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讓·魯

致讓·魯[1]

（1936年8月16日）

親愛的同志：

你的來電真是讓我喜出望外。遺憾的是，就我所知，我能否拿到前往巴塞羅那的簽證，還是個問題，在這個節骨眼上，你這封電報可能會被當作我直接插手西班牙事務的證據。不用說，我是非常願意去巴塞羅那的。但他們會允許嗎？

你發現了，我在這裡遭到了兩面夾擊——一面是法西斯分子的攻擊，另一面是塔斯社那個無恥的聲明[2]。我不知道政府[3]會採取什麼立場。它根本不清楚，斯大林—雅戈達[4]團伙能寡廉鮮恥到什麼地步。

娜塔莉亞[5]和我已經做好了準備，簽證一到手，馬上就動身前往巴塞羅那。要辦成這件事，需要儘可能多的行事自由。

你很清楚，我在這裡不能給你任何建議。你那裡正在進行著直接的武裝鬥爭，形勢每天都在發生變化。而我這裡能得到的信息量是零。我聽說毛林失蹤了。這是怎麼回事？希望他還活著。說到如何對待寧、安德拉德等人，在這個重大鬥爭中，如果我們還是糾結於過去，那將是罪過。即使過去曾有過不愉快，就算在綱領和方法上有分歧，但這些分歧不應該阻礙我們與他們恢復真誠的、持久的合作關係。接下來就走一步看一步吧。我自己完全願意親自協助鬥爭，而不是遠遠地旁觀。

統工黨與工團主義者的關係，是我現在最關心的問題。在我看來，如果一個人在考慮問題時，只以或主要以教條為出發點，那只是極其有害的。無論如何都要同工團主義者搞好關係，不管他們會有什麼偏見。必須擊敗共同的敵人。必須在共同的鬥爭中，贏得工團主義者當中最優秀分子的信任。你可能覺得我這些想法都是老生常談，那我先向你道個歉。我不了解情況，給不出具體的建議。我只想指出：在十月前，要盡一切努力，同哪怕是最純粹的無政府主義者一起工作。

克倫斯基政府經常想利用布爾什維克去對付無政府主義者。這種企圖遭到了列寧的堅決反對。他說過，在那種情況下，一個無政府主義戰士頂得上一百個猶豫不決的孟什維克。法西斯分子把內戰強加給了你們，在這場內戰中，最大的危險就是不夠堅決、含糊曖昧，換句話說，就是孟什維克主義。

我又寫得太籠統了。我願意盡一切努力，提出儘可能具體的建議。但要做到這一點，首先得克服你我之間的距離造成的問題……。我可以發誓，儘管我與正在戰鬥的同志們可能會有種種分歧，但我願意同他們竭誠合作，達成相互理解。在現在和未來都開啟了共同鬥爭的機遇的時候，如果還揪住過去不放，那就是可恥的心胸狹窄。

我會藉助詞典來閱讀戰報，盡量跟進戰況的進展。但我有四五天不能回家了。

向所有的朋友，特別是那些覺得自己有理由對我感到不滿的朋友，致以最熱烈的問候。

[信後附有一張便條]

我親愛的魯[6]：

只要你覺得有必要，就可以把這張便條拿給寧他們看。我在信中說的那些話，完全不是外交權謀。必須再次把靈活性同堅定性結合起來。我感到束手束腳。娜塔莉亞和我向你們致以最美好的祝福。

真誠的

列·托

原文為法文，發表於1970年12月5日的《世界報》。英譯文發表於1971年1月18日的《洲際通訊》[7]。

[1]讓·魯當時擔任第四國際運動派駐巴塞羅那的代表。托洛茨基同志寫信給他，是希望能促成西班牙工人階級的聯合行動。但是，這封信卻未能寄到他手上，因為它被巴塞羅那的義大利特務截獲了。直到義大利歷史學家保羅·斯普里亞諾（Paolo Spriano，1925—1988）從義大利警察的檔案庫找到這封信之後，它才得見天日。本文先是以法文發表在法國的《世界報》（Le Monde）上，然後又被《洲際通訊》編輯部譯成英文，發表於1971年1月18日的《洲際通訊》。——中譯者注

[2]1936年8月4日夜裡，一幫挪威法西斯匪徒襲擊了托洛茨基同志的住所，搶走了一些文件，企圖證明托洛茨基同志在挪威進行「布爾什維克煽動」。8月6日，挪威電台報道了莫斯科審判的消息。所以托洛茨基同志才會說自己遭到了「兩面夾擊」。——中譯者注

[3]指挪威政府。托洛茨基同志當時正在挪威避難。——中譯者注

[4]亨里希·格里戈里耶維奇·雅戈達（Генрих Григорьевич Ягода，1891年11月7日——1938年3月15日），本名耶諾希·蓋爾舍維奇·葉古達（Енох Гершонович Иегуда），生於雷賓斯克一個猶太人鐘錶匠家庭，1907年參加布爾什維克，1911年被捕後被流放到辛比爾斯克。1913年獲釋。1915年應徵入伍。1917年參加十月革命。1918—1919年在紅軍東部戰線和南部戰線工作。1919年11月加入契卡。1923年擔任國家政治保衛局第二副局長，1926年擔任第一副局長。1934年7月擔任內務人民委員，1936年9月改任郵電人民委員，1937年4月被捕，1938年3月13日被判處死刑，兩天後被處死。——中譯者注

[5]娜塔莉亞·伊萬諾芙娜·謝多娃（Наталья Ивановна Седова，1882年4月5日——1962年1月23日），生於烏克蘭羅姆內一個商人家庭。在上大學期間參加革命運動，並因此被學校開除。1902年在法國認識了托洛茨基，1903年同托洛茨基結婚。1918—1928年在教育人民委員部博物館部工作。托洛茨基被斯大林派驅逐出境後，她一直陪伴著他。1940年托洛茨基遇害後，她留在墨西哥。1951年，因意見分歧而退出第四國際。1960年遷居法國巴黎，1962年在巴黎逝世。——中譯者注

[6]讓·魯（Jean Rous，1908年11月24日——1985年2月21日）,1928年參加工人國際法國支部，1934年參加共產主義者同盟（第四國際法國支部的前身），同年八月隨共產主義者同盟打入工人國際法國支部。1935年被工人國際法國支部開除。1936年參與創立國際主義工人黨。1939年初率領國際主義工人黨少數派打入工農社會黨。二戰期間積極組織地下抵抗運動，並逐步脫離托洛茨基主義運動，1944年重新參加工人國際法國支部。

[7]《洲際通訊》（Intercontinental Press）是第四國際的周刊，專門介紹國際工人運動的消息，1963年創刊，1986年停刊。——中譯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