荒誕的現實和現實的荒誕——兩部新片亂評

最近兩部電影佔據了娛樂版頭條

李安的《比利·林恩的中場戰事》和馮小剛的《我不是潘金蓮》

這兩部電影就題材和手法來說，其實是八杆子打不著的。然而有一種元素讓我把它們聯(ying4)系(bai1)到了一起：荒誕。

《比利·林恩的中場戰事》這部電影的口碑，在中美都呈現兩極分化，似乎在美國更慘一些。

美國人在看戰爭類型的劇情片時，是有特定期許的，或者是反戰，或者是愛國主義。

當然，也有人從這部影片中看出了反戰的態度，然而在我看來，李安根本沒有想通過這本電影宣揚某種特定的觀點。李安在這部戲中，給我一種印象，他是手持手術刀的低眉菩薩，一刀下去，肉色淋漓，他卻不悲不喜，更不冷酷，只是慈悲的讓我們看自己皮肉下的妄。

所以，帶著看「反戰片」的心態來觀看《中場戰事》的觀眾，或許註定是會失望的。即便這部電影揭示了戰爭本身的荒誕，但戰爭以外的世界，同樣被描繪得如此荒誕。它在一個戰爭「客觀存在」的世界裡，講述了一個真切生活在戰爭中的人，他在我們安逸的生活圈裡沒有立錐之地，在戰火中找到自己的價值。他最終選擇了回到戰場，不是屈從國家意志，不是出於個人理想，甚至不是出於兄弟情誼：而是因為戰場是唯一一個他的容身之處，沒有複雜喧嘩的主流社會，沒有輕率的judge，沒有紙上談兵的激情，只有以生命為賭注的全情投入。

至於前所未有的120幀3d效果從技術層面切入電影表達，許多大神都已經進行了連篇累牘的分析。就不多贅言了，毫無疑問，在這部電影里，真實而誇張的現場還原，讓觀眾產生了強烈的「代入感」，不管是人群的歡呼，還是中場表演的浮華對主角的精神壓抑，這種情感介入的方式都是我們從未體驗過的。全片中這種效果給我留下印象最深的是兩場戲。

一是，全家一起吃晚飯時候，爭論戰爭問題的時候那種情緒衝突的渲染，主角在風暴中心精神的緊張，最後以一聲讓人心一顫的拍桌結束。這一聲響，是在爭吵中響起，卻又彷彿是極靜中的驚雷，遠比各種大片中泛濫的爆炸巨響更攝人心魄——或許，我們已經不知不覺的跟著主角進入了神經脆弱的狀態。

二是，球隊老闆諾姆企圖以唱高調拉攏主角時的獨白。以往的電影，一定會把視線模糊，聲音處理得很遙遠，這會讓觀眾理解，主角已經進入了一種恍惚的、排斥的狀態。但理解不一定等於感同身受。而在與諾姆談判這一場戲，精確而誇張的3d效果把他面部肌肉的每個抽動都誇張的凸顯了出來，從而把那種咄咄逼人和振振有詞的偽善，讓人不由得忽視他口中說了什麼，即便不能像主角那樣抓到他言語中的問題，卻絲毫部妨礙我們產生一種揍他一拳的衝動，從而真正和主角進入同一種心境。

然而，正是因為感同身受、人物形象是如此的鮮活、如此的成立，反而加深了許多人的迷茫：我們能感受主角的無奈，卻不能真正理解這種無奈；我們能體會主角的憤怒，卻不知這份憤怒的根源到底在哪裡；我們能分享主角對戰場的情愫，卻沒有這樣的感情基礎；兩個小時下來，我們似乎懂了主角，又似乎沒有完全懂——這便讓我們如此的不適。我們總是習慣於用政治的、道德的思維定勢去思考、定義別人，而難以放空自己、真正敞開耳朵和心靈。就好比李安讓我們感受到了一條魚在空氣中的窒息和絕望，我們如果從自身的經驗出發，還是會懵逼的：難道反而水裡能呼吸而空氣中不能？我們和主角之間的鴻溝，同電影中所有其他人和主角的鴻溝一樣，難以彌合。

從這個意義上來說，這是一部真正稱得上「現代藝術」的電影。如同我們常常在現代美術館看到的巨幅後現代壁畫，震撼，真實，令人眩暈，甚至如此簡單直白，我們卻惶恐的說，我們不知道它在說什麼；又或者是，每個人都能看到不同的，因而難以和別人溝通的一個隱秘側面。

這便是荒誕的現實，已經如此真實的呈現在了你的面前，你卻因為它的陌生和直接而可能本能的排斥它。

再來說說《我不是潘金蓮》。當初看小說時我幾乎是沒有看下去的。原因很簡單：李雪蓮不是秋菊，她沒有真正的冤屈。她雖然確實是屬於弱勢群體，但客觀事實是她主動想鑽法律空子，「假」離婚變成真離婚，偷雞不成蝕把米，是她必須承擔的風險，她的訴求並沒有正當性。而她為了個人的尊嚴問題就可以無視法律法規、無視自己教育陪伴孩子（電影里這個孩子流產死了，某種程度洗白了她）的義務，只認為自己的道理是對的而聽不進任何其他意見，把別人所有善意的嘗試都推向對立面（甚至曾嘗試買兇殺人），給許多其實並不壞的人帶來了巨大的麻煩，可恨之處甚至遠大於可憐之情。我也曾想過如果李雪蓮生活在更關懷弱勢群體的歐洲或者美國，她的訴求能不能得到滿足？我想也許至多會得到一些民間組織的幫助，卻不會有真正的不同。從李雪蓮這個站不住腳的出發點，到達不了任何地方。

但後來我突然想明白了，妙的正是這個「沒有真正的冤屈」、「站不住腳」，如果不是這樣，那事情就有了鮮明的對錯，這部電影也就走了傳統的官逼民反、官民對立、同情弱者的路子，一不可能過審，二也流於膚淺。這部電影而實際上所要思考的並不是這些是非分明的問題，它的解剖刀割得更深了一些，諷刺的是政治的荒謬和人性的灰色面。

李雪蓮上訪十多年，以至於成為了「生活的動力」，一則是要堅持討回自己的「公道」的信念，二則是確實第一次上訪北京起到了效果，一條線三級領導被撤換，客觀上給了她一種鼓勵，也增添了繼任者們對她的忌憚。最可笑的是，這個「效果」，並不是因為其中任何一種合法的程序，甚至不是因為李雪蓮口中的「貪贓枉法「被揭穿，而僅僅是因為「首長」的一怒，因為官僚體系中一層層的領導意志，因為對「維穩」的過度敏感。從頭到尾，所有的官員都始終說著正確的大套廢話（包括馮小剛那段煞有介事「引向光明面」的旁白），都全心全力的試圖解決問題，卻對李雪蓮沒有一點用處。這頗讓我想起了《淮南子》中提到的「君臣異道」的概念，在現代中國社會表現為被法治下的弱勢群體普羅大眾，以及人治下的官僚系統，「異道」的兩者之間的思維體系和話語體系有著巨大的鴻溝。片中的官員不斷的思辨著「小」和「大」哪個重要，然而，每次嘴上說「小」，身體卻誠實的靠向「大」，又因為「大」的存在，才不斷向「小」彎腰。李雪蓮彷彿攥到了官僚體系的「命根子」，感受到了「螳臂也能當車」的快感，才產生了「與人斗其樂無窮」的毒癮。這實在是這出沒有「惡人」的荒誕秀中最具有黑色幽默的部分。

再看看這部電影，真的只是在譏諷官僚體系嗎？其實它也並沒有隻說官民關係啊，陳大頭、看果園的老頭、醫院的醫生和司機、原作中她的女兒、對她由同情轉漠然轉嬉笑的吃瓜群眾，這些官僚體制之外的人又扮演了怎樣的角色？我們敢不敢問自己這樣一個問題，如果自己是在電影中的那些小人物，能不能比電影中做得更好？其實，李雪蓮並不是完全沒有得到同情和幫助，即便是自殺時看果園的老頭，也是先試圖了解情況、勸慰一下，覺得沒有能力解決時，才從個人利益出發請求李雪蓮換個地方。陳大頭呢？他娶雪蓮真的單純是為了自己兒子的利益，而沒有對雪蓮的真情？我看也不是。每個人都是自私的，溫情也往往不是免費的，就如同胡屠夫為了能和雪蓮睡一覺都願意殺人，但是聽說要殺那麼多人，他的第一反應不是「對不對」，而是這個交易太虧了。換位思考並不難，同情弱者也不難，真正難的問題只在於，你願意付出多少代價。因而我們對別人真正的需要，真正的痛點，往往都是心有餘而力不足的，最後只能是權衡利益得失後的自掃門前雪。這是人性而已。小到法盲、破落戶，大到一省之長，當法治和人情盤根錯節交匯在這塊連轉個身都需要上百年的土地上，都必須在夾縫中作出自己的權衡和取捨。往往這種權衡和取捨，我們不能簡單的歸於「對錯」，原著作者也並沒有加設任何道德判斷，只是展現這出大戲。李雪蓮的「荒誕」，就在於她耿直樸素的道德觀阻斷了她去理解和妥協，而一味的對抗反擊，彷彿是反射每一道光線的鏡面，將所有人都映照得如此真實。

這就是現實的荒誕。

馮小剛這次混用多種畫幅，多蘭的《媽咪》和賈樟柯的《山河故人》已經做過類似的探索，但是圓形的畫面卻是破天荒的頭一遭。圓形銀幕利用率極低，對畫面構圖的掌控要求非常高，但最後的效果證明，這個畫面同樣也不是拍腦袋的強行創新。

故事刻意的從北方移到了南方，極度唯美的取景和殫精竭慮的構圖，把中國古典美髮揮到了極致。但這並不是張藝謀式的視覺偏執，而恰如其分的為這部電影的「荒誕感」，以及支撐它的「戲劇感「加了分。電影中每次事態升級時中國鼓點的加入，以及後來領導觀看《三岔口》的橋段（此為電影內容中不多的原創亮點之一），都是鮮明的符號暗示：這是傳統中國擊鼓鳴冤的人治思維體系和現代經濟生活、現代官僚體系的彆扭和衝撞，這更是一出所有人都失語、失位、蹣跚摸索的粉墨大戲。

有影評說，馮小剛不如李安的一點在於馮小剛總是試圖告訴別人「應該如何如何」，我想，相反，這一次，馮導也遵循劉震雲的精神，和李安一樣沒有明確的表態。通過這麼一個圓圓的戲劇感十足的洞口，每每觸及到的是現實的傷疤，撫摸著覺得酥癢，但是每個人伸手一撓，就會感到不同的疼。或許，這也是為什麼大部分人還是寧願簡單化的罵一下體制，罵一下當官的，罵一下男權社會，並且一廂情願的認為導演和編劇也這麼想。

如同美國的觀影者也會對《中場戰事》有類似的想當然一樣。

這其實只能說明，我們對李雪蓮，如美國人對比利林恩，一樣的無能為力。

然而最後還是要說一句，《比利·林恩的中場戰事》的好，是李安如臻化境的功力，給了其實實在缺乏亮點的劇本一種脫胎換骨的升華，彷彿是古一大師靈魂出竅的一擊，把劇本所表達的、沒有表達的神髓打進了我們肉體里，那是一種無為而無不為的境界；而馮小剛只是選擇了一個新穎而恰當的方式，把劉震雲這部本身甚至比電影更優秀的小說搬上的銀幕，手法嫻熟，匠心與匠氣並存。我們當然不能忽視我朝影視創作上束手束腳的狀況，但還是很明顯能看出，小剛和李安之間的差距，仍然是大腕和大師之間的差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