禹音：我眼中的先秦諸子百家

張載四句教，本質是沒有說清楚，如康德說「人為自然立法」，此句比張載「為天地立心」具體真實。人為自然立法，是人的基本理性的表現。而且是「人」，是所有人，不是儒家，一種獨特的人。天地是自然的俠義，自然不僅是天地，康德的表述自然比張載廣。人為自然立法，立法的基礎是科學理性，這種途徑是最可能的。

而張載說，「為天地立心」，其中心比理性廣義，泛化。所以造成理解的錯誤。就基本的原理，儒家的心始終未能進入「理性」，儒家說，理，而不說，理性。為天地立心，應該是為自然建立人的理性。只有理性才能職守萬世太平。可是在儒家沒有理性，仁義道德和仁義禮智信是感性的，還未能形成理性。什麼是理性？理性就是知道自我的局限性和自我的能力的範疇。

而為天地立心，就是超範圍的，把人不可能的事情看成是可能的。而且儒家還未進入到科學理性工具理性的階段。這樣就不能為天地立心。這裡的心如果不是理性，就更加泛化。更何況，孔子云，隨心所欲不逾矩，這裡的心，還是隨心所欲的心，還不是本質規範的理性。儒學一開始的概念就是模糊的。到宋明理學時期，何謂理？也未能解釋。概念模糊。所以心學乘機攻擊理學，理學也攻擊心學。最終二者都崩潰。

本人的理念是，哲學不是詩，不能任意，哲學的判斷應該是理性的，是怎麼樣就是怎麼樣，而四句教是把神的事情看成是人的事情，看成是儒家的事情，儒家在歷史上實際志大才疏，在歷代歷朝成事不足敗事有餘。連基本的現實都難以應付，（比如，存天理，滅人慾，在理與欲的取捨中不能兼顧平衡，走向極端）何談為天地立心？孔子說，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四句教恰恰相反，是孔子批判的言過其實，君子恥言過其實。孔子本人也不管如此說，論語中沒有疏狂失真的話，就是因為職守中庸之道。四句教是神話，是過激言論，雖然是正面的，但是是不切實際的，忽悠人的。

學習古人，是要堅持實事求是，不能說大話空話。而儒家恰恰犯了言過其實的自律。儒家在整個進程中提出仁義道德，但是還未把仁義道德看成是人的基本理性，以經驗的感知作為尺度，這是很模糊的。如，己所不欲勿施於人，這裡的依據不是外在的工具理性，而是我的內心的經驗，任何學術性的東西如果不能丟棄經驗感性，不能進入理性的概念，就不能建立。儒學如同不用衡器，而以經驗把握事情的程度，難免就是按照自己的隨意性，好惡而判斷事情。比如孔子對學生白天休息，就大罵，朽木不可雕也，這本身是不理性的，不知道學生的特殊性，可能是身體的疲倦的原因而如此。孔子的批評就是非理性的。也是隨心所欲的。這樣的例子在儒家很多。

就事實而言，儒家就是唯意志論。匹夫不可奪志。士可殺不可辱，是可忍孰不可忍，，，，，這都是非理性的憤激之言，這些話都不是出於分析理性，而是隨心所欲。儒家改變了中國人的思維方式，就是做性情中人，隨心所欲，而不加理性的分析。

儒學的基本理性未能建立，但是提出了仁義道德這樣的理性的內容，仁義道德卻未能形成理性，理性形成之後無不言行中規，如本體建立之後，本體的作用源源不斷。這是最根本的問題。在處理儒家和道佛的關係時，儒家也是走極端的，唐代為了壓制佛教，毀寺廟，殺和尚。這也是非理性的。統治階級利用儒學之後，對待人民也是非理性的。「君叫臣死，臣不得不死，父叫子亡，子不得不亡」，這有什麼道理可言？粗疏地說，儒家這是蠻不講理。

正式由於儒學與現代性的鴻溝，新儒家致力於儒學的現代化，但是這種彌合始終未能完成。新儒家的大師都是出國留學，具有深厚的中西學術思想的大家，他們的努力都付之東流。儒學對中國的功過是非造成歷史的起起伏伏，其中男尊女卑，君臣等級制度，以等級制度的禮的形式而喪失人人平等的觀念，（佛家對此有貢獻）儒學的現代，是要人沒人，要錢沒錢，既沒有學術實體，也沒有正統的社會活動。所以雖然口頭提，還是無濟於事。

佛家寺廟，道家的道觀都有實體，有信徒，有社會學術活動，而且幾千年一以貫之。儒家呢？從歷史看，儒家沒有建立學理，也沒有建立人的理性，只提出了仁義道德這樣的形式，這就難免失之空言。四句教的實質也是「空言」，毫無實際價值。四句教和儒學的傳統是一致的，就是隨心所欲。好大喜功而毫無切實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