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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籤： 宋代

文：鄧小南（北京大學歷史學系教授） 原題《宋代歷史再認識》，原載《河北學刊》2006年5期，後收入《朗潤學史叢稿》（中華書局）

相信許多在大學中講授中國古代史的老師，都曾面對學生提出的類似問題：應該如何認識中國歷史上的宋代？

不少學生從中國通史的教科書中、從前輩學者的研究論文中，意識到宋代的「積貧積弱」，特別是鼎峙與戰爭中國勢的不振；而與此同時，卻又在西方流行的史學著述中，注意到費正清、謝和耐、伊懋可等漢學家對於宋代歷史的極高評價，甚至稱之為「中國歷史上最偉大的時期」。學生們往往要問：為什麼會有如此巨大的反差？

我個人覺得，這裡需要注意兩個層次的問題：

其一，國內學術界對於宋代的認識，基本上是近代以來形成的，包含著當代人反觀歷史的體悟。近代以來的中華民族，飽受列強欺侮，積鬱著強烈的民族情感，充溢著建設強國的期冀。在這種狀況與心境之下，對於「自立於世界民族之林」的憧憬，往往與對於漢唐盛世的懷戀聯繫在一起。而西方學者則沒有這種內心感受，他們從一種外在的角度觀察中國的歷史。

其二，與對於「統一」、「集權」等範疇的重視相應，政治史是國內學術界的傳統優勢所在，政權間的角力是我們所關注的核心問題。西方學者則出自於和我們不同的學術背景，而更加註重社會史、文化史方面的因素。

如果我們能以開放的、理性的態度去看待宋代歷史，則不難發現這一時期在中國歷史演進序列中特有的重要意義。

嚴復先生早就指出，宋代對於現代中國人民族性和世界觀的形成，有重大的影響：「古人好讀前四史，亦以其文字耳。若研究人心、政俗之變，則趙宋一代歷史最宜究心。中國所以成為今日現象者，為善為惡姑不具論，而為宋人之所造就，什八九可斷言也。」

陳寅恪先生也曾指出：「華夏民族之文化，曆數千載之演進，造極於趙宋之世。後漸衰微，終必復振。」

宋代在中國社會史、文化史、思想史上的位置早被學術界所敏銳洞察。

近些年來，宋史學界希望擺脫以往慣用的朝代框架，而努力使自己的研究在更長的時段——唐宋或宋元明——中找到意義。「唐宋」、「宋明」並稱，都是有著特殊意味、特殊魅力的時間概念。這既是因為不同時代在政治、制度、思想以及文化成就上的連續性，牽動著國人對於「文明昌盛」的自豪記憶，也是因為前後歷史之間明顯的反差甚至「斷裂」。

講前後的關聯與遞嬗，錢鍾書先生曾經說：「在中國文化史上有幾個時代是一向相提並論的：文學就說『唐宋』，繪畫就說『宋元』，學術思想就說『漢宋』——都得數到宋代。」談到區別與轉型，又有「唐型文化」、「宋型文化」之說。

「唐宋」並提，將宋代作為唐代中期以來一系列重要變化的整理定型期；而「宋元明」的概念，則將其視為中華帝國中期至後期轉化過程中一系列新發展的開端。

也有學者從文化史、思想史的視域觀察「唐宋」或「宋明」連稱背後牽繫的意義，開拓出新的研究理路。

將宋代的歷史置於長時段中予以認識，有效地開闊了我們的眼界。

力圖把握「中國大歷史」的黃仁宇先生曾經說：「中國歷史中主要的朝代，每個不同，而尤以趙宋為顯著。」

經歷過晚唐五代的社會變動，既有秩序被衝擊，社會結構調整重組，平民化、世俗化、人文化趨勢明顯，王朝的務實基調體現在方方面面。

從宋代本身的發展來看，大量新的因素出現：生產水平提高，租佃制、僱傭制發展，坊郭戶等非主體社會階層成長，商品經濟與海外貿易興盛，都市面貌改觀，社會流動頻繁。中國歷史上經濟重心南移的過程在宋代基本完成，江南由此成為經濟文化最為發達的地區。

出現於隋唐的科舉選官制度，從操作方式到社會影響力在宋代都發生了深刻和明顯的變化。新型精英站在開新風氣之前沿，文化傳承者身份下移，知識傳布面擴展；家族與地方社會凝聚力增強。

此外，新儒家的覺醒，學術思想的活躍創新，士人對於道德理性的不懈追求，藝術情趣與品味風尚的轉移，先進科學技術的廣泛應用與傳播，民眾生活習俗的變化……凡此種種，無不展現出鮮明的時代特色。

在政治方面，中央集權、君主專制皆處在逐漸強化的過程中，而限制君權的制衡程序同樣在加強；為保證理想社會政治秩序的建立，宋代士大夫亦努力「致其君為堯舜之君」。

認識宋代的歷史，還需要將我們的視野放寬。研究者所面對的，不僅是一個王朝，而應該是一個歷史階段。

當時，相對於宋朝來說，遼、夏、金都不再是周邊附屬性的民族政權，而已經成長為在政治、軍事、經濟諸方面都能夠與宋王朝長期抗衡的少數民族王朝；趙宋作為中原王朝，在當時歷史大勢中的核心地位和領頭作用，不是體現在統一大業的領導權上，而是表現在政治制度、社會經濟和思想文化的巨大而深遠影響上。

就橫斷面來看，宋代的統一，其疆域面積遠不及漢唐；而其統治所達到的縱深嚴密層面，卻是前朝難以比擬的。此後，中國歷史上再沒有出現過地方嚴重分裂割據的局面。當時人的生活方式、思想觀念，在一個相對流動的社會中被潛移默化地整合著、滲透著，以至於今人還會感覺到宋代留給我們的些許印痕。

應該說，宋代處於中國歷史重要的轉型期，它面臨著來自內部與周邊的諸多新問題、新挑戰，並不是古代史上國勢最強勁的時期；但它在物質文明、精神文明方面的突出成就，在制度方面的獨到建樹，它對於人類文明發展的貢獻與牽動，使其無愧為歷史上文明昌盛的輝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