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建築師走進鄉村

「一種令人難以想像的貧窮和堅韌。」

誠實的講來， 在到蘄春之前，我曾設想過無數種那裡可能的樣貌，但事實無一例外的證明我錯了，蘄春的貧窮與封閉遠遠超乎想像；走完接近3個小時的崎嶇山路，我們到達了一個位於半山腰的村子，的黨委辦公室，和辦公室遙遙對應的村子一樣，它也什麼都沒有，甚至作為一座建築物最為基本的某些結構要素也缺失了，它唯一的特徵就是它依舊立在那裡，除了存在本身找不到其他任何存在的。（語出譚剛毅教授）

真實，真實的難以置信，這極有可能是中國無比廣袤的的鄉土大地上最為真實的圖畫，比任何圖畫都要真實，當剎那間意識到一幅毫無遮掩的鄉土畫卷在眼前沒有絲毫羞澀的展開時，我遲疑了，並在心裡問了自己一個問題，但沒有回答。

翌日，測量後的訪談，村裡的數據令人觸目驚心。

10年前這還是一個比較熱鬧的村莊，曾經有900多人，逢年過節都有龍舟等等活動，如今全村卻只剩下100多人，最小的年齡也有40以上，村裡唯一的小學早已關閉，站在村裡有時你甚至會被那種特有的無聲和安靜所驚嚇，村裡剩下的都是老人，他們一個一個的遠去，不而讓人產生一種村莊也在死亡的幻覺。

人都走了。

「女娃子都嫁出去了，男娃能幹一點的都走了。」

一個老人邊抽煙邊說。

「沒人種田了，一家就一畝多地，不好種。」

地確實之前是荒廢過。全村也確實年輕女性都走光了，她們大多數是嫁到山底下一個叫做花橋的村莊。在我們訪談的幾十家中，吳姓的六兄弟一家有3個至今單身，其中老五死了，唯獨老大老三結了婚。但孩子都早就走了。

然而這些都是數據，比數據更加觸目驚心的是你在現場所目擊的實況，殘忍的現實比一切數據都更加震撼。

我們希望在村裡建造，給村莊一個更好的未來。

「路不好，人都不願意來。」

村莊面臨的最嚴重的問題就是交通，因為崎嶇的山路，就算汽車下山也要1個多小時。

但我們還是給村莊先建造了兩座簡易涼亭，放在荒廢的田地里，就取用當地最易得的整竹作為材料。涼亭和荒廢的田野形成了一種奇異的碰撞，遠看那不像涼亭，更像是某種具有特殊紀念意義的信標，不知是誰說了一句，麥田裡的守望者。

村裡唯一的一個篾匠，也是最後一個篾匠，給了我們莫大的幫助。他的手藝使我們回想起傳統里某些難以置信的東西，好像是禪宗，他編織的竹條無法言所，似乎只能以心傳心，使觀者處於一種不可思議的狀態當中，你會認為自己在觀看一場無聲的表演，而且自己也是演員。

譚剛毅教授建議我們給涼亭掛上風鈴，同樣是運用竹筒，穿孔後繫上紅繩再加一竹片即可。風鈴使得整個涼亭的儀式感更加出人意料的強烈，它能感受到自然的力量，它的聲音著實的讓人漂浮，尤其是當回頭遠望那大片的田野時，風與大地似乎會同時與你融為一體，你感到無邊的世界，一片灰色的，安靜的，無比開闊的巨大世界。

風鈴總是在夕陽時響起，清脆而遙遠，不得不使人聯想到古楚國招魂的習俗，我霎時才明白那涼亭無法用語言描述的儀式感從何而來，屈原在2000多年前賦楚辭時就已而誕生，魂兮歸來，魂兮歸來，然而依舊沒有想清的是風鈴最後召喚的是什麼，也許也永遠想不清。

拿著熟悉的相機拍照，人們勞作時沒有穿上衣，異常真實，裸露的皮膚在空氣里用汗水宣告一座構築物的最終形成，照片定格在涼亭被扶正的那個瞬間，我們從畫面中可以讀到的除了真實再沒有其他，他們皮膚同空氣接觸，心則與大地擁抱。

不知道為何，在最後想到了王澍。

那是1996年2月的一個清晨，東方剛剛發白。在湘西一個名叫洞庭溪的村邊，28歲的王澍停下腳步，打量著：沅江邊上，幾個當地農民在造一座臨江的吊腳樓，山坡陡峭，約45°，青山翠谷中，剛剛搭起來的屋架「靈秀而堅定，細膩而澄明」。

王澍對同行的瑞士朋友說：「我有一股衝動，在此留下，就做個木樁。」

王澍沒有留下，「不過，一種相似於工匠的無形觀念，已在心中烙下。」他說。

後來，在《設計的開始》一文中，王澍寫道：「那座吊腳樓沒有完工，永遠不會完工。不經意的，它總是突兀地呈現在我的面前。」

也許因為涼亭。

和它後面巨大的田野、村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