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淺談詩歌:人品與詩品

  林語堂有一篇文章專講了人品與文品,他認為不論幹什麼事業,只要是「人」,首先就應該學會做人。因而,他重人之人品,而後再看其文章,他認為做人是作為人最重要的一件事。作為在國內外享有盛譽的大師,被大家稱為最有修養、最有風度的大師,他有資格說這話,因為他自己是這樣做的。

  人品,就是人的品格、品德,指人的性格、氣質、能力等特徵的總和,它與人的生活環境、人生經歷及所受教育等有直接的、重要的聯繫。

  詩品,我認為,就是詩歌所體現出來的思想、氣質,是詩歌給讀者造成的直接的感覺和影響。好的詩歌作品給人積極、舒暢的感受和影響。偉大的革命導師馬克思曾說過:「我只有構成我的精神個體性的形式,『風格就是人』。」很大程度上,詩品就是人品在創作中的表現。

  曹丕雖然沒有明確提出首先要做人,但是,他在《典論?論文》中著重指出作家的個性氣質對藝術風格所起的重要作用,他說:「文以氣為主,氣之清濁有體,不可力強而致。譬諸音樂,曲度雖均,節奏同檢,至於引氣不齊,巧拙有素,雖在父兄,不能以移子弟。」

  范文瀾在《文心雕龍注》中闡述了劉勰的觀點:「才自內發,學以外成,有學飽而才餒,有才富而學貧。學貧者,迍邅於束義;才餒者,劬勞於辭情,此內外之殊分也。是以屬意立文,心與筆謀,才為盟主,學以輔佐,主佐合德,文采必霸,才學偏狹,雖美少功。」這是說學識與才能的密切關係,也就是文氣與人之才識的密切關係。

  葉燮更加明確要求詩歌「須有我之神明在內」,「面目無不於詩見之」,說:「詩是心聲,不可違心而出,亦不能違心而出。功名之士,決不能為泉石淡泊之音;輕浮之子,必不能為敦龐大雅之響。……故每詩以人見,人又以詩見。使其人其心不然,勉強造作,而為欺人欺世之語;能欺一人一時,不能欺天下後世,究之閱其全帙,其陋必呈。其人既陋,其氣必荼,安能振其辭乎!」

  葉燮的觀點同劉勰大同小異,劉勰論文品與人品時例舉了大量史例後說:「觸類經推,表裡必符。豈非自然之恆姿,才氣之大略哉!」

  王通進一步發展,他的觀點就是首先重視人品,他認為六朝時期的綺靡之風,重要是由於文人們的人品不高造成的,他說:「謝靈運小人哉!其文傲,君子則謹;沈休文小人哉!其文冶,君子則典。鮑照、江淹,古之狷者也,其文急以怨;關筠、孔珪,古之狂者也,其文怪以怒;謝庄、王融,古之纖人也,其文醉;徐陵、庾信,古之夸人也,其文誕。或問孝綽兄弟。子曰:鄙人也,其文淫。或問湘東王兄弟。子曰:貪人也,其文繁。謝眺,淺人也,其文捷;江總,詭人也,其文虛,皆古之不利人也。子謂顏延之、王儉、任昉有君子之心焉,其文約以則。」

  所以,並非到了林語堂先生這裡,才重視人品。自古以來,文學評論家們就十分重視人品與文品的關係,並逐漸提出人品在文學藝術中的重要性。只有具有個性的詩人才能成為真正的詩人,而真正的詩歌,莫不是體現詩人的品性。「問君能有多少愁?恰似一江春水向東流。」這樣的詩句只有李煜輩亡國又多愁善感的詩人寫得出。「大江東去,浪淘盡,千古風流人物。」蘇軾大學士寬闊胸懷、豪邁氣質立馬躍然紙上。民族英雄岳飛,忠心一片,壯志難酬,只能是「靖康恥,猶未雪,臣子恨,何時滅?」同樣的文天祥,視死如歸,大義凜然,說「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人是社會的人,人是階級的人,同樣,文學是社會的文學,文學是階級的文學。不同的人,因為屬於不同階級,創作不同作品中,同樣,不同的人,因為不同品性,創作不同作品。偉大詩人不會做欺世害人的事情,因為他首先是一個偉大的人,也不會寫出庸俗無聊的作品。無聊詩人寫不出感人心肺、觸人心靈的作品,多是無病呻吟,虛偽嗟嘆,因為他不具備偉大的人品。

  還是林語堂先生說的好,人活在這個世界上,不論將幹什麼事業,首先,作為一個人,就應該學會做人,最基本的,是做一個不欺世害人的人,做一個不違法亂紀的人,做一個不違背道德的人。然後,才是進一步培養自己,能對社會、對國家、對人民有所益,能為社會進步、國家富強作出一定貢獻。

  作為詩人,一個有可能影響其他人的人,首先,就應該是一個合格的人,然後,才是一個合格的詩人。要加強自身修養,培養自身氣質,更加維護正義、明辨是非。先有良好的品德,才有良好的作品。一首沒有好詩品的詩歌,也許能引起一時喧嘩,但是,肯定經不起時間考驗,欺騙不了歷史。因此,作為詩人,應該先看其人品,然後閱其詩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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