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藝理論的歷史維度：讀《論崇高》有感

文藝學這一學科的成熟，其實是相當晚近的事情。在20世紀索緒爾語言學掀起了整個人文領域的巨大波瀾之前，文藝理論往往只是局限於某一位批評家，即使有所放大，也不過是某一文學浪潮下，一批文藝理論批評家秉持了相近的文學觀點，遂形成文學流派，擁有了自己的文學理念和主張。這一類文學理論，和20世紀自俄國形式主義開始的西方文藝理論是截然不同的。後者真正開始具備了作為一個學科的理論自覺。對於文學批評的實際而言，似乎進入理論自覺期的20世紀文學理論更有實踐的價值。但這絕不意味著「前文藝學」的文藝理論失卻了批評有效性。正相反，當一種文藝理論具備了歷史的維度之後，它對於文學批評反而有著更獨到的意義。本文試圖通過朗基努斯的《論崇高》一文，從該文論所處的歷史時間點入手，從社會與歷史的維度分析該文藝理論，進而進一步說明，它對我們現時的文藝批評，具備怎樣的意義。

我們首先能夠確定的是，和賀拉斯一樣，《論崇高》的作者也是一名古典主義者，推崇古希臘的文化，將之視為典範。但《論崇高》的作者別出機杼，討論了一個新的美學範疇，也就是崇高。藉由這個美學範疇，我們能在《論崇高》里找到作者對羅馬專制下的文化、藝術和美學觀念的不滿，故而推崇希臘民主和希臘藝術。試看《論崇高》四十四節中的論述「民主是天才的好保姆，卓越的文才是與之同盛衰的」，「看來在童年就接受了一個仁慈的專制制度的教育，自從我們的心靈還是柔弱的時候我們就在他的風俗習慣里受教育，因而從未嘗到辯才的最美好最豐富的根源——我是指自由。」為什麼《論崇高》的作者（以下稱之為朗基努斯）和賀拉斯的思路完全不相同呢？其根本原因在於二者處的時間段不同。朗基努斯雖然應該也是公元1世紀的人，但是應該比賀拉斯要晚。賀拉斯所處的時代，由於奧古斯都建立帝國，為了推行羅馬的文化政策，創製滿足帝國需要的文藝，政治條件的優越，加上新朝甫立，氣象更新，文學藝術迎來了它的繁榮時期。在文學史上，這一時期被稱之為羅馬文學的「黃金時代」。但是到了朗基努斯所處的公元1世紀後期，帝國承平已久，政治暗流涌動，各種問題開始顯現，各種腐敗頹廢沒落之風盛行，這同樣波及到了文學領域。文學的形式開始變得矯揉造作、無病呻吟。換言之，得了「軟骨病」。缺乏氣勢恢宏的思想，這也正是朗基努斯加以針砭的原因。此外，朗基努斯應是社會底層異族，不像賀拉斯要為宮廷服務，他的觀點更開闊也更激越，也就是說，身處邊緣，更為自由，可以從自己的角度提出文學見解。這也是《論崇高》一文角度新銳，發常人所未發之觀點的原因。

我們繼續把目光投注在公元1世紀到2世紀這個時期，對於文學作品而言，語言載體不僅意味著形式上的差異，更表達著思維方式的不同。在這一時期，希臘語和拉丁語同台競技，但很明顯，此時的希臘語在文學，甚至在法律和歷史層面所擔當的角色，都比拉丁文更具有優勢。在《論崇高》的第十二節中，我們看到，朗基努斯向讀者們致歉，因為打算評判西塞羅，所以不得不開始討論拉丁文學。這顯然不是孤例。即使是普魯塔克，在面對類似的問題時也表達了吃力的態度（見有關德摩斯梯尼的論述）。以希臘語為母語的尚且不論，即使是那些以拉丁語為母語的人們，若是想要擔任公職，也不得不掌握希臘語。若是進入哲學和自然科學領域，那麼最為明顯的案例，就是時任羅馬帝國皇帝的斯多葛哲學家馬可奧勒留，他的著名哲學作品《沉思錄》都是用希臘文寫成的。歷史文學作品上，希臘文依舊大行其道，普魯塔克的《希臘羅馬名人傳》、阿庇安的《羅馬史》等等，無一不表達了希臘文是文史哲領域的語言樞紐。

但問題並沒有這麼簡單，希臘語的典範作用，促使拉丁語也發生了轉變。我們能夠看到，當時的羅馬人如果想學習修辭和藝術，就不免要從修辭學教師那裡學習公元前5世紀阿提卡方言的希臘語典範。修昔底德和色諾芬都是時人模仿的榜樣。也就是說，成為一名古典主義者並不是標新立異或者「托古改制」，而是現實的需求。通過西塞羅的努力，拉丁文的典範也建立起來，在拉丁語中的「阿提卡風格」逐漸成型。我們能夠看到，這種語言精細化的努力，促使語言形成了特定的「格式」，在寫作前，詩人和散文家就要預先選擇使用哪一種格式。格式大概有三種，「平正」「雅緻」和「崇高」。這就回到了我們的文藝理論文本中去了。對於「崇高」語言風格的推崇，進而對崇高的效果和來由進行細緻的探討，是和當時的語言使用現狀緊密聯繫在一起的。

結合已經討論過的政治和社會現狀，我們不難發現，在公元1世紀晚期，誇張浮華的文風通過希臘語言得以表達。而這正是朗基努斯所反對的。這種否定精神是通過強調道德教喻、深刻思想和偉大情感得以體現的。如果我們忽視了這一點，就無法真正理解朗基努斯在瞄準什麼。我們看到，在《論崇高》三十五節，朗基努斯如此寫道「過去最偉大的心靈總以創造最偉大的作品為目的」。這充分說明了問題，從這裡延伸出去，朗基努斯呼喚學習荷馬這樣的偉大而典範的詩人，並且分析了五種崇高的來源（在這五種來源中，他認為最重要的就是偉大的思想）。這五種來源中，思想和情感來源於天賦，而辭藻技術、高雅措辭和結構卓越都是技巧，可以通過訓練獲得。我們又再次意識到朗基努斯所處的語言環境以及相應的社會環境。成熟的修辭術教育，業已出現拉丁文典範，讓朗基努斯所強調的技巧有了可以生髮的土壤。

在天分和技巧之外。朗基努斯又對「為了什麼去創作」，也就是創作的目的進行了分析。崇高必有所指，為了引起讀者不可遏制的狂喜的效果，崇高的作品必須要有崇高的目標。朗基努斯強調，「要做大自然的競賽者」，「要做偉大詩人的競賽者」。前者有超越自然，創造比自然更完美的作品的氣概，這挑戰了流行的摹仿論，後者則以柏拉圖為例，從學習到競賽，目的不是為了成為學徒，而是「青出於藍而勝於藍」。這想必和當時的文學創作實踐緊密相關。而具體的操作，則需要樹立崇高的意象，大江大河，大山大海，「引手拔鯨牙,舉瓢酌天漿」。朗基努斯從創作動機、天分技巧乃至創作方法上，都提出了一套行之有效、切實可行而且針砭時弊的文藝理論方案，並且高揚了想像的維度，我們看到，即使是亞里士多德的《詩學》，也並沒有給藝術的想像留下多少餘地。西方浪漫派的濫觴，或許可以從朗基努斯這裡找。

回到朗基努斯所處的歷史中去。我們不難發現，朗基努斯是懷念共和國時期的民主政治的。或許他的觀點未免幼稚，但是他是從「專制政治，無論怎樣正派，都可以被確定為靈魂的籠子，公眾的監牢」這一觀點出發，由於專制政治鉗制天才，污化教育，藝術的崇高無從談起，而更緊迫的是道德的敗壞淪喪。金錢和享樂主義的盛行，讓靈魂枯萎褪色了。從政治領域進入道德倫理領域，再從道德倫理領域進入藝術領域。這樣的理論不免讓人想起當代「文學倫理學」的研究。不得不說，這樣的思路是新穎的。將藝術與人格掛鉤，這樣的思想在西方文論史中一直傳承下去，在席勒的《審美教育書簡》和盧梭的《愛彌兒》里，在康德哲學的滋潤下，開出了名為「美育」的花朵，盛放至今。

到這裡，我們從文藝理論的兩個歷史維度出發，其一是社會政治，其二是語言使用，分別簡單重構了朗基努斯《論崇高》的歷史語境。經由這個語境，我們看到，朗基努斯絕不是無的放矢，他思考和探索的，既是文學和藝術的實際，也是道德和政治的需求。只要對崇高的需求依然熱烈，只要隔江仍有後庭之花，政治上的專制繼續存在，道德領域的敗壞依舊頑固。那麼無論怎麼粉飾，都會有新的朗基努斯出現，吶喊著兩千年前同樣吶喊過的東西，繞樑不絕。

最後，朗基努斯的《論崇高》，對於我們當下的文學批評是具備啟迪作用的，一方面，朗基努斯已經提出了一種美學風格的較為系統的實現方法，這無論是對於文學創作還是文學批評，都是具備相當的可操作性的。譬如新批評針對文本張力的細讀，對各種詞語中意義和譬喻的探究，都可以和朗基努斯的方法論結合起來。而另外一方面，我們應該仔細反思朗基努斯所處的歷史環境，很多時候，理論若是失去了歷史的維度，那麼就像是失去了一面鏡子，「以史為鏡，可以知興替」。抽象的理論若是想要打動人心，就必須放入歷史的河流中去，需知，歷史就是現實，現實構造歷史，這二者的互文關係，永遠不會終結。

就像是朗基努斯的《論崇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