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即將召開的巴塞羅那大會

關於即將召開的巴塞羅那大會

(1937年3月20日)

巴塞羅那大會[1]預定於5月1日召開,但是考慮到西班牙和其它國家的形勢,對於它能否如期召開,我沒有把握。關於這次大會,由於我根本得不到半點消息,很難提出什麼意見,只能提出一些籠統的想法。

事態的發展,對一切集團、流派、派別進行了嚴酷的考驗。我們已經目睹了純粹文化上的極左主義(波爾迪加派)在西班牙事變的打擊下瓦解了。我們已經目睹了,我們當中的一些人一開始還做出毫不妥協的樣子,才過了幾周,他們就變成了可恥的逃兵(反對打入主義的施密特[2]、斯丁·德·澤烏[3]、米斯蒂[4]等人)。我們還目睹了另一些堅決反對打入主義的人,他們昨天還同施密特、斯丁·德·澤烏、米斯蒂等人一起反對我們,現在卻在尋求統工黨的機會主義領導層提供政治支持,藉此反對我們(比如斯內夫利特和費雷肯)。這些教訓具有重大的意義。但不止於此。

當斯大林主義暴露出它已成為工人運動的名副其實的毒瘤時,獨立工黨和德國社會主義工人黨卻變成了斯大林派。倫敦局——同它調情的不只有施密特,也有斯內夫利特和費雷肯——氣數已盡,或行將斷氣。形形色色的半吊子集團被自己的自相矛盾給嚇壞了,便在最後一刻向西班牙革命求助。獨立工黨和德國社會主義工人黨的全部領袖,在他們支持寧同我們鬥爭的時候,就是在拚命地阻止西班牙革命的勝利。他們現在以為,自己能躲在英勇的西班牙無產階級和加泰羅尼亞無產階級背後,掩飾自己的徹底破產。真是痴心妄想。只有我們曾經反覆指出過的這條道路,才有可能通向勝利。無論是寧、安德拉德還是戈爾金都必須急劇改變他們的政策,也就是要從馬爾托夫的道路回到列寧的道路上,否則他們就會使統工黨陷入分裂,甚至是慘敗。空有革命的話語(社論、鄭重的演說等),並不能讓革命走快半步。統工黨工人進行著英勇的鬥爭,然而,沒有一個堅定的領導層,他們的鬥爭就不可能勝利。問題的關鍵,是用最大的勇氣喚起群眾,去反對背信棄義的領袖。這是打開智慧之門。

資產階級的傀儡仍留在人民陣線之中,他們的目的就是阻止群眾進行自己的革命,必須與這些人徹底決裂。這是目前的首要任務。資產階級部長們是保衛私有財產的稻草人,而無政府派、斯大林派和社會黨的領袖不願同這些部長決裂,必須喚起它們的群眾,去反對自己的領袖。這是第二步。做不到這一步,其它的一切就都是空話、廢話、謊話。他們本來有五年的時間來落實列寧主義的政策,卻白白浪費了。他們還能有五個月、甚至五個星期的時間來糾正自己的錯誤嗎?恐怕沒有。

斯內夫利特在跟倫敦局調情之後,如果還想跟寧一同建立一個新的國際,那就太糟糕了。他的下場只會更慘,而且會一事無成。

巴塞羅那大會如果能開成,你們一定要參加。我認為這個決定是正確的。不要像那些「打入主義的反對者」那樣,拒絕參加大會。我們參加也好,不參加也好,要根據具體情況而定。這不是原則問題。你們必須明白自己在大會上該怎麼做。像費雷肯和斯內夫利特那樣參加大會,將會造成致命後果。在參加大會時,必須保持完全的獨立性,在原則問題上毫不讓步,不放過其他參加者的最小的錯誤與過錯。當然,我們應當根據西班牙的具體情況,以及尚未追隨我們的那部分工人的思想狀態,來選擇揭露與批判的方式。我認為,莫斯科審判是一塊試金石,可以檢驗任何一個自稱擁護革命原則的團體的成色。普通的工人或許對莫斯科審判沒有意見;我們應當耐心地向他們解釋真相。但是,對於那些企圖建立新國際的「領袖們」,必須窮追猛打,不能讓他們像布蘭德勒和瓦爾赫爾那幫渣滓一樣,同格伯烏站到一塊。在大會上,你們至少要提出這樣的建議:大會必須宣布完全支持成立一個國際調查委員會。如果這個建議遭到多數參加者的拒絕,就要退席抗議。如果得到了多數參加者的支持,你們就要發表聲明,痛批反對這個建議的少數派,在聲明中要列出所有格伯烏特務的名字,還要寫下他們的特徵。我們不想聽那些騙子說什麼為了西班牙革命的利益,我們不能爭論俄國問題——按照那個可恥的馬屁精馬爾羅[5]的說法,這是「個人問題」。正是為了西班牙革命的利益,正是因為大戰已經迫在眉睫,才必須讓革命派、甚至是真誠的半革命派半中派主義者同偽造者劃清界限;這些偽造者是波拿巴主義階層的特務,而莫斯科審判已經證明:這個階層為了保衛自己的特權,隨時可以出賣無產階級的最高利益。

在討論綱領問題和政治問題時,我們既要毫不妥協,同時又要對那些敢於拿出最起碼的勇氣、反對莫斯科的波拿巴分子的人保持十分冷靜、甚至是十分友善的態度。在跟其他人打交道的時候,我們得隨時準備反擊。

我在這裡只談策略性問題,因為我們的同志在理論方面和政治方面已經武裝得足夠好了。在這些方面沒有什麼需要改動和修訂的。我們只需要對自己從實際經驗中學到的東西做一些調整,使其適應目前的形勢。關於巴塞羅那大會,我從這裡就只能提出這些看法。

原文發表於第四國際國際局(International Bureau for the Fourth International)於1937年7月出版的《信息公報》,署名為「倫德」(Lund)。


[1]1936年10月,倫敦局在布魯塞爾大會上通過了統工黨的建議,決定於1937年5月1日在巴塞羅那舉行大會,但這次大會未能召開。——中譯者注

[2]佩特魯斯·約翰內斯·施密特(Petrus Johannes Schmidt,1896—1952),早年曾居住英國,接近英國獨立工黨。返回荷蘭後於1932年3月創立獨立社會黨,1935年獨立社會黨與革命社會主義黨合併後任主席,並曾當選為北荷蘭省議會議員與阿姆斯特丹市議員。1936年9月被開除出黨。二戰後在聯合國工作。——中譯者注

[3]斯丁·德·澤烏(Stien de Zeeuw),本名克里斯蒂娜·安娜·德·澤烏(Christina Anna de Zeeuw),1932—1935年任荷蘭社會主義青年團中央委員會委員,1932年—1935年任荷蘭獨立社會黨執委會委員,1935年隨獨立社會党參加革命社會主義工人黨,1936年被開除出黨後返回荷蘭社會民主工黨。——中譯者注

[4]亞伯拉罕?約翰內斯?米斯蒂(Abraham Johannes Muste,1885年1月8日——1967年2月11日),出生於荷蘭的吉里克澤(Zierikzee),父母都是荷蘭改革宗(一個基督教新教教派,屬於加爾文派)信徒,六歲時隨全家移民美國,大學畢業之後即擔任牧師,在曼哈頓一帶傳道,他的神學思想受「社會福音」(social gospel)思想影響較大,並逐漸傾向激進運動,一戰期間參加基督教和平主義運動,1919 年參加勞倫斯(Lawrence)紡織工人罷工,從此參加工會運動,並於同年發起成立美國紡織工人聯合工會(Amalgamated Textile Workers of America),1921 年退出該工會,在布魯克伍德工人學院(Brookwood Labor College)任教,1929 年發起成立進步工人行動協會(Conference for Progressive Labor Action,CPLA),1933 年將進步工人行動協會改組為美利堅工人黨(American Workers Party),1934 年美利堅工人黨與美國共產主義者同盟合併為合眾國工人黨(Workers Party of the United States,WPUS),1936年米斯蒂退出美利堅工人黨和社會主義運動,返回基督教和平主義運動。——中譯者注

[5]安德列·馬爾羅(André Malraux,1901年11月3日——1976年11月23日),法國著名作家。——中譯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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