的意識和信念。

然而，在當代中國的左翼反對派文人那裡，單純強調思想啟蒙的行動策略因為完美地推卸了他們的政治責任，契合了他們依附於統治階級的職業性質和專註於精神生產的工作內容，因此依然被奉為真理。他們不管現實狀況發生了什麼變化，對於工人反抗運動早已被磨平了稜角的現實充耳不聞，仍然套用過去的理論，把推翻資本統治和官僚專權的賭注下在了廣大「受侮辱和受損害的」普通勞動者身上，可謂是緣木求魚，極其愚蠢、極其懶惰。在本質上，這和右翼反對派文人把推翻官僚專權的賭注投向新興資本家（比如國內外的互聯網大佬）、受損害的中產階層市民（比如城市居民小區的業主）和底層流氓無產者（比如有官方背景而暴力反抗城管的小攤販）身上是一樣的，都是一廂情願的政治投機。既想指點江山、做社會進步的先知，又想背靠著權力和資本的大樹、在象牙塔中討生活而不願意承擔帶頭的風險，這種一本萬利的事情怎麼可能呢？難道社會進步事業只能「蜀中無大將，廖化作先鋒」？

那麼，正確的道路在哪裡？筆者的答案是：為社會進步這個目標服務的生產合作社。合作社（尤其是消費合作社）被柄谷行人賦予了在經濟上「和平演變」資本主義體系這樣一個不可能完成的任務，這個錯誤筆者已經在前文指出。雖然如此，生產合作社仍然是超越資本主義的必由之路，因為它不但能為進步力量提供必要的資金支持，而且是最好的大眾教育手段。為了讓奴隸站起來反對主人，不能僅僅試圖通過理論來說服，而是要用行動來體現出理論的優越性，具體來說，就是要讓人們在自由勞動和自由聯合中品嘗到翻身做主的滋味，感受到資源共享和民主決策帶來的生產效率和生活品質的提升，並且在這樣的生產和生活中克服自己的偏見和弱點、提高自己的技能和勇氣。

在現實中，這樣的合作社必然會遭到資本和政府的圍剿，因此，必須儘可能減少雁過拔毛的租稅開支，並利用各種手段套取資本和政府手中的資源。這些工作也是對於先鋒隊的組織建設的考驗。

合作社的經營領域，需要從能夠最大程度地利用技術投入和勞動投入來代替固定資本投入的行業開始，例如教育培訓、信息諮詢、出版傳媒、軟體開發、工程設計等行業，從而在發展的初期減少經營成本，並獲得壟斷利潤（「信息不對稱」租金）。

生產合作社必須追求最大的利潤，因為超過平均水平的利潤既標誌著有效率的生產，也意味著在市場競爭中成功地侵蝕了其他資本的利潤。利潤不是生產合作社的最終目標，而是達到最終目標的必要保障。最終目標是政治性的：推動社會進步，推動舊制度、舊統治階級的瓦解和新制度、新秩序的形成。

總之，生產合作社既是經濟上的游擊戰、運動戰，又是文化上的正規戰、陣地戰，它比單純的革命密謀或單純的宣傳教育都有更加牢固的物質實踐基礎，是反資本主義鬥爭應該長期經營的戰略後方。兵馬未動，糧草先行。只有在積極發展生產合作社的前提下，各種政治手段才能真正發揮其作用：遊行示威可以起到兩個戰術作用，一是局部破壞敵人的經濟生產，二是擴大社會進步事業的群眾基礎，從中發現積極分子並且鍛煉他們的能力；宣傳教育也就不再會淪為紙上談兵，而是能夠起到為生產合作社和先鋒隊招攬人才的廣告效應。

沒有覺悟的行動是盲目的，沒有行動的覺悟是空洞的。在實際鬥爭中，行動和覺悟之間往往會存在差距，有時行動在先，有時覺悟在先。努力的方向是縮小行動和覺悟之間的差距，讓落後的那一方儘快迎頭趕上，讓行動和覺悟兩者互相促進。目前的情況是，左翼知識青年的思想覺悟已經大大超前於他們的實踐行動，而他們還在繼續執著於理論思辯和知識學習，進一步拉大覺悟和行動的差距。高尚的覺悟是安全的，因為一旦開始行動，就會面臨各種不確定性和各種危險。然而，空有覺悟並不能改變現實。現在需要的是跳進現實的泥沼中，與社會上的保守勢力和統治階級展開一場混戰。隨著國內經濟危機和國際政治衝突的迫近，大規模群眾鬥爭的好戲即將再次上演，必須通過今天的小規模先鋒隊戰鬥為將來的大規模群眾鬥爭做好組織上和思想上的準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