啟蒙時代的人類學學科淵源初探

當代人對人類學這個術語不會感到陌生，但也會缺乏綜合性的學科理解。大致地看，人類學就是研究人的橫斷學科，它主要集中在對人（類）的生物性與文化性的研究上，由此衍生出其四大分支。而在歷史上，人類學這個抽象的名詞首先首次出現在文藝復興時期的德意志人文主義哲學家馬格努斯·亨特（Magnus Hundt）與奧托·卡斯曼（Otto Casmann）的作品中。他們把兩個希臘語辭彙ánthrōpos（人類）與lógos（研究）結合在一起進而創造了新的拉丁辭彙anthropologia（人類學）。在十八世紀早期，人類學這個詞語開始出現在英語與法語中。雖然作為一個完整的現代學科體系的人類學是在十九世紀中葉以後形成的，但作為人類學「史前史」的十八世紀為人類學的發展打下了重要的前提基礎，特別是關於人性、文化、社會的原初預設，這些跟歐洲啟蒙運動密不可分。啟蒙運動孕育了人類學的學科淵源，而當時的人類學成果反過來又促進了啟蒙運動。

一、啟蒙時代與現代人類心智的覺醒

啟蒙運動是十八世紀幾乎發生在全歐境內的重要的文化運動，雖然各國國家地區啟蒙運動的社會環境、發生進程、側重點、成就不盡相同，但至少它們共享了一個相同的主題，萌發了一種新的思維即理性。哲人們重拾起古典文明中的理性精神逐步邁向現代性。正如康德1785年的《什麼是啟蒙》（What is Enlightenment）里所言「啟蒙就是人類脫離自己所加之於自己的不成熟狀態，不成熟狀態就是不經別人的引導，就對運用自己的理智無能為力。要敢於認識！要有勇氣運用你的理智！這就是啟蒙運動的口號。」

康德的總結集中地展現了啟蒙哲人的文化狀態：重振勇氣。這股勢不可擋的勇氣絕非空穴來風。歐洲人身處舊制度的環境中，但十八世紀的歐洲在社會發展方面取得了諸多進步：自然科學的驚人發展，醫學的進步，風俗的改良以及人道主義情感的成熟，傳統社會等級制度的緩慢瓦解，糧食生產、工業組織、人口模式的革命性變遷，所有的這些都有助於恢復人們的信心。行政管理在十八世紀也發生重大變革，有志於改革的政府官員陷入與既得利益集團和傳統習俗的衝突之中。合理化行政管理系統和統計方法雖然尚屬幼稚，卻預示著未來的現代福利國家。追求社會發展的時代呼籲著新的科學，新科學意味著更加廣泛而深刻的理性思考以及必要的自由。

啟蒙知識分子認為「哲學家的自由乃是普遍自由的前提。人對自主的追求受到懶惰、膽怯以及傳統等疊加重負的桎梏，只有哲學家在不受外界束縛的情況下進行理性思考，並毫無畏懼地展開批判，因而能夠發動和引導爭取解放的偉大鬥爭。」因此，哲學成為啟蒙運動的支柱性學科，較以前時代更具模糊性也更偏向實踐性。啟蒙運動把哲學定義為有條理的批判習慣。一方面，它具有包容性。善良的意願、清晰的思想、對迷信的敵視都是哲學的範圍。另一方面，又顯得極端狹窄，排斥了許多實踐性不強卻重要的真知見解。對啟蒙運動而言，哲學的時代是一個批判的時代。人類思想的批判功能與實踐的生產功能第一次如此接近。

對西方而言，啟蒙時代也開啟了基督教現代化進程的序幕，基督教的現代化在該世紀即將落幕時最終完成，宗教脫去了神聖又神秘的外衣。於是，一切社會文化現象都經歷了「去魅」的過程，而「去魅」現象的基礎是正是人們探究事物根源的好奇與熱誠。因此，啟蒙哲人萌發了歷史學的思維，開始意識到萬物的發展都是一個過程，它是自然的、變動的，也是未來的。史學與哲學發生了合流，史學的視角滲入進了哲學，哲學的思維引導了史學。英國啟蒙史家愛德華·吉本領悟到哲人所說的哲學的真正含義：「哲學與其說是一門學問，不如說是一種對待世界的立場，一種批判的自由。」

在啟蒙世紀，人類的信心第一次與現實主義結伴而行，天道酬勤的文化信念成為普遍共識，有教養的歐洲人喚醒了一種新的生命意識。他們愈益感受到一種駕馭自然和人自身的力量感。人心普遍開始思變，害怕停滯，「革新」成為了進步的象徵。保守主義觀念的出現，恰恰是人心思進的明證，一個停滯不前的社會出不了保守主義者。生死的文化意義也隨之發生逆轉，「不同於古代悲觀主義的人生哲學與對死亡的崇高嚮往，啟蒙世紀的人們逐漸開始恐懼死亡，珍愛生命。死亡不再是人類救星，而是敵人。」面對有限的生命，人們對終極性意義的思考轉向了追求不朽而非永生，人覺醒了一種為後世而過、為後人而活的人生觀。思考古代旨在正視現實與面向未來。

於是，啟蒙哲人們帶著勇氣、自信、希望與新的思維對人（類）的生物性與文化性展開了深入的探究，而這些探究成果正是啟蒙時代的人類學學科淵源。

二、啟蒙時代的"人類學"成果

「人類學是十八世紀回應啟蒙運動的科學文化的過程中出現的幾個新的社會科學之一，它也是新的渴望使用理性、歷史、比較分析與直接觀察的方法來探索世界的邏輯產物的延伸。它嘗試把人類自然性與文化性的層面統合進一個新的理論的、經驗的人類理解中。」

雖然歐洲的科學革命在十八世紀業已結束，但其文化遺產即新的科學思維繼續向其他學科傳播，甚至廣泛地向社會生活領域滲透，提高了歐洲人的思維認知水平。「西方的自然科學在啟蒙時代取得了長足進步的同時出現了牛頓崇拜，牛頓體系及其文化在歐洲廣泛傳播，」這種建立在實驗觀察基礎上，經過反覆的公式推演計算，並在新實驗中還原檢驗的自然科學研究模式成為啟蒙時代的西方學術主流，推動其他自然科學的發展。

啟蒙時代對人類生物性的研究伴隨著自然史的研究而出現，這一方面的代表人物是布豐（Buffon, Georges-Louis Leclerc, comte de）。曾擔任皇家植物園園長一職的布豐兼具高超的數學家與嚴謹的文體家之長，其著作《自然史》（Natural history）氣勢恢宏、包羅萬象，堪稱一部地球的傳記。布豐既有牛頓學說的思維，也有笛卡爾哲學的明晰；既是兼收並蓄的方法論者，又是孜孜不倦的經驗主義者；既是捍衛科學自主性的無畏辯論家，又是儘力避免得罪當權者的老練廷臣。他的作品吸引了所有對自然史感興趣的人，在十八世紀的法國，這意味著每一個識字的成年人。布豐筆下的地球歷史，開始於地球誕生的那一刻，一直講述到地球成為一個無生命的冰凍星球，涉及到各大洲的形成、人類的出現以及動植物和岩石。《自然史》的包羅萬象真實地反映了大自然的多姿多彩。在這部內容豐富的鴻篇巨著中，布豐流露出對大自然深刻而熾熱的情感。他認為科學探索只有完全以追求真理為目標才能解答科學家們想要解答的問題，因為真正的科學乃事實之學。

布豐提出了地球和天體理論，推測人類動物的有機構造——他認為應當把人看成是一種動物，還積极參与十八世紀有關知覺、繁殖和物種的論爭。因此，「他的《自然史》顛覆了既定的基督教信條。他的地質學推論提供了替代基督教創世神話的觀念，他的生物學思考則提供了替代基督教人類觀的觀念。」布豐在天文、地質、考古和生物等領域的探索完全是自然主義的，他的思維方式完全是世俗的。這些便是布豐對人類學的貢獻。

啟蒙時代對人類文化性的研究則集中表現在啟蒙哲人對人性觀的探討中。當然，啟蒙時代把人的研究上升為一門科學。最為顯著的是「啟蒙運動把心理學變成了人的科學中的一門戰略性學科。這種戰略地位不僅在於它為啟蒙哲人對宗教的批判提供了堅實的『科學』基礎，還在於它輻射到廣義的人的科學，輻射到教育、美學和政治思想。最後，它還為啟蒙運動的哲學人類學，即人學思想，提供了一個經驗基礎。」

由於啟蒙哲人致力於批判基督教，所以人性問題帶有了新的尖銳性。他們在思考不同時代、不同地域的人性是否始終如一，古代人與現代人的人性是否一致等問題，最後基本上都認為人性是共通的。休謨（Hume）的論述很有代表性，「人們普遍承認，各國各代人類的行動有很大的一律性，而且人性的原則和作用始終如一。同樣的動機總是產生出同樣的行為。」但哲人們也承認人性的可塑性與人類文化的多樣性，例如孟德斯鳩（Montesquieu）與伏爾泰（Voltaire）。孟德斯鳩在《論法的精神》（The Spirit of the Laws）一書中從自然條件出發，分析了不同的自然環境對社會與人的制約影響，不同的自然基礎孕育出不同的社會文化與社會制度，且這些社會文化具有相對長久的穩定性，同一區域內的人們相互聯繫，共享了相同的文化。總之，普遍精神是任何一個特定文化的基本要素。「孟德斯鳩賴以構建其體系的兩個原則，即人性劃一、文化和環境孕育多樣性，是彼此獨立的，但兩者之間不無緊張。」所以，孟德斯鳩的社會科學有著文化相對主義的邏輯，他也因此主張社會科學的任務就是發現人類社會中的普遍法則，針對不同的環境找到適當的應用。伏爾泰的《風俗論》（Essay on the Customs and the Spirit of the Nations）更是直接展現出人類學文化實踐的多樣性，打破了歐洲舊有的天下普同論的文化觀念，並因此提出了廣義的不同文化間相互尊重、理解、借鑒的想法。

繼承了孟德斯鳩與休謨學術觀點的蘇格蘭啟蒙哲人亞當·弗格森（Adam Ferguson）在其著作《文明社會史論》（Essay on the History of Civil Society）中也提出了他對人類文化性與社會科學研究相關的思考。弗格森認為社會的研究者必須把論證建立在「精確的觀察」的基礎上。「要發掘人性，不可能除去文化的貢獻，回到赤裸裸的、原始的存在。」道德哲學必須建立在科學基礎之上，使之成為關於人的經驗主義自然史，從地理學、心理學、語言史、文化史和人口史中找到證據，再以穩健的步伐從事實走向價值、從科學走向道德。可見，弗格森高度重視人類的文化性與經驗主義的研究方法。這點與現代人類學的學術視野與研究方法高度切合。

弗格森經驗主義的第一個靶子是「自然狀態」學說，第二個是存在一個立法者把人群改造成社會組織的假說。人生於社會且存在於社會，所以人的研究和社會的研究完全是相輔相成的。他不僅強調人性的劃一，還同樣強調製度與理想的多樣性，解釋這種多樣性的來龍去脈就成為社會科學的用武之地。正是劃一性原則，孕育了人類經驗的多樣性。

對於人性善惡的問題，啟蒙哲人們有所保留，沒有給出明確的回答，但是他們堅信人生而清白，從而決定性地與基督教人類學決裂。伏爾泰承認人性善惡相陳，人生苦樂參半，但他認為人類面臨的困境都是出於自然原因，因而解決之道也在於自然的行動。對此，人類只能自力更生。這種叛逆的異教精神貫穿了啟蒙哲人對於人的尊嚴的高傲宣告。基督教人類學認為人是子民，仰仗上帝，而啟蒙人類學的要點是人類已經長大成人，能夠自立。在原罪說一直佔據天主教和新教神學核心地位的十七和十八世紀，無疑啟蒙人類學對基督教人類學造成了相當大的文化衝擊。

三、"人類學"對啟蒙運動的影響

人類學不僅僅是一門理論闡釋性的社會科學，它更是一門實踐性極強的社會科學。由於十八世紀的西方世界並沒有形成作為正式學科體系的人類學，所以當時的文化考察實踐並非是帶著人類學的科研目的而開展的，但這些文化實踐依舊十分重要，不僅為人類學的發展提供了最初的「民族志」與其他一手的田野資料，更重要的是作為一種社會文化現象的它們在很大程度上回應了啟蒙運動。

十八世紀的歐洲人繼續在世界各地開展殖民掠奪與大洋貿易，在外「闖蕩」的歐洲人成為了這一時期文化交流與溝通的參與者、見證人，起到了溝通橋樑的作用。「一方面其他種族與文化被帶到歐洲，豐富與拓展了人們關於「人類」的觀念；另一方面，在傳教士的努力下，中國、印度這些古老文明的典籍也傳入歐洲的知識界，並被譯成各種歐洲文字。」不同文明間的衝擊，使啟蒙時代的歐洲人發現歐洲的文明只是世界上若干種可能的文明形態中的一部分，甚至只是極小的一部分。啟蒙哲人發現上至政治制度、法律體系、社會等級，下至生活哲學、勞動方式、人與環境的關係等內容在不同文化中有不同的處理方式，而這些不同文化中的生活方式，又都在各自的社會體系中運行得井然有序、有條不紊。這無疑說明歐洲社會原先的封建專制等級制度，並不是「上帝」認可的唯一神聖社會體系，反而與其他那些相對「原始」的社會相比，甚至存在更多的弊病與缺陷，甚至顯得頗為落後不堪。於是社會改革與民主的回歸勢在必行。

從今天的人類學的標準來看，這些古老的民族志中引用的非西方文化知識並不科學，但在當時，對於原先相對封閉保守的封建社會來說，這些文化的真實性無足輕重，更重要的是它們本身，它們在文化上已經對當時的歐洲社會產生足夠的震撼，對思想的解放具有很大的推動力。

四、結語

啟蒙時代醞釀了現代人類學的學科淵源。首先為人類學提供了理性世俗的、重視歷史流變的學科思維意識，打破基督教對人類學思考的阻礙。其次對人類學的一些學科預設與核心概念，例如人的社會性、文化的多樣性與同一性、自然與文化關係、歷史與現實等做了最初的理論探討與闡釋。最後還提供了理性的、自然的、歷史的、比較的、經驗的研究方法，並突出了社會文化的分析視角。同時啟蒙時代具有人類學意義的「田野實踐」給西方帶來了非西方的知識，有力推動了啟蒙運動的開展，促進了思想的解放。

*參考文獻：

[1] Immanuel Kant, 「What is Enlightenment? 」 in Carl J. Friedrich, ed., the Philosophy of Kant, New York: Random House, Inc.1949.

[2] Peter Hanns Reill and Ellen Judy Wilson, Encyclopedia of the Enlightenment, New York: Facts On File, Inc.2004.

[3] 彼得·蓋伊：《啟蒙時代》上冊，劉北成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

[4] 彼得·蓋伊：《啟蒙時代》下冊，王皖強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

[5] 伏爾泰：《哲學辭典》上冊，王燕生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97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