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問武俠文學能否代表民族文學

這是多年前一篇舊文

第一問：武俠文學是否在世界文學範圍內，具有不可複製性？

是。這個問題與武俠文學是否是民族文學殊途同歸。

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這話不錯，但真正民族的東西卻又無法真正成為世界的。比如說民族文學中代表的唐詩宋詞，這些無論如何翻譯，只能為外國人所了解，而無法真正成為他們血液中、骨子裡的東西。

如同看了「最後的晚餐」，固然承認它是名畫，但怎麼能比得上蘭亭序；再如看了荷蘭的攔海大壩，固然驚嘆其壯觀，但在心中如何能比得上長城。因為民族的東西所引起的不僅是讚歎，而是一種體認。

問武俠文學在世界文學範圍內是否具有不可複製性，就如同問京劇在世界戲劇範圍內具有不可複製性一樣。武俠文學背後不只是文學問題，如同京劇背後不只是戲劇問題。

為什麼武俠小說只在海外華人圈中流傳呢？這充分說明，只有具有中華文化傳統積澱背景的人，才能接受武俠小說。

金庸小說雖然被翻成了英文，但我相信沒有幾個洋人能讀懂其中三味。簡單地說，笑傲江湖背後是三千年中國政治鬥爭，這洋人讀得出來么？既然讀不出來，武俠文學自然具有不可複製性。

第二問：武俠文學是否具有高度的通俗性，能為最廣泛的大眾所接受？

真正成為經典的文學作品都具有高度的通俗性，否則也不會成為經典。許多我們現在看來陽春白雪的東西，在當初都是流行元素。

還舉唐詩宋詞這個例子，那是在當時社會中廣為傳唱的東西，只怕有些象現在的流行歌曲。真正流傳到現在的是當時流行歌曲中最經典的罷了。凡有井水處，皆能歌柳詞。相信不是每個井水處都有詩人吧。其它如四大名著就更不用說了。

小說的來源本來就是話本，如果沒有高度的通俗性，如何能流傳至今？通俗並不等於庸俗。誰敢說魯迅的東西不夠通俗？那些半文半白、今日看來語法似不通的文章在當時不是最流行的通俗作品么？

第三問：武俠文學是否具有凝聚民族精神的力量？

這個命題有點拔高了，但不可否認武俠文學可在某種程度上起到這樣的作用。

正如現在我們這個國家與社會發展前進的方向所昭示的，中華民族處在復興的道路上。任何一個民族的復興有賴於民族精神的覺醒，而不僅僅是經濟數字的不斷攀升。

自從近代以來，中國苦難深重，以致於民族精神在相當大程度上受到挫折與損傷。

坦率地說，我們現在的民族精神中，已經沒有了「犯強漢者、雖遠必誅」的大漢氣象，也沒有了「仰天大笑出門去，我輩豈是蓬蒿人」的盛唐風範。

這是一個國家和民族在百年欺凌與苦難後重拾信心所必經的階段。這樣一種現象的最直接表現就是我們對外賓的優待程度要超過本國公民，而在其它國家，國民待遇都是優待的同意詞。

武俠文學，無論是傳統武俠，或是新武俠，甚至大陸新武俠，其在精神領域都是一脈相承，即弘揚人性中的真、善、美、自由，等等。民族精神會影響到每個國民，而每個國民精神的提升，也必然推動民族精神的凝聚與形成。

只有中華民族每個人都具有大國風範與氣度，中華民族的精神才能再度弘揚。

現在的新武俠文學，已經有了很多新元素，最主要的一點就是對人性的歌頌與追求。在這一點上，武俠文學有益於民族精神的確立與凝聚。

但是，我也不贊成將其無限拔高。因為武俠文學畢竟只是文藝形式的一種，我不贊成為上綱上線而要求所有文藝形式都要有教育意義。

第四問：武俠文學是否具有高度的開放性，能從其他文化中吸納一切有益成分？

這已經不是一個問題，而是事實。

事實上，除了武俠文學以外的其它文學或藝術形式，極少能在其發展過程不從其他文化吸納有益成分。

新武俠文學，已經加入了諸多其他文化的元素。單從技術角度來講，偵探手法、意識流、蒙太奇等的引入，不都是如此么？

事實上，創作武俠的人生活在這個開放的世界上，根本不能避免其受其他文化影響。當然，這種影響可能是不自覺的、不自知的，但這並不妨礙其從其他文化中吸納有益成分。封閉而非開放的武俠文學，不會有長久的生命力。

第五問：武俠文學是否能充分繼承民族文化傳統？

這個問題如第三問。不要拔高武俠文學的作用，只能說武俠文學中含有很多民族文化傳統中的優秀成分。誰能說自己沒有或多或少從武俠文學中接觸到中華傳統文化？但要談到繼承，卻又是另外一個問題。

如果中華民族的文化傳統要靠武俠文學來繼承，這與其說是武俠的幸事，勿寧說是中華民族的悲哀。

武俠只是承載中華民族文化的多種形式之一，其功能不應被無限放大，對其的期許也不應太高。繼承中華民族文化傳統，是我們的責任，但不是武俠的責任。畢竟武俠只是一種文學形式。

第六問：武俠文學是否是中華文化中極具輻射性的一種文學樣式？

若說武俠文學是中華文化中極具輻射性的一種文學樣式，則要先肯定中華文化極具輻射性。那麼這一輻射的標的是什麼？是海外、他國、還是中國人、抑或海外華人？

就我個人感受來說，很多外國人對中國文化感興趣。但感興趣不代表真正認同或接納。這樣的例子很多，如京劇，如太極，如中醫等等皆如是。

同樣，我堅持認為，武俠文學是寫給中國人看的，或者說是寫給具有中華文化傳統的人看的，如海外華人。很難說一種文學形式能有多大的輻射性。

第七問：武俠文學是否能深刻地代表中華民族的國民性？

這個問題不好說，因為中華民族的國民性本身就是一個複雜而糾纏的命題。

自從近代以來，關於這個命題的討論與爭論常常引發對中華民族國民性弱點的反思，如同魯迅的阿Q正傳、林語堂之吾國與吾民，柏楊之醜陋的中國人等等。而這些又都是近代中國落後的產物與直接結果。

到底中華民族的國民性是什麼？我無法說清。

張宏傑先生寫過一本「中國國民性的演變」，因此三千年前的中華民族、一千年前的中華民族、三百年前的中華民族與如今的中華民族是否具有一致的國民性？我看未必是。

當前的民族性應該是數千年中華民族發展的綜合，很難分清。比如我們既有寧為玉碎，不為瓦全之說，又有識時務者為俊傑之說，這是不同歷史時期形成的民族性，現在同時存在於我們這個民族身上。

因此，武俠文學是否能代表中華民族的國民性是一個偽命題。

是否可以這麼說，武俠文學是根植於中華土壤的文學形式，反映與體現了中國人的喜怒哀樂、悲歡離合。

第八問：武俠文學是否具有長久生命力？

這個問題的答案毫無疑問應該是肯定的。

俠義精神是人類與生俱來的精神。這一點恐怕勿庸置疑。追尋正義、善良、美好的事物，不但是武俠文學，也是其它一切文藝形式的永遠主題。只是俠義以武的形式來表現，更能為人接受罷了。兩千年來一直如此。

當然，有人置疑刺客列傳、水滸傳等到底是不是武俠文學，我們無須對此進行爭論。無論它們是否是武俠文學，武俠精神應該貫穿古今。

不僅文學作品如此，人類社會的一切活動無不如此。社會之和諧、公平與正義，甚至是每個政府所不得不面對的問題。

我們看電視，經常可以看到，警察抓住嫌疑人時要大聲背誦「米蘭達警告」：你有權保持沉默，你所說的一切將成為法庭上對你不利的證據……這是什麼？這便是正義的精神以程序正義的形式體現。

程序正義的目的是為了維護實體正義，而實際上，實體正義是永遠無法百分百保證的。因此，對正義的追求自然應該具有長久的生命力。這種追求可以表現為人性、自由、愛情、理想、熱血……這些又無一是武俠文學擁有的元素。

第九問：武俠文學是否具有教育作用，能正面引導新生代？

這個問題與第三問有相似之處。在第三問中，我不贊成為上綱上線而要求所有文藝形式都要有教育意義。我同樣認為，武俠文學不能搞得象政治思想教材。

畢竟，武俠文學也好，或者直接用武俠小說這個詞，還是以故事性與娛樂性取勝的。試問，金庸的為國為民、俠之大者，如果不是包含在其豐富的小說情節中，有誰能看得進去？

武俠，在這個意義上象郭德綱口中的相聲，第一步必須先讓觀眾笑出來，第二步再談教育意義。

一個面目可憎、言語無味的藝術形式，根本談不上有教育意義。只有先喜愛了相聲這種形式，再從其構成元素中如太平歌詞，去體會做人的道理。這是一個潛移默化的過程，而不是一蹴而就。

中國現代教育的悲哀，就是功利性太強，太強調立竿見影。須知孔夫子兩千年前就提出有教無類，每個人情況不同，教育最大的功能應該是在知識上傳授，在做人上引導，而非在知識與做人上均灌輸。

因此，我們不能期望武俠文學對新生代、或者說對特定對象有何顯著的教育作用。武俠文學只要做到不誨淫誨盜，能從中看出些積極的因素就好。

就我個人而言，不能不說受到武俠理想主義的影響。在我的心中，郭靖守襄陽、蕭峰息兵戈，都是自己欽佩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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