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現代的眼光來看，諸子百家最實用的竟然是墨家

先秦時號稱諸子百家，形成百家爭鳴的局面，但後世記錄與統計下來，也不過儒、法、道、墨、兵、農、名、陰陽、縱橫、雜家等十一家，有名有姓的（包括師傅與徒弟）約百十人。要了解各家誰最有用，先來看看他們都是幹什麼的？

先從道家說起。道家的思想家老子、莊子都是做官的，他們是官場中那種「閑官」，即不太銳意進取、求得晉陞與政績，而只是安於日常工作、但熱愛思考的人。官場的俸祿給他們安身之所，擺脫了衣食之憂，也給了他們大量的玄想時間，他們是官員隊伍中好學深思的那一類人，因而，所思考的問題玄遠縹緲。

道家，本是官場中的「閑官」，但也是官場中的「揭秘者」，他們揭出的「秘密」可以被進入不了官場的人當作批評官場甚至另建一個「官場」的武器，也可以視為一種純客觀的「知識」。

至於漢代以後出現的「道家」（太平道、五斗米道等）以及更晚時出現的道教，其思想來源更為博雜，有先秦道家的東西，也有先秦儒家、兵家、陰陽家的東西。那也是一種「職業」，是一種正式權力組織之外的「備份權力組織」或「亞權力組織」，亂世聚集群眾、自立為王；治世則在正式權力機構縫隙間控制市井社會、是政府權力之外的「秘密社會」，今天有時稱之為「黑社會」，它是有功能的，如維持市場交易的公道，解決醫生藥鋪解決不了的疑難雜症等問題。

這個「職業」群體依然如古代一樣，吸納那些想進官場進不了或者被官場淘汰出來的人。

儒家，本是一個給別人家幫忙辦喪事的職業班子，想必還承接一切有關祭祀的業務，如家族的祭祖活動、村裡的祭社活動等，大一些的「單子」也接，比如某一地方政府的祭祀活動，最大的「單子」是國家給的，是給國君辦理祭祀業務。儒家有特定的冠冕服飾，那是他們在祭祀活動時穿戴的「工作服」。因為從事這樣的工作，所以，他們對古代的祭祀禮儀了解比較多，儒家的經典《周禮》《禮記》就是這麼來的，這些通過儒家弟子口耳相傳留下來的所謂古代禮儀在古代（如西周）是否真的存在過，大可懷疑，可以肯定的是一定經過後代儒家弟子的修改，有些是完全的杜撰。

正是因為幫助貴族大官（卿大夫）甚至國君安排祭祀事業，儒家的人有機會接觸國君和大官，也有機會了解政治，這種地位激發了他們的從政熱情，而他們的政治視角也是從禮儀、仁（親親）開始切入的，因為他們最熟悉的就是人們懷念親人的感情，他們認為這是人性最基本的東西（從職業的角度看，也只能這麼認為，不這麼認為他們生意的基礎就沒了），這是「仁」的基礎。他們對繁文縟節的「禮」「樂」形式的熱衷，多少帶了些職業病，且也只能以此作為和官府打交道的「中介物」，官府是因為他們是設計祭祀活動的專業人士才和他們打交道的。

孔子的出現，對儒家的地位是一種革命，他對政治有強烈的進取心，他引領著這個本來只是幫忙搞祭祀的專業團隊自己想參與政治，獲得權力，而他們能給執政者提出的最主要建議就是他們所熟悉的「仁」與「禮」。孔子周遊列國之後，已經不再接日常業務的「小單子」了，而是一門心思從政，追隨他的是這個職業群體里那些和他一樣、不甘心一輩子只是在某個祭祀的場合裝神弄鬼的青年人，他們組成了一個謀求官位的職業集團，四處遊說，這種遊說是有效果的，很多人留在各國的官府，當了不大不小的官，沒當官開始辦學，培養後繼人才。這種傳統一直延續到漢朝中期，堅韌不拔的儒家終於盼來了他們黃金時代：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儒家成了唯一獲得皇帝「冊封」的學派。此後，他們全體「轉正」成為正式的官員，儒家辦的學校，也全部成了官員預備學堂。這時候，他們自己已不再提及當年給別人辦喪事、當吹鼓手、「乾哭活兒」的往事，而以道貌岸然的知識分子形象面世。

法家，也是個職業群體，是專攻衙門法律行政事務的人，當時各國的大官如卿、大夫是世襲的，具體辦事的小吏也有世襲的，小吏中間就傳承著各種法、律、術的經驗與知識，所謂「刑名術數」之學，這種狀況一直延續到清代，很多辦理實際行政、法律事務的「師爺」也是家傳。「家傳」只是在體制外準備的後備軍機制。先秦法家、漢朝那些專治法律的酷吏、一直到清代各級衙門的「刑名師爺」，都是吃這碗飯的。

墨家，是手工者，製造各種工具、器械，小的是農具、兵器，大的就是雲梯、城牆，凡是打仗，就要準備後勤、兵器以及作戰時的土木工程，就要徵召這批人，他們也是憑這身本事可以為「對方」搞一些「沙盤作業」「兵棋推演」之類的，久而久之，發展出「非攻」「兼愛」的思想。

兵家，是職業軍隊的候補人員，那些自負有指揮才能的人要麼不當兵，要當兵就當指揮官，在當兵前，精研作戰理論（兵法），然後到各國去碰運氣，看誰直接任命自己當將軍，而且是上將軍。

農家：自然不用說，農民是最大的職業群體。

陰陽家：搞天文曆法、星象、醫學的那幫人，也算是個職業群體。

縱橫家：搞公關、外交的那批人。

雜家：雜家其實不雜，主體成分是商人，開始是賣酒、販賣各種貨物、以及煮鹽制鐵的商人，再寬泛些，城市工商業者。

那麼為什麼說，從現代的眼光來看，諸子百家最實用的竟然是墨家了？墨家有工程師的聰明與智慧、有隻服從客觀真理的冷酷與決絕、有理想主義的獻身激情，也許正是這些英雄主義的英雄氣質，墨家吸引了一批又一批的熱血青年加入到他們的隊伍，使墨家成為一時之顯學。

在戰國那個各國只為自己而戰的時代，墨家組織了一支國際縱隊，試圖以一己之力，建立起永久和平的國際秩序。當然是烏托邦，所以，他們失敗了！

他們不僅失敗了，還被後世的歷史冰凍了兩千年之久。幸好，墨家有比較完整的文獻流傳，這就是《墨子》。《墨子》一書，讓我們知道了我們的先祖在科學上曾達到過怎樣的高度！在公共理性上曾經達到過多高的境界！墨家學說是最具現代文明氣質的學說，怎麼強調都不過分！

墨子對政治問題的討論十分「西化」，他提出「君，臣民之通約也，君，以若民者也。」譯成現代語言就是：「國君的存在，是人民之間達成的一種契約，國君是和人民一樣的普通人。」梁啟超據此稱墨子具有盧梭和洛克的「民約論」（即社會契約論）的思想，信哉斯言。

墨子的存在，標誌著中國古代也有和西方科學家、思想家相同的思想與學說。當然，和古希臘相比，墨子在中國先秦只是個少數，只有這一家，而古希臘思想家絕大多數都是像歐幾里德或亞里士多德一樣思考問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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