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間誰識黃仁宇 ——談他的回憶錄《黃河青山》

他對中國革命歷程的觀察，冷靜而疏離，以至二十世紀的人（包括中國和美國人）都很難理解。只有到近年來，當各種顏色、花色革命變成戰亂、宗教動蕩和一地雞毛之後，世人才有可能重估黃仁宇的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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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前讀過《黃河青山》這本書，印象很模糊，大概記得，有對蔣介石和國民黨政權的種種辯護，還有那個過於龐大蕪雜的「中國大歷史」概念。

最近幾天無事，從書架上又翻出了這本書，看了幾天，漸漸有了新意。不知是我本來健忘，還是這十年的想法和環境都變了。於是催著自己寫點文字，不然哪天又忘光了。

「後革命」的成長：怯懦與功利的青年

黃仁宇，湖南長沙人，生於1918年，和「新文化運動」同齡。《黃河青山》用的是「意識流」寫法，忽前忽後跳來跳去。所以這裡先簡要介紹一下他的生平。

黃仁宇的父親可謂國民黨元老級人物，清朝行將終結時，他作為同盟會的內線人物打入了福建新軍，辛亥革命後擔任福建督軍的參謀長。幾年後，他厭倦了不停的二次革命、三次革命，回鄉結婚生子，過起了淡出軍政界的鄉賢生活。

這個家庭可謂那個時代的「中產」人士，在國民黨上層有些人脈，但如果不急於鑽營、把這些人脈變現的話，就要過清貧的日子，有時還難免挨餓。黃仁宇和其弟就在這種家庭里長大，他們少年時，恰逢國共合作的「大革命」破裂，長沙街頭整天處決共產黨人，砍頭多而槍決少，黃仁宇的母親家族多有共產黨親戚，遠親甚至有毛的第一任夫人楊，行刑人故意對楊多打了非致命的幾槍，讓楊在痛苦中掙扎而死。

這些處決給了少年黃仁宇極大衝擊，使他一生都對理想化的革命抱有恐懼。他的人生目標頗為現實，就是讓自己努力過上更好的生活，不關注下層的處境和社會的總體變動。可以說，由於家庭的原因，黃仁宇是一直是「後革命」人士，對革命的幻滅（父親的掛冠還鄉）和慘痛損失（母親家族成員的橫死），他看得很深，這使他成為了中國二十世紀里很「非典型」的知識分子。他對中國革命歷程的觀察，冷靜而疏離，以至二十世紀的人（包括中國和美國人）都很難理解。只有到今天，甚至在各種顏色、花色革命變成戰亂和宗教動蕩之後，世人才有可能重估黃仁宇的價值。

黃仁宇剛剛考取南開大學時，中日戰爭全面爆發，國共兩黨再次合作。黃仁宇放棄了大學教育，為地方報紙做一些采編工作。同時他也結識了一些剛剛「浮出水面」、可以自由活動的共產黨精英人物，比如田漢、郭沫若、廖沫沙，這些人都是他的父執，他們的忘我、昂揚和理想化，給了青年黃仁宇深刻印象，但個性使他不可能投身共產黨。他進了國民黨的成都軍校，和同學們都成了校長——蔣介石的狂熱崇拜者。雖然蔣在公共場合的表現毫無魅力，幾次讓他大失所望，但他還是保持住了對蔣的個人感情。後來在美國留學、執教，這個立場讓他受盡鄙夷，他的「中國大歷史」學說也與此有關，即個人的道德立場與歷史的宏大走向無關，這算是對蔣、對自己立場的一個辯護。

短暫的軍校學習之後，黃仁宇被任命為雲南省某地駐軍連長，那裡沒仗可打。這是黃第一次離開中產階層的生活，看到農村的現實。他覺得農民貧窮而遲鈍，穿軍裝的農民也是如此。國民黨軍隊管理混亂，真正的兵員和花名冊完全不是一回事，軍官薪俸微薄，只能靠吃空餉維持相對體面的生活。

黃仁宇很想上抗日戰場效力，不久後，他受命到緬甸和印度參加對日作戰，職務是司令部參謀。這裡我想自作聰明補充一下，雖然黃仁宇自己沒有承認，但他父親顯然動用了自己的人脈關係，讓他（以及其弟）遠離前線的基層軍官崗位，這在一定程度上保證他兄弟活到了戰後。

黃仁宇親歷了美軍對駐印國軍的整頓訓練，對美國人的軍事管理方式印象深刻，他總結為「可以用數目字進行的管理」，和國軍名冊、賬目的混亂和名不副實形成鮮明對比。在他後來的「中國大歷史」學說里，這也構成了現代社會和傳統中國管理方式的最重要區別。

抗戰結束後，黃仁宇回到光復的後方，一度悠閑的考慮婚事，他有過兩個目標，一個是家庭條件優越的、非常西化的高官之女，黃對她難以高攀，女子家裡有抽水馬桶的現代衛生間，讓他印象深刻，憧憬自己以後也能過上這樣的日子；一個是善解人意的小家碧玉，一心想委身於黃，但黃看不上她的家庭條件。所以最後兩個都沒有成。黃晚年寫回憶錄，對自己當時的心態也頗為坦率。

黃仁宇還曾到美國接受短期軍官訓練，這為他後來到美國求學埋下了伏筆。但打斷黃的談婚論嫁的，是國共內戰。他受命到東北的長春戰場，仍是作為司令部的參謀人員。在那裡，他被內戰的慘烈震驚，四平戰場上屍橫遍野——相比之下，國軍在緬甸的抗戰似乎太溫柔了。共產黨人全面動員基層農村，在很短時間裡組建起了一支堅強的農民軍隊，這對黃是很大的衝擊，按照他在雲南時的經驗，傳統農村的渙散、墮落幾乎是無法變革的。

但黃仁宇沒有看到內戰收場，他獲得了在盟軍駐日代表團的工作機會，在日本生活了一段時間，同時，國民黨丟掉了大陸，退守台灣。

不久後，國民黨駐日代表團卷進了一場倒戈陰謀（有人醞釀倒向新生的共產黨中國，但黃本人並不知情），黃的頂頭上司被罷免，黃也被解除軍籍和官方身份。對一直崇拜蔣介石的黃仁宇，這不啻晴天霹靂。他難以接受回台灣的平民生活，於是到美國留學，從此和台灣無緣。

在緬甸作戰時，黃曾負責採訪和撰寫戰報，這使他對新聞感興趣，首先選擇了密歇根大學的新聞專業。但在他讀新聞期間，美國大學裡對國民黨腐敗亡國的反感之情非常強烈，黃仁宇曾經的國民黨軍官身份，似乎也成為了他的一個人生污點。這使黃始終想為自己的選擇、為蔣介石和國民黨辯護。他認為，國民黨統治下的中國，還保留著傳統時代的各種痼疾，比如民眾的低能、渙散，政權的軟弱無力，這不是只用蔣介石的人格和國民黨的腐敗就能解釋的。至於共產黨為何能取勝，可能是引入了某種未知的、非傳統的西方因素——他當時還難以解釋。

抱著這種為自己、為國民黨、為傳統中國辯護的動機，黃仁宇放棄了新聞，轉而攻讀歷史博士，選題是明代中後期的財政制度。博士畢業後，他在紐約州立大學任教，入籍美國，娶了個美國夫人，過起了美國日子。

獨到和以偏概全的歷史解釋

黃曾經到英國協助李約瑟編寫《中國科學技術史》，兩人經常聊天。著名的「李約瑟難題」——中國古代為什麼沒有發展出現代的科學技術體系？其實李約瑟還有更大的問題，就是古代中國為什麼沒能自己發展出工業化、資本主義。李約瑟和黃仁宇討論最多的就是這個。

明代財政龐大、混亂、簡易，運行層面有種種法外變通，這一方面有實際操作中的不得已，同時也是管理者貪腐自肥所致。在黃仁宇看來，這代表了傳統中國社會與政權的最典型特徵：社會過於龐大落後，政權相對弱小低能，無法全面掌控社會（用精確的數字進行管理），只能制定一套非常簡化的管理原則，同時在行政實務中存在大量的變通和偷梁換柱，才能維持國家機構的基本運作。

代表皇帝管理國家的是文人士大夫階層，他們受到的教育以文學和道德為主，沒有很專業的行政技能。國家只能通過宣揚儒家道德，讓士大夫們完成基本的管理職能和社會義務，但另一方面，官員薪俸微薄，貪污受賄也習以為常，不可能根除。沒有完備的民法體系，官員也只能用道德來約束百姓，但求基本的穩定、和諧，不求財產、契約訴訟的精準和公平。這使得民間商業、製造業都難以成長，社會停滯在「傳統」的古代。

其實黃仁宇歸納的這個古代中國特徵，其他的古代文明也都類似，只是宗教代替了四書五經的儒家文化而已，同樣是用「人文」（宗教也算人文吧）和道德來管理社會。但中國的大一統官僚政治，別的古代文明不多見，基本以地方小貴族的世襲統治為主，官僚制不發達。

李約瑟帶著自己的「難題」，一起和黃仁宇追尋：為什麼西歐能首先產生資本主義、工業化和現代科技？他們甚至驅車到中世紀晚期的鄉間「農貿市場」舊址憑弔。這種追尋，只能找到威尼斯、荷蘭和英格蘭，總結下來，就是島嶼或半島，地理環境適合發展商業。再加上其他偶發的或者無意的因素，開啟了近代資本主義——可以用數字來統計和管理的社會。

黃仁宇和李約瑟的這個探尋，我覺得已經基本到底了，其他學者也難有什麼新的突破。但對於解釋中國的歷史與現實，我覺得還不太夠，因為論證了歐洲為什麼能產生原創性的資本主義，而中國不能，並沒有太大意義。事實上，中國是在學習模仿西方的現代化（當然也沒法照搬），對中國歷史更有參照意義的，是歐洲大陸國家，比如法國、俄國，甚至不太成功的奧斯曼帝國，這些國家王權相對強大，農業成分多，這是和中國相同的；他們也大量學習荷、英等地發明的各種商業模式、社會組織和科技，所以對古今中國更有借鑒意義。

另外，黃仁宇熟悉的是明代財政，對其他時段的中國歷史還缺乏更深的了解，他的「大歷史」也有不少漏洞和不牢固之處。每個人的精力有限，這點不必苛責。

比如所謂國家財政上「數目字」的管理，秦漢和後世的區別就比較大，因為秦漢的稅制裡面，人頭稅是很重要的部分，不同年齡的稅率也不一樣，所以有很詳細的人口普查登記，以及家庭財產登記。《漢書》里保留了西漢幾個時點的全國各地人口統計，可以看到從漢前期的兩千多萬人，逐漸增加到西漢末的五千多萬，過程清晰明白。出土漢簡里也有某些地區的家庭財政登記冊，其細緻程度，明清時人根本不能想像。

從人口數量和技術水平上，秦漢要比後來的隋唐以降差很多；但國家政權的社會動員能力，秦漢卻相對高的多，這和對社會的「數字化」管理程度高有直接關係。當然東漢和西漢又有所區別，東漢不如西漢。再到隋唐以降，政府的稅收逐漸向耕地轉移，統計人口畢竟不那麼方便，「數字化」管理的程度反倒比秦漢降低了。基本唐代中葉開始，中國的人口總量就是個謎，因為政府不像漢代那樣精確統計人口了。

宋代的財政也比較獨特。比如，漢唐鼎盛時代，政府鑄錢的規模差不多，每年二、三億枚。但宋代能維持在二三十億的規模，頂峰達到五十億枚，比漢唐多了十倍以上，這還不夠，要發行紙幣，貨幣流通量比漢唐多了十倍以上。而宋代人口，估計也就比漢唐多一倍。黃仁宇驚奇地發現，在北宋初的1024年，政府財政收入達到了1500億錢（當然不都是銅錢，還有糧、銀、絹折算成錢）。而漢代鼎盛時期的人頭稅，也不會到100億錢。相差至少二十倍。這讓黃仁宇感到難以解釋，只能猜測是宋人的統計方式有誤，「國庫的數字來自無數地方單位及倉庫的流水賬加總」，有重複計算。【370頁】

其實這不難解釋。宋代和其他朝代都不一樣，是僱傭兵制度，政府不僅要養活士兵，還要在一定程度上養活士兵的家人，這些財政收入的大部分，都花在軍隊上了。以北宋末徽宗時為例，政府年收入600多億錢，要供養100多萬名士兵，花費500餘億錢，所謂「天下六分之物，五分養兵，一分給郊廟之奉、國家之費，國何得不窮？民何得不困？」（蔡襄：《國論要目十二篇·強兵篇》）

相比之下，漢和唐（前期）是義務兵役制，士兵服役期間，只享受一部分吃穿補貼，但不是全部，很多開支要自家提供，甚至一部分兵器也是自備的，政府用于軍隊的開支自然小的多。另外，漢和唐前期，很多政府工程都由百姓無償提供勞役，叫徭役或庸，這也免去了貨幣結算。宋代則是花錢僱人，這也是財政收支大的原因之一。元明以降，這種貨幣財政養兵的制度就萎縮了，明代士兵都有指定的耕地，原則上要靠自己種地養活自己。

由於黃仁宇無法理解宋代財政，導致他對明代財政——或者說中國古代財政做出了重大誤判。比如，他指出了明代財政、養兵的自然經濟特色過重，過於簡單，做出了一個假設：如果政府實行貨幣化稅收，再用這些錢來養兵，就會建立大規模的財政-貨幣體系，近代的銀行業、保險業也將隨之產生，社會將邁向近代化。其實宋代已經實現過這一切，仍然沒能走向近代化。

那麼問題在哪裡？我認為答案就是，政府主導的中國財政體系，不會給民間金融、商業提供發展空間，而且它還可能擠占這些產業的空間。以黃仁宇討論過的王安石變法為例，他討論了「青苗錢」，就是政府給農戶提供春播時的低息貸款，但在實際操作中，這變成了強行攤派，不管農戶是否需要，都必須貸款，秋後加利息償還；然後又變成了政府根本不給貸款，但還要徵收利息，所謂財政的「空轉」，在賬目上完成了王安石丞相的要求。

先來看王安石的本意（我的揣度）。中國以種糧食為主的多數自耕農，並不需要貸款來維持農業，因為種糧本身的投入和產出都不大。那麼，哪裡需要季節性農業貸款？是投入、產出較高的商業種植，比如茶園、桑蠶、果園等。王安石老家在江西，那裡的商品農業相對多一些，會讓王安石覺得農業信貸大有必要，其實不是全國的普遍情況。

退一步說，即使江南地區的商品農業需要信貸支持，官辦的信貸也很難滿足，因為它註定流於低效和貪腐。正常的做法，是允許民間的信貸業發展，政府從法律上提供規範。明清的私營票號就是這樣發展起來的。王安石的做法，恰恰是摧毀了民間信貸業的發展。他還搞過商業的國營，也是同樣下場。當代，前些年搞的國進民退，也是同樣的誤區。政府無限權力，必然導致逐利，又無法提供正常的商業服務，古今皆然。黃仁宇只是泛泛談了一下王安石，未能真正發掘出王的失敗之處。

黃仁宇觀察現實的能力也一般。他對「古代中國」的很多認識，來源於在雲南鄉間當連長時的經歷，但可惜的是，他對這段經歷的記敘很空泛，除了一個士兵「落後五碼的唐」，再沒有什麼具體的人和事。黃在美國讀書期間，曾打零工為生，他顯然也對這種生活很隔膜，比如他寫過，在一個超市當裝卸工、管庫員時，難以和那些藍領的工友、卡車司機稱兄道弟，也干不好庫管工作。其實這是缺乏跟底層打交道的能力，也缺乏底層生活的常識。當然，黃仁宇很善於跟中產圈子的人交往，回憶錄中有很多這方面的記載。

這樣說來，黃仁宇對傳統中國的底層生活只有「驚鴻一瞥」的了解，這一點內容，構成了他學術的基點之一。不必苛責黃，因為中西學術界的多數人，連這「驚鴻一瞥」的能力都沒有，但作為黃仁宇本人，完全可以把觀察現實——中國從古代向現代的轉型——的視野拉寬。如果說冷戰時期的中國大陸難以觀察，那麼經濟起飛階段（五十到七十年代）的台灣，可以觀察的東西就很多了，但從1950年離開台灣，到1983年完成回憶錄，黃仁宇一次也沒有回過台灣。他回憶錄的末尾，有一點對台灣土地改革的總結，都是二手信息。

在回憶錄的結尾，黃仁宇把共產黨主導的農業集體化、人民公社看做是中國農村走向現代、走向「數字化」管理的必然階段。就在他寫下這些文字的同時，中國已經開始了農田「聯產承包責任制」變革，恢復為自耕農經營模式。歷史畢竟不能假設重來一次，也許人民公社階段確實有黃所說的意義，但1983年之後，中國發生了更多、更複雜的變革，離現代化的昔日夢想也越來越近，對此，目前學界還缺乏全局性的總結。黃仁宇的觀察視角和方法，還能給今天的人提供諸多借鑒。

美式學術規範的異類和僥倖

最後，黃仁宇在美國學界的遭遇也值得一說。二戰之後，美國的漢學研究被費正清主導，費是科班培訓出來的標準學者，沒有社會經歷，治學是細密化、鑽牛角尖的特徵，他要求弟子們研究領域要「以十年為單位」，反對長時段、大範圍的綜合性研究。這也是二戰後美國亞洲研究的範本。

黃仁宇的治學風格恰恰與費正清相反，所以他的關於明代財政的博士論文遭到費正清冷遇，原來簽訂的資助出版合同費正清不願履行，好在黃仁宇又找到了尚未被費嫡系控制的耶魯大學出版。黃之後的著作，比如劃時代的《萬曆十五年》，則遭到了美國學界、出版界的一致冷遇，最後挽救這本書的，是英國的劍橋大學出版社，和中國的中華書局。

1979年，61歲、本已取得終身教授資格的黃仁宇，被供職的紐約州立大學單方面解聘，此後他再未找到在美國大學謀職的機會，靠救濟金維持一家三口的生活，其遭遇可謂駭人聽聞。好在英國學界能接受他，李約瑟對他的提攜意義難以估量。甚至可以假設，如果沒有李約瑟，恐怕不會有《萬曆十五年》及之後的一系列著作。同時，剛剛打開國門的中國也給予了黃仁宇最高認可，他的著作在1980年代初期就在中國出版，長盛不衰，其意義一直得到不斷的新解讀。

另一個和黃仁宇遭遇相近的美國學者，是研究中國邊疆的歐文·拉鐵摩爾。他比費正清資歷更老，但因為治學領域過寬，以及進行歷史與現實的綜合研究，在二戰之後的美國學術界無法立足，最後被迫出走英國。

《黃河青山》末章有些對未來的展望，八、九十年代乃至近來中東花色動亂之前，人們還難以充分理解這些話的意義，直到川普當選美國總統時，才讓人驚覺這些1983年預言的睿智深刻。黃仁宇何以能有這種先見之明，可能還是他的「後革命」社會觀。茲照錄數行如下：

……在新的民法地位穩固並開始生效前，中國的公共事務只能透過共同決議和普遍聲明來協調。在此期間，我認為一黨政治無法完全避免。要消除此一現象，社會必須在官僚之外建立中間階層，我建議從工團主義和團體財產權著手。西方的自由主義者忽略技術上的準備，要求立刻解放中國的年輕叛逆分子，等於是建議中國人：「忘記你們的公社，忘記你們的食物配給和鞍山鋼鐵廠。你們只要讓每位婦女塗不一樣顏色的口紅，讓男人吹自己喜歡的曲調或玩自己的樂器，一切就可以解決。」

……兩百年來美國有不錯的表現，但如果我們目前的生活水準太高，以至於不但我們的產品逐漸地被排擠於全球市場之外，而且我們版本的自由也無法被全球的開發中國家所吸收……

……蘇聯領土綿延千里，可能也要運用絕對而專斷的意識形態，以包裝其管理邏輯。我們從許多新聞特稿中得知，他們的侵略成性事實上反映了某種防衛心理。既然如此，我開始猜想，我們是否可以減少武力衝突，避免刺激他們，而是透過貿易和文化接觸來表達同情和理解……

對於伊斯蘭教，黃仁宇也指出過它和現代社會的難以兼容之處。但限於字數，這裡就不再照錄了。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