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人可笑的人蔘迷信，是怎麼來的？

中國最早有關人蔘藥用價值的記錄，見於成書秦漢時期的《神農本草經》。東漢末年的張仲景在《傷寒論》中，說人蔘「主治心下痞堅，旁治不食嘔吐等」。後來南朝《名醫別錄》、唐朝《藥性本草》、宋朝《諸家本草》、元朝《用藥法象》等歷代醫書，對人蔘的藥用功能都有提及。

至明人李時珍編纂《本草綱目》，聲稱「人蔘治男婦一切虛症」，包括「發熱自汗、眩暈頭痛」，及「痎疾、滑瀉久病」等，人蔘遂從普通中藥材種「脫穎而出」，登上「神葯」的地位。①

明代以前，中國人吃的人蔘，主要產於上黨地區（今山西長治），被稱為「上党參」；其次是「遼東」地區（今遼寧西部）的「遼東參」（又稱「遼參」）。

當時，人蔘只被視為一種普通食/藥材。比如，蘇軾在給朋友王定國的信中說，「必欲寄信，只多寄好乾棗、人蔘為望。如無的便，亦不須差人，豈可以口腹萬里勞人哉。」在給章質夫的信中又說，「萬一有南來便人，為致人蔘、干棗數斤，朝夕所須也。」②

顯然，對蘇軾而言，人蔘和干棗一樣，是一種滿足」口腹「之欲的食品，而非保值百病的良藥。動輒託人順路帶上「數斤」，也說明這種食品在當時並不名貴。

明代之前，也有少數人蔘品種被認為很名貴。比如，上党參中有一種「紫團參」，據說僅生長在上黨地區的紫團山上。《夢溪筆談》里記載，王安石患有哮喘，需用紫團參醫治而不可得。有朋友送來幾兩，王安石堅辭不受，說：「平生無紫團參，亦活到今日」。不過，從蘇軾為滿足「口腹」之欲「朝夕」食用人蔘來看，普通上党參在北宋，仍屬普通之物。

人蔘價格也很能說明問題。直到明朝嘉靖年間，人蔘仍是一種很低廉的商品，一斤人蔘只要白銀1錢5分。

萬曆年間，參價上漲至約3兩白銀/斤。按照《本草綱目》（成書萬曆年間）的說法，價格上漲的原因，是上黨的采參業沒落，市場上只剩下來自遼東的人蔘：

「上黨，今潞州也。民以人蔘為地方害，不復採取。今所用者皆是遼參。」

至崇禎時，參價已高達到16兩白銀/斤。

政府與商人共同炒作

人蔘地位大變，成為神葯，發生在清代。主要原因如下：

（一）人蔘被視為清朝王氣的具現

人蔘的命名，有著很強的神秘性。比如，隋唐志怪傳奇小說《廣古今五行記》中有一個故事：「隋文帝時，上黨有人宅後每夜聞人呼聲，求之不得。去宅一里許，見人蔘枝葉異常，掘之入地五尺，得人蔘，一如人體，四肢畢備，呼聲遂絕」。

李時珍編纂《本草綱目》，將這種志怪玄談視作人蔘藥效的由來，也寫了進去：「參漸長成者，根如人形，有神，故謂之人蔘、神草」。③

具體到清朝，因為產參的東北乃是「龍興之地」，充斥「王氣」，人蔘很自然地被視為這種「王氣」的具現。比如，乾隆年間的著名文人阮葵生認為：「自遼陽以東，山林中皆有之，蓋地氣所鍾，豈偶然哉」——明確將人蔘的生長與東北的地氣聯繫在一起。

圖：人蔘滿足了中國人「以形補形」的古老趣味

（二）清廷壟斷人蔘貿易，推高參價暴漲，加劇民間的人蔘迷信

上党參從市場退出後，明朝從關外女真人手中大量進口遼東參，作為替代品。

女真和明朝的人蔘貿易，數額極大，曾是女真最重要的財源。比如，從萬曆十一年七月到次年三月，8個月時間裡，海西女真人在邊境和明朝交易26次，售出人蔘1733.75斤。萬曆十一年至萬曆十二年，明朝政府為購買人蔘付出了白銀3萬兩。為減輕國庫壓力，降低人蔘價格，明朝政府曾一度關閉邊境的貿易市場，導致建州女真積壓的10多萬斤人蔘全部爛掉。④

在糾葛不斷的人蔘貿易中，女真漸漸集聚起了對抗明朝的力量。

清朝入關後，皇室繼續將人蔘貿易牢牢掌控在自己手中。清初，皇室在東北設有專門的采參組織「打牲烏拉總管衙門」，八旗王公也被允許派人到指定的山上采參。私人采參被嚴厲禁止，甚至有「采參處如遇漢人，一概緝捕」的詔令。

乾隆年間，為加大對人蔘貿易的控制，又成立了「官參局」。規定凡進山采參的民眾，必須持有官府發放的憑證。官參局收上來的人蔘，部分上品供宮中使用，部分交給內務府售賣或處置，剩餘的才賣給參商。

清朝的人蔘管理制度極為複雜，其制度保證了東北人蔘貿易的利潤，大部分落入皇帝私囊——最多時，數額達到每年100萬兩白銀。⑤

朝廷壟斷人蔘貿易的結果，是參價的暴漲。比如，在江南地區，內務府指定「江南三織造」（江寧織造、杭州織造、蘇州織造）、粵海關等為人蔘特許經銷商。這些官辦經銷商不遺餘力哄抬人蔘價格，至乾隆中期，人蔘價格已達到600~800兩白銀/斤；嘉慶年間，更突破至2000兩白銀/斤。

參價的暴漲，與人蔘的神化相輔相成。生活在乾隆時期的醫生徐靈胎，寫過一篇《人蔘論》，提到時人存在著一種「因人蔘價格高而迷信其療效」的心理：

「夫醫者之所以遇疾即用，而病家服之死而無悔者，何也？蓋愚人之心，皆以價貴為良藥，價賤為劣葯。」

大意是：患者相信參價這麼高，那人蔘自然是最好的葯。醫者也樂於利用患者這種心理，動輒給他們開人蔘吃——患者吃了人蔘後，若病情仍不見好轉，不會埋怨醫生。因為在他們看來，人蔘治不好的病，那肯定是真治不好了。⑥

圖：乾隆末年到道光年間的人蔘價格（來自蔣竹山《人蔘帝國》）

（三）皇室大量服用人蔘，對民間起到示範效應

大量上品人蔘被清宮留用，是因為皇室對人蔘的消耗量很大。

據清宮檔案《人蔘上用底簿》，乾隆帝生命最後兩年，「共進人蔘三百五十九次，四等人蔘三十七兩九錢」。他還寫過一首《詠人蔘》詩，說人蔘「五葉三丫雲吉擁，玉莖朱實露甘溥。地靈物產資陰騭，功著醫經注大端」。乾隆朝的妃嬪、公主也服用人蔘。

慈禧太后也常吃人蔘。從光緒二十六年十月到次年九月，300多天的時間裡，「共用噙化人蔘二斤一兩一錢。」⑦

清朝皇帝還時常用人蔘賞賜大臣。如大學士嵇曾筠請求回鄉養病，乾隆帝下令賞賜人蔘10斤；大學士傅恆在金川領兵作戰，水土不服，乾隆帝賞賜人蔘3斤。清朝的藩屬，如暹羅國王、安南國王等，也都收到過人蔘這種特別賞賜。⑧

有了皇室帶頭示範，民間對人蔘「神效」的迷信一發不可收拾，有了「非參不治，服必完全」的執念。

圖：大會堂吉林廳展覽的「人蔘之王」，重285克

四、江南「溫補」文化，迎合人蔘迷信

從乾隆時期開始，江南發展起一種古怪的補藥文化。如當時的醫生徐大椿說：

「今則以古聖之法為卑鄙不足道，又不能指出病名，惟以陽虛陰虛、肝氣腎弱等套語概之，專用溫補，以致外邪入里，馴至不救。」

徐大椿的批評非常到位——當然，他所說的「外邪入里」云云，也同樣玄虛。當時，很多江南醫生喜開補藥。各種補藥之中，最受歡迎的，又數人蔘。

醫界的這種風氣，其實也是在迎合時人的人蔘迷信。既然「都門諸貴人喜服人蔘，雖極清苦亦竭力購參以服之」——無論貧富，都相信通過人蔘溫補，能治好痼疾，那麼作為醫生，最安全、最賺錢的辦法，無疑就是開藥時多開人蔘。

此種溫補風氣之下，清朝還出現了一批「人蔘購買指南」。陳烜《人蔘譜》、唐秉鈞《人參考》、鄭昂《人蔘圖說》等介紹人蔘種類、產地、氣味、功效，教人們如何分辨人蔘的真偽的著作，都是當時的養生暢銷書。在這些暢銷書的運作下，人蔘出現了所謂「尖頂熟」「統頂」「條小」「統糙」「須條」「泡條」等上百種名目，以適應不同地區、不同消費水平的購買者。⑨

清朝對人蔘的神化影響至今。時下仍有很多中國人相信，人蔘是一種包治百病的補藥。其實，科學檢測早已證實，被認為藥效最強的參根，主要成分為碳水化合物，與胡蘿蔔相似；參根中的其他成分，在提取後也僅表現出很低的藥性。《美國國家藥典》早在1937年刪去了「參」（包括人蔘、西洋參），認為它們的醫療、保健價值只存在於中國人的想像之中。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