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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人從什麼時候開始下跪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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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籤: 禮儀皇帝南宋宋代士大夫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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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但要跪,還要叩響頭,叩得越響亮越顯示出忠心。只要叩對地方,聲音便特別洪亮,所以大臣叩見皇帝之前,必須重賂內監,則聲蓬蓬然若擊鼓矣,且不至大痛。

從席地而坐到垂足而坐

美國芝加哥美術館收藏有一幅五代時周文矩所繪的《合樂圖》。一些學者相信,此圖正是失傳的周文矩版本《韓熙載夜宴圖》的一部分。而傳世的署名「顧閎中」的《韓熙載夜宴圖》(北京故宮博物院藏),實際上只是南宋人的摹本,其母本應該就是今天流失于海外的這幅《合樂圖》。那麼如果我們來比較這兩幅圖像,將會發現:儘管從《合樂圖》到《韓熙載夜宴圖》(宋摹本)有著明顯的傳承關係,但由於畫家生活的時代相隔遙遠,使得兩幅圖像透露出完全不同的時代信息——這不奇怪,畫家總是會不自覺地將自己觀察到的時代信息繪於筆下,所以在宋人畫的漢宮圖中會出現宋式建築;而在明清畫家畫的宋朝仕女圖中則會出現明清服飾。

先來看周文矩《合樂圖》,請注意一個細節:圖中的樂伎都是盤膝坐在地毯上演奏音樂,包括擂鼓的那名樂伎,也是用跪坐的姿勢。而欣賞演出的韓家賓客、家眷,則多站立,只有韓熙載本人盤坐於床塌,另一名女賓坐在矮凳上。

▲ 《合樂圖》局部

▲ 《合樂圖》局部

而到了宋人畫《韓熙載夜宴圖》中,我們看到,五名樂伎都坐在圓墩上吹奏簫笛,一位打牙板的男賓客也是垂足坐於圓墩,韓熙載則在一張靠背椅上盤膝而坐——這個坐姿有些奇怪,也許作為一名老式貴族,他還不習慣垂足而坐。

▲ 宋人畫《韓熙載夜宴圖》局部

五代人周文矩的畫面,應該比南宋畫更加符合韓家夜宴的實際情形,因為他們生活在同一時代;而南宋人繪畫時,只能根據自己的生活經驗加以想像。兩幅圖像的不同細節,顯示出一個信息:宋代以前,即使在貴族家庭,靠背椅等高型坐具還比較少見,人們一般都是盤膝坐在寬大的床塌上,或者席地而坐。

事實上,唐—五代正是椅子逐漸普及的過渡期。而在此之前,中國人是不習慣垂足坐在高腳椅子上的,一般只使用一些矮型坐具,如「胡床」、「連榻」。連榻是可以同時坐幾個人的矮塌,《晉書》記載,「杜預拜鎮南將軍,朝士畢賀,皆連榻而坐。」說的便是這種狹長而低矮的坐卧用具;胡床即今天我們所說的小馬扎,可摺疊,方便攜帶。北齊楊子華的《校書圖》(美國波士頓博物館藏,為宋摹本殘卷)中就出現了一張胡床。總之,此時中國社會流行的傢具,如餐桌、書案、坐塌、椅子,都是矮型的。

▲ 《校書圖》局部

入宋之後,高腳的椅子才在民間普及開來。自此,「高足高座」的傢具完全取代了「矮足矮座」的傢具,中國人從「席地而坐」的時代進入「垂足而坐」的時代。今天我們在宋畫中可以輕而易舉地找到椅子,如南宋畫《蕉蔭擊球圖》(北京故宮博物院藏),圖中出現的桌子是高型的,椅子也是高足的靠背椅,從其款式看,很可能由胡床改良而來。當南宋的畫師描繪「韓熙載夜宴」的場面時,也會不自覺地畫上宋人常見的椅子、圓墩。

▲ 《蕉蔭擊球圖》

跪拜禮的變遷

高型坐具的普及,觸發了改變中國人社會生活的連鎖反應。比如說,在流行矮足矮座傢具的時候,大家圍成一桌用餐是不大方便的,因此分餐制大行其道;而高桌高椅廣泛應用之後,圍餐就不存在技術上的問題了,因此合餐制漸漸取代了分餐制。

還有,傳統的社交禮儀也被改寫。在只有矮型傢具的先秦,人們在社交場合都是席地而坐,正式的坐姿叫做「跽坐」,即雙膝彎屈接地,臀部貼坐於足跟,標準姿勢就如西安出土的秦代「跽坐俑」。今天日本與韓國還保留著「跽坐」的習慣。

▲ 秦代「跽坐俑」

此時,中國社會通行跪拜禮,因為跪拜禮是自然而然的,由跽坐姿勢挺直腰板,臀部離開足跟,便是跪;再配上手部與頭部的動作,如作揖、稽首、頓首,便是拜。這時候的跪拜禮,並無後世附加的貴賤尊卑之涵義,只是表示對對方的尊敬。而且,對方也回以跪拜禮答謝。臣拜君,君也拜臣。許多朋友都應該讀過《范雎說秦王》,裡面就說到,「秦王跪曰:『先生是何言也!……』范雎再拜,秦王亦再拜。」跪拜是相互的,是雙方互相表達禮敬與尊重。

經秦火戰亂之後,古禮全失,漢初叔孫通重訂禮儀,「采古禮與秦儀雜就之」,實際上就是糅入了帝制之下君尊臣卑的內涵,諸侯百官「坐殿上皆伏抑首,以尊卑次起上壽」,「竟朝置酒,無敢喧嘩失禮者」。所以劉邦在體驗了一把繁文縟節之後,不由感嘆說:「吾乃今日知為皇帝之貴也。」後來宋朝的司馬光忍不住噴了叔孫通一臉:「叔孫生之為器小也!徒竊禮之糠粃,以依世、諧俗、取寵而已,遂使先王之禮淪沒而不振,以迄於今,豈不痛甚矣哉!」不過,此時的跪拜仍是自然而然的,因為大家還是席地而坐。臣拜君,君雖不再回拜,卻也要起身答謝。

到了高型椅子出現以後,中國人席地而坐的習慣發生了改變,跪拜的動作便帶上了比較明顯的尊卑色彩——請想像一下,你從椅子上滾到地上跪拜對方,顯然透露出以卑事尊的味道。

也因此,除了「天地君師親」,宋朝人基本上都不用跪禮,社交禮儀通常都是用揖遜、叉手之禮。南宋時,樓鑰出使金國,發現被金人統治的汴京人在接待客人時兼用跪禮與揖禮:「或跪或喏」。樓鑰說,「跪者胡禮,喏者猶是中原禮數。」「喏」即揖禮,可見依宋人禮儀,日常待人接物是不用跪禮的。南宋覆滅後,文天祥被元人俘至大都,蒙元丞相博羅召見,文天祥只是「長揖」,通事(翻譯)命他「跪」,文天祥說:「南之揖,即北之跪,吾南人,行南禮畢,可贅跪乎?」文天祥只揖不跪,因為高椅時代的跪已帶有屈辱、卑賤之意,揖才表示禮節。

我們從多幅宋畫中也可以找到揖遜、叉手之禮,如南宋宮廷畫師所繪《女孝經圖卷》(北京故宮博物院藏)中有一個場景:皇后與皇帝、大臣見面,大臣行叉手禮:

▲ 《女孝經圖卷》局部

宋代的臣對君,當然也有需要隆重行跪拜禮的時候,但那通常都是在極莊重的儀典上,如每年元旦、冬至日舉行的大朝會、三年一次的郊祀大禮,自然是極盡繁文縟節。日常的常朝會也有臣拜君的禮儀,據《宋史·禮志》記錄的「正衙常參」禮儀,「舍人通承旨奉敕不坐,四色官應喏急趨至放班位宣敕,在位官皆再拜而退」。但這裡的「拜」,跟跪坐時代的「拜」,是不是相同的動作呢?值得考證。我看過宋人王楙就曾考據說,「肅拜,但俯下手,即今之揖也。何嘗專以首至地為拜耶?」

再據《宋史·禮志》,淳化三年(992),宋廷申舉常參禮儀,將「朝堂行私禮,跪拜;待漏行立失序;談笑喧嘩;入正衙門執笏不端;行立遲緩;至班列行立不正;趨拜失儀;言語微喧;穿班仗;出閣門不即就班;無故離位;廊下食;行坐失儀;入朝及退朝不從正衙門出入;非公事入中書」等十五項行為列為失儀,「犯者奪俸一月」。由此看來,宋臣常參時似乎並不行跪拜禮。至於君臣日常見面禮儀,當是揖拜之禮。

從元朝開始,帶屈辱、卑賤性質的跪拜禮才推行開來。治元史的李治安教授根據兩則元朝史料的記載:《元朝名臣事略》:「……入見,皆跪奏事。」元人《牧庵集》:「方奏,太史臣皆列跪。」判斷出「元代御前奏聞時,大臣一律下跪奏聞,地位和處境比起宋代又大大下降了一步」。這一禮儀,跟元朝將君臣視為主奴關係的觀念也是合拍的。

跪奏的制度又為明朝所繼承。據《大明會典》,洪武三年(1370)定奏事儀節,「凡百官奏事皆跪,有旨令起即起」。朱元璋甚至變本加厲,規定下級向上司稟事,也必須下跪:「凡司屬官品級亞於上司官者,稟事則跪。凡近侍官員難拘品級,行跪拜禮。」

清代臣對君的跪拜禮更加奇葩,不但大臣奏事得跪下,皇帝降旨宣答,眾臣也必須跪著聽訓。為了避免因為下跪太久而導致膝蓋受傷,聰明的清臣發明了「膝里厚棉」的高招:「大臣召見,跪久則膝痛,膝間必以厚棉裹之。」看來清宮戲《還珠格格》中「小燕子」使用的那個「跪得容易」,並不是胡扯。練習跪拜也成了清代大臣的必修課,「光緒某年,李文忠公鴻章以孝欽後萬壽在邇,乃在直督署中日行拜跪三次,以肄習之。」臣下如果跪得乖順,則官運亨通,大學士曹振鏞「晚年,恩遇益隆,身名俱泰」,門生向他討教為官的秘訣,曹振鏞告訴他:「無他,但多磕頭,少說話耳。」

不但要跪,還要叩響頭,以頭觸地,叩得越響亮越顯示出忠心,「須聲徹御前,乃為至敬」。據稱,清宮「殿磚下行行覆瓿,履其上,有空谷傳聲之概」,只要叩對地方,聲音便特別洪亮,所以大臣叩見皇帝之前,「必須重賂內監,指示向來碰頭之處,則聲蓬蓬然若擊鼓矣,且不至大痛,否則頭腫亦不響也」。

不但臣見君要跪拜,小官見大官也必須下跪。清人況周頤的《餐櫻廡隨筆》說,光緒初年,工部司員見堂官,「鞠跽為禮」,所以有人以《孟子》中「天下之賤,工也」之句相嘲。但未久,「兵部效之,戶部繼效之」。又,同治五年(1866),一個叫做杜鳳治的地方官赴廣東廣寧縣當知縣,據其日記記錄,十月二十四日,「天未明抵廣寧官埠,人夫、衙役、書吏、執事人等,均已齊備;天曉即行……將至,城捕廳張公來接。有兵百餘人,及三班七房均跪接入城,至公館暫憩。」知縣上任,手下一班人要出城跪迎。好大的官威嘛。

在清代宮廷畫家焦秉貞繪製的《歷朝賢后故事圖》中,也再三出現了跪拜皇后的畫面,比如其中一幅《禁苑種穀圖》,畫的是宋代曹皇后的故事,圖中女官跪著向曹後獻谷。而我們從宋人畫《女孝經圖卷》上看到的情景,分明並無一人向皇后跪拜。顯然是清朝人以自己的經驗去想像宋人禮儀。

▲ 《歷朝賢后故事圖》之《禁苑種穀圖》

從表達禮敬到自示卑賤

晚清的康有為曾寫了一篇《擬免跪拜詔》,對跪拜禮的流變作了一個扼要的回顧:「(先秦時)天子為三公下階,為卿離席,為大夫興席,為士撫席。於公卿大夫拜,皆答拜」;「漢制,皇帝為丞相起,晉六朝及唐,君臣皆坐。唯宋乃立,元乃跪,後世從之」。到了康氏身處的那個時代,跪拜禮原來所包含的向對方表達禮敬與尊重之意已經淡化,而下跪者自我示卑、示賤之意則日益凸顯出來。難怪康氏的朋友譚嗣同要猛烈抨擊清王朝:「繁拜跪之儀以挫其氣節,而士大夫之才窘矣;立著書之禁以緘其口說,而文字之禍烈矣。」

所以說,跪拜禮的變遷,絕不僅僅是禮儀流變,背後其實是是時代精神蛻變的投影。一位清代人已意識到:「夫拜跪,細事耳,而所關甚巨。自古宗社之鞏固,由士大夫之有氣節;氣節之能植,由士大夫之識廉恥。」清人跪得那麼殷勤、歡快,無非是士風的退化。如果我們去比較宋代與清代的精神風貌,便會發現它們是完全不同的:

宋代士臣敢振言告誡皇帝:「天下者,中國之天下,祖宗之天下,群臣、萬姓、三軍之天下,非陛下之天下。」要求君主「與士大夫共治天下」。至於廷爭面折之事,更是不勝枚舉。而清代的士大夫已經全無宋人風骨,竟以獲得在聖上之前自稱「奴才」的待遇為榮。一名清初的士子觀察到,「邇來士大夫日賤,官長日尊,於是曲意承奉,備極卑污,甚至生子遣女,厚禮獻媚,立碑造祠,僕僕跪拜,此輩風氣愈盛,視為當然,彼此效尤,恬不為怪」。

士大夫已是如此,草民更不用說了。宋代的平民見官,儘管也講尊卑有序,但大體上還可以維持尊嚴,見多識廣的京城之民,更是不畏官長,常抓著官府的短處不放,跟官員爭長短,也不給領導好面色看。而清代的平民,不但見官得先跪拜叩頭,我還在《清代巴縣檔案彙編》上看到,老百姓向衙門呈交訴狀稟詞,都以「蟻」或「蟻民」自稱,官府稱呼其治下小民,也直接叫「蟻」。人民在官府面前表現得如此卑賤,只怕是前所未見的。

因為跪拜禮已經被賦予了強烈的自示卑賤的內涵,康有為才想替光緒皇帝《擬免跪拜詔》。不過事實上要等到清廷被推翻,跪拜禮才正式宣告終結。今天有一些志在復興國學的朋友,在收徒等場合恢復了跪拜禮儀式。對此,我的評價是,多此一舉,徒增誤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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