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人的智慧最高,印度人第二,猶太人第三。

被後人號稱「一代詩哲」的東方美先生在台灣辭世前一年、1976年在台灣輔仁大學講他平生最後一學期課,在第五講「讚歎我民族之美質感喟於人心之萎靡」中,先生首先感嘆「以中國人四千年以來——以前的不說——自典章制度,到藝術、文學、詩歌、科學才能、哲學思想,一直到人的面貌,都應當有一個自我評價。在這種情形下,許多人都有他天賦的俊才,內在的美質,然而他卻不自知,而自甘唾棄」。然後方先生講了一段親身經歷:「……有一次我在美國密蘇里教書的時候,碰見一位同事,他是猶太籍教授。我說,『你們猶太人在哲學上是一個了不起的優秀民族。』而這位猶太教授說:『我們在中國人面前不敢這樣講。』我說:『這明明是一個事實,在宗教哲學的造詣上,猶太人是天才,印度人也是天才。』他仍然說:『在你們中國人面前不敢這樣講。』那麼我就問:『你有什麼根據?』他回答說:『我有事實根據:因為在美國中學,每年要選拔好幾百名優秀的中學生,舉辦普遍的智慧測驗。根據近幾十年的測驗結果,證明了一個確然的事實:中國人的智慧最高,印度人第二,猶太人第三。』他說:『由於這項事實有充分的證據,所以我在中國人面前不敢驕傲』。」

這段真實的故事讀完,看官會很痛心么?哪怕不為別人,只為自己。為什麼?因為「這麼一個優秀的民族——無論就歷史的證據或是民族品質的證據——處於今日,卻喪失了對自己是優秀的民族的自信心,無端的在自卑自賤,在各方面都變得成了一個『空袋子』。同別的文化碰都不能碰,一碰了之後,樣樣都是人家好,自己太差。這麼作踐自己,把自己貶抑到不堪設想的程度」。

方東美先生是誰,請自行檢索。總之,他的經歷就引述到這裡,我晚生先生七十多年,可稱是個無知的莽漢。但我有強烈的對中國文化精神的渴望,所以,憑著「無知者無畏」的勇氣,依然試圖做些什麼,寫作此文便是,哪怕以我蠢鈍之一身證明:中國文化還有一種精神和理想;中國人民還有一種生機和活力。

什麼是中國人的最高智慧?

閑言少敘,那個美國中學通過幾十年智慧測驗得出的結論——中國人的智慧最高——那麼,這「最高」智慧都是什麼呢?

1988年,「中國最後一位儒家」、95歲的梁漱溟先生辭世。辭世前三個月,先生說「……儒家不是宗教。孔子的精神是全部放在照顧現實生活上的……倫理在中國特別重要。倫者偶也,倫理內容的根本精神是『互以對方為重』。這與西方的『個人本位』、『自我中心』不同……」

這一年,同為儒家文化圈代表國家的日本發生了一件引起社會熱潮的事件:1988年1月4日~8日,日本NHK教育頻道播出了「中國與日本——陳舜臣談儒教與現代」這一系列節目。陳舜臣是日本著名的華裔作家,節目播出後,其中使用的講義,經過修改,「以回顧儒教的發展歷程」為主要目的,於1992年出版發行,書名為《儒教三千年》。據作者書中所記,這在日本掀起了一股儒教熱潮。書的結尾,作者寫道:「我以為現代儒學放大了的話,便可稱其為新中國學。……召回儒學的遊魂,並進行撫慰。如此說來,招魂儀式原本便是孔子之前儒者所擔當的職責。當時,儒家周圍還存在著掌管技術的墨學系,思辨哲學的老莊系和實際政治技術的法家等,這些結合在一起成為中國學整體。在發展新中國學過程中需要將這些全部統一進來,而現在應該是側耳傾聽遊魂聲音的時候了……」陳先生出生日本,但一直熱愛中國,並從事與中國相關的著述。

與梁漱溟先生「照顧現實生活」的觀點對照看,陳舜臣先生認為儒家似乎就是宗教,也即「儒教」,而且,特別提到了「招魂儀式」等職責。更有意思的是,他特別提到了「召回儒學的遊魂」,可是,由誰來「召回」最擅長「招魂」的「儒學的遊魂」呢?又如何「側耳傾聽遊魂的聲音」呢?這是不是更像來自中國大陸本土和港台之外的熱愛中國文化的華人或華裔人士的一種心愿和心聲呢?不管他們是以何種方式來表達。

我隱隱感覺陳先生在宗教「招魂」等方面,受到了日本古文字學家白川靜先生的影響很大。不過,我本人對「遊魂」的論說,有不同看法,這在上下文中從不同角度會有所表述。而且,私人以為「儒」「墨」「道」「法」等早已融合成為一體,所以,大可不必重新「將這些全部統一進來」發展「新中國學」。倒是季羨林先生晚年提出的「21世紀是東方文化的時代」,「道德問題對於全面復興東方文化至關重要。我覺得一個人一生下來就要處理好三個關係:一是大自然和人的關係——天人關係;二是人與人的關係——社會關係;三是佛禪的『身、口、意』(『身』,行動;『口』,語言;『意』,思想)三方面的正確與錯誤的關係——修身關係。我覺得從這三個方面講,哪個人處理得最好,那麼他的道德就最高,處理得不好,就叫『缺德。」「最感人的是《論語》里的『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和『小不忍則亂大謀』,這裡體現了人類高尚的道德和容忍的境界,而這些正是東方文化的精髓啊!」季先生的論說,更近所謂「中國學」的本質吧。

2009年,季羨林先生以98歲高壽辭世。據錢文忠描述,先生去世前「正在醞釀提出『大國學』的概念。老人家認為,我們應該用這個概念。『大國學』包括全中華56個民族的文化財富,特別是藏族文化、伊斯蘭文化。「大國學」還應包括歷代中國人向世界學習的文化成果。」這些在先生論述「天人合一」的兩篇文章中已經有所表述,且隱約提供了研究思路和方向。如果真要「發展新中國學」,這也許才是一個實在的方向和道路。

寫到這裡,我又要憑「無知」,而「無畏」,而莽撞了。進而不無牽強附會的說,我的2009年更像是遵從季先生遺願度過的一年,也像是蠻有宿命特徵的一個轉折點。下面,我將簡述一下2009這一年我的某些經歷,尤其是與寫作此篇存在關聯的內容。

2009——作為人類學樣本的「我」

春三月,四川地震災區人民經過痛苦與困難並行的春、夏、秋、冬,終於又迎來一個生機無限的春天。區域的整體狀態,人民的整體狀態和我個人的整體狀態都進入了一種乍暖還寒透著溫暖舒暢的轉機中。春日的陽光透過板房的窗子灑滿了整個房間,在這樣的一個日子,我很隨意的畫了一個圓心。隨後,一發不可收拾,畫了方圓結合的九宮格和其他幾個圓。最後,形成了一個方圓結合的圖形系統。大概這個時候,才忽然意識到這似乎並不是一個偶然的圖畫行為。於是萌生了嘗試將多元文化系統註解其上的念頭,因為考慮順便總結災區心理服務經驗的原因,「心理」成為一種主導,並隨著註解,逐漸將其命名為「九宮五輪心法圖」。

這個圖和註解完成後,由於個人懶散等原因,除了比較清晰的作為一種與外國專家交流的「禮物」這個念頭外,並未深入思考其觸動力和影響源流。直到今天,這一篇文字的前言已經寫了這麼長之後,我才得以專心的思考關於這個圖形系統的相關問題。大概當初除了畫圖和註解外——身心俱疲——也真的是再無精力和能力去做進一步系統的思考了吧。不過「感謝」二字,我還是記得。在成都,美國的老教授和他的學生們問我四川救災一年的收穫,我的回答是「感謝」。這感謝至少有三個層面,一感謝災區人民和那裡的山山水水一草一木;二感謝與我一起工作的志願者及外圍所有提供支持的朋友;三感謝從我的父母到傳統文化及所學其他文化及匯聚出來的這個圖形系統。要表達的太多,非本文所涉,這裡還是僅就那個圖形系統的觸動力和影響源流做簡單表述。

首先,圖形源自中國「天圓地方」的傳統表達。尤其深受易經學的綜合影響。

圖形中間三宮上通於天,下通於地,中和於人,自上而下為「天」「人」「地」。這首先源於儒家「天人合德」「天人合一」和孟子「天時」「地利」「人和」之說;然後,則是老莊「道法自然」、「天地與我並生,萬物與我為一」;又受到了中醫核心理念和曹操注《孫子兵法》的影響;其次,就是分析心理學創始人榮格先生的某些影響。

圖形的左側三宮則是來源於漢儒董仲舒之後的儒家「仁」「義」「禮」「智」「信」,將前二者「仁」「義」融於具有現實實踐特性又比較容易為人理解的「禮」「智」「信」,並以之自上而下形成左三宮。今天想來,當年將此圖形系統作為一種禮物與外國專家學者交流本身,似乎還真是符合儒家「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的「禮」。此處,隱約感覺,應用層面應該有受到人本心理學馬斯洛和羅傑斯的間接影響,這在圖下散亂的標註亦可看出。

圖形的右側是現代人再熟悉不過的「美」「善」「真」,自上而下形成右三宮。這首先還是應該承認源自儒家孟子的「性善」說;其次,則是透過英國浪漫主義代表詩人濟慈的名作《希臘古瓮頌》中「美即是真,真即是美」溝通於古希臘哲學、倫理學;

外圍的五輪相對複雜一些,「五輪」是來自日本兵法家宮本武藏的《五輪書》;五種顏色則是源自藏傳佛教唐卡中曼陀羅的顏色及寓意;整個五輪思想的整體構想則是源自中國傳統樸素天文人文觀念和印度名著《薄伽梵歌倫》為核心的印度古典文化思想,同時受到了《金剛經》《壇經》等的影響。

註解部分為了適應現實需要有明顯糾結的痕迹,尤其「關鍵詞」為了適應當時現實,主要選擇貼近「心理」的倫理、風俗性語詞,妥協的不倫不類。

應該說,這個圖形系統是我的以往所學與救災實踐結合之後多元合一化合出來的產物。除了我內在自主的動因,應該還有工作中與巴西、美國、日本等國相關專家在交流中所產生的本土文化自覺的觸動。當然,圖形與註解結合也僅僅是一種對實踐經驗常識性歸納性的綱要,很難在短時間內重新生成能夠用於實踐的具體方式方法。這似乎不是一人或幾人之力一朝一夕就可以完成的事情。閑暇時,我也以之對照考慮了一下海靈格的「家族系統排列」和維吉尼亞·薩提亞「薩提亞家庭治療模式」,以及歐文·亞龍的「存在主義心理治療」等。但對以上流派均未曾系統學習並接受培訓,故此處暫不對之妄加評論。

2009年6月末,我告別北川,離開四川災區,經上海、北京回故鄉。7月抵達北京後,恰逢季先生辭世,我住在北大隔壁的清華園,但沒有去參加先生的追悼儀式。9月,成都之行後,繞行青海,第一次踏上青藏高原。停留西寧期間,購買了伊斯蘭教學者、著名語言學家馬堅翻譯的《古蘭經》,參觀了大清真寺,並買了伊斯蘭教與釋夢有關的資料。同時參觀了道教遺迹「土樓觀」和北山禪寺。

再次返鄉後,與中醫釋夢對照大略了解了一下伊斯蘭教及釋夢相關資料。

2009年11月,從北京搭乘高原列車開始了第一次進藏之旅。

抵達拉薩後,受日本俳聖松尾芭蕉《澳洲小路》影響,即在博客整理髮布了《青藏線行紀》(參考zixuezhaizhuren.bokee.com)一文。今天回看,發現文中隱約透露了此行內在的目的。

半月後的11月30日至12月8日,分三次邊寫邊發了《心的傳奇(或《兩個豬仔的前世今生》)(四幕劇或一個電影的提綱)(初稿)》(參考zixuezhaizhuren.bokee.com)。此篇形式上受到了瓦格納的很大影響,應該還有席勒的《歡樂頌》,內容上則類似「天人合一」的直接產物,非其時其地其人,絕無此東西。

緊接著便整理髮布了補充「心法圖」圖說的《心鄉何處》(參考zixuezhaizhuren.bokee.com)。文中已顯明受到了藏漢佛教的影響。

寫作這些文字期間,每天流連往返於大昭寺、布達拉宮等處,觀察藏族人民的宗教習俗和風土人情,結識來自各地的藏族朋友,並開始研讀藏族文化相關資料。用毛筆臨摹甲骨文的同時,學習寫藏文字母。

2010年(庚寅)春節,恰逢與藏曆新年同日。春節前的2月3日,分三部分發布了《人生朝聖路——藏族人民的宗教生活與身心問題應對方法及相關領域的漢藏聯係》(參考zixuezhaizhuren.bokee.com)。第一次比較系統地嘗試闡述藏族文化民俗,並對比了中醫典籍《黃帝內經》和藏醫典籍《四部醫典》的相關內容。此文及以上考察學習,冥冥中彷彿為玉樹地震救災做了系統知識和經驗的準備。

2010年4月14日玉樹地震,當晚我發布了《為玉樹一祭》(參考zixuezhaizhuren.bokee.com)。之後,便是決定趕赴玉樹,這在《殤復——玉樹片段(一)》(參考zixuezhaizhuren.bokee.com)之後的六十幾篇博文中略有記述,此不詳述。

玉樹災區的近一年半時間裡,除了完成救災事務。其實,也是對「心法圖」系統的重新驗證和豐富的過程。其中最為重大的啟發,當是從自身實踐中體悟中國文化精神中的「天人合一」。相關思考結合現實救災需要,部分體現在2011年2月16至3月1日(辛卯春節期間)的六篇系列博文《天地人心——玉樹災區身心問題對治的現實基礎和未來需要》(參看zixuezhaizhuren.bokee.com)。

2011年與玉樹災區人民逐漸疏離告別的日子裡,我曾特意將收有季羨林先生關於「天人合一」論述文章的著作分寄給幾位或有興趣的朋友。算作我將「天人合一」自災區延展到日常生活的開始吧,正在寫的這篇文字便是這種開始的一種收穫和延續。

以上就是我自以為按照季先生臨終遺願蠢蠢活動的我的2009年及其後相關聯經歷。之所以啰嗦了自己這麼多,只希望能以我為例幫助大家理解我所欲闡述清楚的內容而已。看官切切不要以為,我有欲借季先生彰自己的私心,那是對先生的大不敬,萬務做此絲毫念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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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文化的未來意義

再回到2009年。這一年,同為儒家文化圈代表國家的韓國KBS發行了一部專題片,與日本的《儒教三千年》遙相呼應,名為《儒教兩千五百年——孔子思想對亞洲文化的影響》。該片以「人要如何生存」「要如何掌握經濟」「人與人之間的關係該如何維繫」「該如何學習」四個現實問題為出發點,拍攝內容涉及了中國、韓國、朝鮮、日本、新加坡、越南等儒家文化圈的主要代表國家。片子取材於這些國家人民的歷史與現實,並以這些國家著名大學的學者和歐美著名大學的學者從學術與研究角度的評述來延展到現實。可謂用心良苦。專題開篇言到「儒教是我們生活的理念,是秩序,也是文化。儒教亦曾被視為亡國的元兇,備受指責與攻擊。身處競爭與效率,市場與世界化的時代,我們該如何在這個時代生存下去,我們該如何尋求發展,彼此該以什麼樣的關係相處,該如何推行教育,這些正是我們現在所困擾的問題,為了尋求邁向未來之路,我們將追溯到2500年前,開啟儒教的大長征。」此片的現實性和現實意義,讓我轉引了這樣一段。還是回到今天的現實來吧。

一位英國歷史學家湯恩比早在1985年在北京與日本宗教活動家池田大作就「中國文化和中國未來的作用」對話中曾說:「就中國人來說,幾千年來,比世界任何民族都成功地把幾億民眾,從政治文化上團結起來。他們顯示出這種在政治、文化上統一的本領,具有無與倫比的成功經驗。這樣的統一正是今天世界的絕對要求。………雖說是中華民族,也並不是在任何時代都是和平的。戰國時代和古代希臘以及近代歐洲一樣,也有過分裂和抗爭。然而到漢朝以後,就放棄了戰國時代的好戰精神。」

季羨林先生接著湯恩比的話曾語重心長的說,「在目前我們國內有那麼一小撮人,聲嘶力竭地想貶低中國,貶低中國文化,貶低中國的一切,在這樣的時候,有像湯因比這樣的通曉世界歷史發展規律的大學者,說出了這樣的意見,至少可以使這些人頭腦清醒一下。你不是說月亮是外國的圓嗎?你們中間不是有人竟認為中國連月亮都沒有嗎?現在有外國人來說,中國有月亮,中國的月亮也是圓的,而且圓得更美妙了。這一小撮人不是應該好好地反思一下嗎?這一些人也許根本不知道湯因比是何許人。但那沒有關係。他們最怕外國人,反正湯因比是外國人,這一點是錯不了的。對這些人來說,這一點也就夠了。我決非聽了外國人說中國月亮圓而飄飄然忘乎所以,把久已垂下的尾巴又翹了起來。中國的月亮也有陰晴圓缺,並不總是亮而圓的。但這是另一個問題。我們目前當務之急是全面地、實事求是地從最大的宏觀上來考慮中國文化在世界上已經起過的作用和將來能夠起的作用。」

楊絳先生在《走到人生邊上》乾脆說:「……『孔孟之道』無論能不能實現,總歸是一個美好的理想,比帝國主義、民族主義、資本主義都高出多多了。」今天有越來越多的中國人,以及外國人在談論中國文化「復興」如何如何,我卻覺得,這與西方的「文藝復興」完全不同,中國文化一直在中國人生活的現場,她的生命力依然鮮活,不用什麼特別「復興」,頂多是真正認真研究她曾經對中國和世界「已經起過的作用」,並通過多種合適的方式方法學習振興之,讓她對當代中國人和世界人民起到「將來能夠起的作用」就好了。前人言「天下興亡匹夫有責」,我這個「日用而不知」的中國「百姓」正在試圖不自量力的盡我的一己之愚。

中國人的「精神之救藥」問題:天人合一

也許有人會覺得我這樣說不僅是紙上談兵,而且有些誇大其詞或過分自信,但我想表明的是這份對中國文化精神自覺、自省、自救的能力的自信是基於我以中國文化傳統本土方式長期的自助助人的實踐體悟,是基於我對中國文化的熱愛與持續的認識與學習,也是基於我對當代社會問題、心理問題、教育問題等的關注以及臨床心理治療的粗淺了解。

我不是在帶著「復古」、「懷舊」的心理縮頭回憶並沉浸於過去,而是試圖通過我的個體方式最大限度的表達萬千年來的生存智慧對中國人過去、現在以及未來的益處,我認為中國人創造的生存智慧終將屬於整個人類,甚至更廣闊的自然萬物。正因此認識,我才相信中國人一定能通過中國文化這個母體找尋到當代身心調適或治療的適應性方式方法,或者無需治療與方法的融會貫通的健康生活方式。它不是僅僅頂著傳統的牌子,簡單機械的傳統文化的複製或截取,也不是披著西方的外衣,照搬所謂的先進技術或以新奇方法眩惑人心,而應該是在中國的土地上、中國智慧的母體里融匯中西精華孕育出的鮮活的一棵大樹或一片心靈豐茂園地。

當然,我絕沒有貶低西方文化和心理治療技術的意思。今天的社會現實是西方文化教育和生活習俗正在規模越來越大的,迅疾的進入和改變著中國和中國人的生活,甚至思想觀念。我只是堅持認為,西方的技術方法必須能夠打破其固有的、基於西方文化生活習俗形成的種種框框,真正的入鄉隨俗融匯於中國智慧的源流,與中國人的生活習俗形成必要的默契,才能夠產生實際的治療作用。否則,僅僅像是打著某種流派的招牌、用新奇的衣帽裝扮起來的漂浮在空氣中的幽靈,無法落腳於現實的土地,也無法贏得持久的難能可貴的信任。眾所周知,信任,是心理治療和教育的必須前提。這裡且不說,有多少所謂的心理及身體疾病,是因為受西方飲食生活習慣和觀念等不良影響,直接或間接導致的。

寫到這裡,我還想進一步引述對現當代學術文化產生過重大影響的學術大家的觀點。一為滿足當代人熱衷「權威」「偶像」的需要,從真正權威的角度進一步證實我的觀點不全是「無知者」「無畏」的胡言;一為通過過世的先人與普通如我者的之間的心意相通,證明中國文化融會周流、貫通古今的特質;剩下的總有作為一個普通中國人、一個後輩內心難免沾沾自喜的「不亦樂乎」,那就是原來我的很多思想和認識竟然與先賢們的有著比較清晰的交集,存在諸多相通或相似處。所謂「朝聞道,夕死可矣」,信然!

陳寅恪先生所言的「精神之救藥」的精髓是什麼呢?接下來,我要摘引年輕時沒有留過洋,一生致力中國文化的國學大師錢穆先生在96歲高齡寫下的最後遺稿《中國文化對人類未來可有的貢獻》一文中的內容。這篇文章寫於1990年5月,曾被國學大師季羨林先生充滿敬意的全文引用。我輩後生所引雖枝節,但景仰敬畏之心依然。

「中國文化中,『天人合一」、』觀,雖是我早年已屢次講到,惟到最近始澈悟此一觀念實是整個中國傳統文化思想之歸宿處。……中國文化,既認為「天命」「人生」同歸一貫,並不再有分別,所以中國古代文化起源,亦不再需有像西方古代人的宗教信仰。在中國思想中,「天」「人」兩者間,並無「隱」「現」分別。除卻「人生」,你又何處來講「天命」。這種觀念,除中國古人外,亦為全世界其他人類所少有。」

重讀先生的一字一句,我不能不心存無限感激,又激動的禁不住畫蛇添足。我相信無論先生「澈悟」的內容是什麼,我總能以我的方式在某些時空里體悟一二,因為我是一個中國人,一個「日用而不知」的中國老百姓。「澈悟」的內容一定是「只可意會不可言傳」的居多,而我好像更擅長意會,或說會意。這一點,應該是得益於我出生以來記憶力一直不好的這個缺點,不過現在竟有「因禍得福」的竊喜了。

因為記憶力不好的緣故,為了記住自己需要的東西,自身便會不由自主地找尋力所能及的適應性辦法。

而我的第一個直接辦法似乎就是反覆運用各種不同時代的先賢和他們留下的書籍或其他媒介途徑聚焦某一種重要的言語或思想等需要記憶或理解的焦點,通過這種縱橫反覆的漫長過程去熟悉直到牢牢記住自己想要記住的內容。(這有點類似東坡先生的「八面受敵」讀書法,我以後會系統整理分享。)比如,中國文化的核心典籍《論語》、《老子》等等;再比如西方各國的電影大師和他們的代表作品,熟悉到記憶用了不止十年功夫。

為了說的更清楚,我再舉個例子。比如,北川救災這件事,核心是北川,為了更好地做事情,一、我通過相關資料和書籍,了解北川的歷史、民族特徵、生活習慣等等;二、再通過走訪一些老人家和寺廟了解地震前後的具體情況,與書籍資料印證;三、再通過接觸受災群體各個階層實際了解他們的風土人情;四、再通過外來人的差異性對比和反饋進一步清晰北川和北川人的特質特徵;五、再通過自己的檢討,反思修正之前觀點的誤差……多線索形成一個圓都指向一個核心並持續於整個救災過程中。當然救災這件事本身就是一過程,它們實際上是圓融一體的。抽象出來,就是我所畫的圖形系統所表述的內容。這裡為了表述更清楚只能如此羅列。

除了這種「事倍功半」的笨牛做事方式,還有一個可能更重要的特點,那就是通過想像力或「白日夢」的方式來意會。愛因斯坦說:「想像力比知識更重要,因為知識是有限的,而想像力概括著世界的一切,推動著進步,而且是知識的源泉。」但願我能有那麼一點接近他說的意思,就是把一切能夠形象化的盡量形象化,意會之,尤其中國文化的古籍文獻。

近十年來,讀古籍常常心懷莫名喜悅,每每有酣暢淋漓的感受,這些時刻,書已不僅僅是書,而字句全然變成形象活躍在我的腦海中,如晤作者,如沐春風。真如程子「讀論語孟子法」所說:「學者須將《論語》中諸弟子問處便作自己問,聖人答處便作今日耳聞,自然有得。…凡看《語》《孟》,且須熟讀玩味,須將聖人言語切己,不可只做一場話說。」真真切切如此,也惟有用漢字書寫的中國文化可以「活靈活現」生動如此。這方面,後文我將另行詳述。因為對形象和意會的偏好,有些時刻會情不自禁的以畫圖來補某些不盡然處,以輔助記憶與理解。這是我敢說對錢穆先生的「澈悟」有一二體悟的原因,進一步我覺得這也是我當年能豁然理解榮格先生的分析心理學及其核心概念的原因吧。因為他的系統多元複合,他喜歡畫圖,更擅長「意會」。不過總還是體悟在前,理解在後。這是我自己的一種意會,並終於會意出了這篇文字。會意總免不了主觀想像和臆斷,甚至自以為是的胡謅,所以,我將盡量以引述公眾熟悉的觀點和論述為主,最大限度的堅持「述而不作」,以求最大限度避免偏頗與狹隘。

閑話少敘,書歸正傳。既然提到了醫藥,接下來就再具體一點。以陳寅恪先生弟子稱自己的季羨林先生晚年曾寫過一篇文章《「天人合一」新解》,文中為了說明東西方思維模式的根本區別,先生借東西「醫」的不同來通俗表達自己的思想,我現在再借先生的方式說回來。先生文中寫道:「再用一個更通俗的說法來表達一下:西方是「頭痛醫頭,腳痛醫腳」,「只見樹木,不見森林」,而東方則是「頭痛醫腳,腳痛醫頭」,「既見樹木,又見森林」。說得再抽象一點:東方綜合思維模式的特點是,整體概念,普遍聯繫;而西方分析思維模式正相反。」中國人能始終在重要時刻想起「一葉障目不見泰山」的古訓,也正是基於此吧。

錢穆先生「澈悟」到的「天人合一」裡面到底還有什麼奧妙?想來想去,還是摘引為大家最熟悉的東坡先生親身經歷並記錄的實例為好。

蘇軾先生一生屢遭貶謫,且生活常常貧苦。可以肯定的說他遇到了很多一般普通人很少遇到的身心危機,這在他的詩文中幾乎通過各種不同的方式都記載了下來,給我們這些冥頑不靈的後輩留下了受用不盡的寶藏。我這裡將引用的是他寫於北宋元符元年(1098年)的一篇關於海南風土人情的小文。為了讓大家更清楚東坡先生寫作此文的用意,先簡單介紹一下當時的寫作背景。那一年蘇軾已經63歲高齡,是他被貶到海南的第二個年頭。宋代的海南,在中原人眼裡,是莽荒之地中的蠻荒之地、瘴癘之所。在那時候,到江西北部人們就已經視為蠻荒、瘴癘之邊界,除非萬不得已絕不再進入。所以,這次貶謫對於垂暮的蘇軾無異於一場生死較量,在去海南之前,他甚至安排了自己的後事,與家人訣別。他本打算孤身前往,在家人的懇求下,才帶了小兒子蘇過跟隨。這篇名為《海南風土》的小文就是在這樣「藥物醬醋等皆無」的處境和「厄窮至此,委命而已」的心境中寫下的。文中寫道:

「嶺南天氣卑濕,地氣蒸溽,而海南為甚。夏秋之交,物無不腐壞者。人非金石,其何能久。然儋耳頗有老人,年百餘歲者往往而是,八九十歲不論也。乃知壽夭無定,習而安之,則冰蠶火鼠,皆可以生。吾嘗湛然無思,寓此覺於物表,便折膠之寒,無所施其冽;流金之暑,無所措其毒,百餘歲豈足道哉!彼愚老人者,初不知此,特如蠶鼠生於其中,兀然受之而已。一呼之溫,一吸之涼,相續無有間斷,雖長生可也。……」

東坡先生文中涉及到了環境與健康長壽的關係,中國古人早已認識到「一方水土養一方人」,地理位置、環境、水質、氣候等與健康長壽有著密切關係。而關鍵在於遵循「天人合一」的原則,「莫非命也,順受其正。」如文中「習而安之」「兀然受之而已」,盡量的順勢而為,適應環境。此種境界希望同為中國人的諸君能親身體悟實踐之,利益無窮。

中國的人口在地球上佔有絕對的比例,國家富強的今天,公益慈善與心理治療,以及教育、企業管理等等都在急急模仿西方的所謂先進方式,又因人口基數這個基本事實有著依託粗疏淺陋的統計分析而急匆匆盲目走向分解規模化、集團群體化、批量標準化、統一格式化、系統模式化的明顯傾向。一方面個體與其內在需要被機械的流程制度消解於龐大的群體中,而另一方面個體私慾為主體訴求的個性化需要卻被宣傳媒介等引導成一種潮流,逐漸成為一種力量強大的欲求洪流。這種背道而馳的現狀導致個體與群體、個體與社會「南轅北轍」的反作用力日益顯著,個體的焦慮不安日益突出。

誠如季羨林先生所言,「目前西方的分析已經走得夠遠了。雖然還不能說已經到了盡頭,但是已經露出了強弩之末的端倪。照目前這樣子不斷地再分析下去,總有一天會走到分析的盡頭。」對於依然擁有眾多農業人口和大面積鄉村的中國,這是需要引起注意的一個問題。鄉村人口的統一而不失刻板的城鎮化,也許可以暫時拉動內需,維持經濟一時的發展需要,或形成表面化的進步徵象,但從長遠看,可能會導致更為嚴峻、更為現實的問題。

許倬雲先生在2015年剛剛出版的《說中國:一個不斷變化的複雜共同體》中寫到:整體言之,中國五六千年的內外變化,猶如各種不同的豆類被倒在一個鍋內,不斷地攪和成臘八粥;假如把它們磨成漿,則出現的將是混合的豆漿。這種混合,可能就是新加坡學者報告指陳的:現代中國人基因呈現的高度一致性。長期混合的結果,不同於選擇刻意保存某種基因的「純種」。我們必須理解:天下沒有真正的「純種」,跑馬場上的純種馬,都是特意保留的單純基因組合,有其一定的長處,但是也有更多遺傳的弱點。人類將來走的道路,也是在不斷地交流與融合之後,逐漸構成一個共同的人類種屬。其中,個別的人會呈現不同的外表,而他們的基因卻是上述「豆漿型」的混合,那才是所謂「現代人類」。

畢竟,在這個世界上,還沒有哪一個國家或區域有中國這麼複雜,還沒有哪一個族群如中國人般依然有一個幾千年活著的文化母體可以依靠,甚至炫耀。複雜的問題必須不帶成見的慎重對待,而中國人依然能夠在幾千年文化中得以生息的原因和價值必須要發掘並發揮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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