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問題》之生活的意義

其他物種都忙著生存與繁衍,大概只有人類這個物種才會經常在飯後茶間思考生活的意義,思考「我是誰,我從哪來,我到哪去」這種看似簡單卻又意味深長的問題。

關於生活的意義,曾經有這麼樣的一段故事,講的是明末著名農民起義軍首領李自成在攻佔北京之後,面對大好河山與即將享之不盡的榮華富貴內心深處的糾結狀態。由於起身於微末,一路披荊斬棘,艱苦創業,加之受傳統儒家思想的影響,李自成似乎想生活得像一位賢君。他曾私下召見山東登州著名的理學家、現任政府禮部尚書楊觀光,問他若遠離酒色,怎麼能享受生活的樂趣?

楊觀光陰鬱地堅持說,他的人生目標是保持心志清明。李自成聽後很高興,將這位道學先生擢為宮廷講讀。楊觀光始終未能說服李自成放棄酒色,但他堅信儒家禮法可使這位篡位者稱為明君。當然,作為後來者我們知道沒過多久吳三桂就引清兵入關,衝冠一怒為紅顏,讓這位「闖王」匆忙離京,客死他鄉。

人雖死了,不過他提的問題卻依舊發人深省。孔老夫子也說,「食色,性也」。如果沒有了酒色,可怎麼辦呢?這個問題應該去問孩子,而不是禁慾的和尚。和尚雖然不沾染酒色,但是他是痛苦的自抑,沒有趣味。孩子為什麼對酒色不敢興趣呢?因為他沒有愁事,人只有在心靈空虛的時候才會尋找其他的刺激滿足自己的慾望。而大人,世事繁雜,內心裡總有孤獨苦悶的時候,才會需要女人,需要美酒來刺激自己,得到活著的感覺。

既然一切根源在愁,求而不得謂之愁,那麼人的追求才是在真正影響一個人的快樂與否。而一個人的追求恰恰與一個人對於生活的意義的理解是分不開的。生活肯定不只是生下來活下去那麼簡單,不然與禽獸何異?那麼生活的意義是什麼呢?或者說我們應該如何對待生活呢?

道家說天下萬物生於有,有生於無。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萬物負陰而抱陽,沖氣以為和。所以,人生於無。又雲世間萬物皆有定數,從哪裡來自然往哪裡去!既然人從無中來,自然也從無中去。這世間本沒有我,我是父母所生。這世間本沒有父母,父母為祖輩所生。這世間本沒有祖輩,祖輩為根源所生。這世間本沒有根源,根源生於宇宙初開。這世間本沒有宇宙,宇宙之前本就虛無,所以我是這世間法則的產物。

換句話說我本身也是法則的一部分,所以我就是法則,我就是道。宇宙生於虛無,那麼我也是來自於虛無。而後,我會死,地球會毀滅,太陽會爆炸,銀河系會消失,最後宇宙也會歸於虛無。所以我從虛無中來,必然到虛無中去。一切皆沒有意義,人當順其自然,無為而治。

雖然最新的物理學研究也持這麼一種觀點:我們產生於宇宙大爆炸,也終將毀於宇宙大擠壓。不過這麼消極的一種觀點對於絕大多數人來說是不可接受的,把短暫的人生與長久的人類命運做對比,顯然沒有什麼實際意義,畢竟「我死之後,哪管洪水滔天」。

既然長遠考慮費思量,又用處不大,那麼短期又將如何?畢竟人類社會自古至今都是金字塔結構,縱情於聲色犬馬也不是每個人都能做到的,需要一種思想來安撫人心,維持社會穩定。

於是上帝走出來了,告訴基督徒們,因為人類祖先接受了蛇的引誘,在伊甸園偷食了禁果,所以大家都是有原罪的。人活著的意義就是贖罪,這樣才能死後上天堂,否則只能下地獄了。

佛陀也走出來了,告訴大家人有命運,但是不應該聽天由命,諸法因緣而生,因此命運也是因緣生法。壞的命運可以借著種植善因善緣而加以改變。命運既然可以因為行慈悲、培福德、修纖悔而加以改變,因此命運並不是必然如此不可更改的。再壞的命運也能透過種種的修持而加以改造。相反地,好的命運不知善加維護,也會失卻墮落,所謂『居安思危』,不能不戒懼謹慎,所以大家應該清心寡欲,努力修行,積累善緣,以至西方極樂世界。

真主安拉也走出來了,告訴大家宇宙間一切生命,終將有一天要全部毀滅,然後安拉使一切生命復活,進行復活日審判。復活日到來之時,一切生命的靈魂都將復返於原始的肉體,並接受安拉最終的判決:行善的將進入天堂,永享歡樂;作惡的將被驅入地獄,永食惡果。因此大家要在現世努力創造美滿生活,多做善功,為未來的後世歸宿創造條件。

相比於世界三大宗教以死後享受極樂之福為幌子,不可證偽,具有極大的欺騙性,中國的儒家文化可謂良心許多。儒家文化把追求「內聖外王」作為人生的最高境界,強調「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發展路線。

北宋理學家張載曾把這個總結為四句話—為天地立心,為生民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作為自己的座右銘,然而「謀事在人,成事在天」,晚年的他只能遺憾的在旁邊補充「雖不能至,然心嚮往之」。這可謂中國古代知識分子內心的真實寫照,「窮者獨善其身,達者兼濟天下」。

眾生平等,但智力有優劣之別,能力有高低之分,大家舉賢與能,因能而任,各司其職,各盡其能,為君盡忠,為國效力。這麼一勾劃,既避免了現世中為爭奪第一而導致混亂(畢竟第一隻有一個),又拋棄了來世福祉不可證偽性的虛假,完美地解決了不同出身、不同身份、不同智力、不同能力人的信仰與安置問題,加強了民族的凝聚力,因此中華民族能夠歷經百世而不斷,源流萬古而不荒,不是沒有原因的。然而在拜金主義與叢林法則的衝擊下,唯第一論英雄,這種凝聚力正在被解構。

可能法國作家加繆的思想更與當代人的心理狀態相為契合。他曾在他著名的哲學隨筆《西西弗斯的神話》中引用古希臘神話西西弗斯的故事來表達自己對於生活意義的看法。在古希臘神話中,西西弗斯得罪了諸神,諸神罰他將巨石推到山頂。然而,每當他用盡全力,將巨石推近山頂時,巨石就會從他的手中滑落,滾到山底。西西弗斯只好走下去,重新將巨石向山頂奮力推去,日復一日,陷入了永無止息的苦役之中。

在加繆的筆下,西西弗斯是一位荒誕的英雄。西西弗斯擁有巨大的精神力量,他是一個註定要與失敗的命運抗爭的人,他沒有怨恨,沒有猶豫,不存任何希望,他明明知道勞而無功,卻朝著不知道盡頭的痛苦,腳步沉重而均勻地走去,他清楚地知道,無數次的勝利其實是無數次的失敗,但它只是激起了輕蔑。「沒有輕蔑克服不了的命運」,他知道自己是命運的主人,他永遠前進。他的行動就是對荒謬的反抗,他朝著山頂所進行的鬥爭本身就足以充實一顆人心,完全沒有必要消除荒謬,關鍵是要活著,是要帶著這種破裂去生活。生活的真正意義可能就是無論在什麼情況之下,我們都不能喪失選擇的權利,努力去選擇過自己認為正確的生活,而不只是為活著而活著,如同行屍走肉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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