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評價作家馬爾科姆·考利？
馬爾科姆·考利是二十世紀美國最優秀、權威、影響力最大的評論家之一。他的著作《流放者歸來》堪稱第一部從社會發展、歷史演變以及文學創作等方面，全方位對「迷惘的一代」作家進行解讀的權威作品。馬爾科姆·考利的整個一生和菲茨傑拉德、海明威、福克納、托馬斯·沃爾夫等「迷惘的一代」作家的命運緊密相連。他對於這些作家的評論作品也成就了其本人在20世紀美國文學史上的重要地位。譬如，在考利編輯並為之作序的《袖珍本福克納文集》於1946年出版後，考利既指出福克納的小說結構鬆散等缺點，同時也指出福克納作品的偉大意義。他認為，福克納的成就在於成功地創造了「約克納帕塔法世系」，即一個貫穿於《喧嘩與騷動》等小說中的「福克納的神話王國」。享有盛名的美國批評家、詩人羅伯特·佩恩·沃倫對考利這個選本的評價最具代表性。他在《新共和》（1946.8.12）撰文說，考利「以其前言中的明智、敏感性與謹嚴和編選中所表現出的機智和判斷力，將在任何時候都是有價值的，但它在現在特別有價值，也許只有它可以給福克納的名聲標誌一個轉折點」。從此，福克納聲名大振，直至1949年獲諾貝爾文學獎。許多年後，福克納本人說過，「我對於馬爾科姆·考利的感激之情難以言喻」。
另一件在美國文壇上傳為佳話的事與被稱為「城市現實主義」代表人物、「美國契訶夫」的小說家約翰·契佛有關。三十年代，考利在《新共和》任主編。契佛當時熱愛寫作，但從未發表過任何作品。考利鼓勵契佛每天堅持寫千字之內的短篇小說。經過一段時間的努力，他逐漸磨鍊了自己的文字表達能力，特別善於從中產階級日常瑣碎小事中發掘題材。17歲時，契佛因吸煙被學校開除。他寫了四篇短篇寄給考利。考利將其中一篇 《我破學校開除》在《新共和》 破例發表，其他三篇推薦給《紐約客》雜誌。以此為轉機，契佛得以成功地步入文壇。1981年其短篇小說選獲全國圖書獎和普利策小說獎，重新燃起了美國讀者對短篇小說的熱情。
即使身處同一個歷史時期，同樣對於一戰後出現的這批「迷惘的一代」藝術家，考利與其同時代作家也持有不同的價值評價準則。斯泰因提出了「迷惘的一代」（The lost generation），霍頓和愛德華則稱其為「悲傷的年輕人」（the sad young man），而考利卻選擇了「流放者」（exile）一詞。不同術語的使用展現了他們觀察和闡釋這一社會歷史現象的不同視角。考利本人就是這批「流放者」中具有影響力的一員，他既是參與者又是旁觀者，他以雙重身份、雙重視角為出發點，試圖真實地再現一戰後的流亡藝術家們的創作活動與思想軌跡。流放，這個詞的普遍解釋為被驅逐到邊遠地區去生活。而考利本身所強調的則是一種「自我流放」。這群藝術家們大部分從第一次世界大戰歸來，卻遇到了那麼令人失望的一個美國社會，對當時主流文化的不同見解以及與主流社會的格格不入使他們決定遠赴歐洲，一些人聚集與巴黎左岸。事實上左岸並不代表法國文化正統，它是遊離於法國主流文化之外的「異類」文化堡壘，他存在於法國境內，但自成一個小世界，和美國的格林尼治村一樣，是文化反叛的基地。在那裡，藝術家們找到了似曾相識的歸屬感，在精神上得到了極大的滿足。所以即使他們選擇了背井離鄉抑或留在祖國，他們都可以被稱之為精神上的「流放者」。但是，正如塵埃落定一樣，事物不可能總是處於混亂狀態，總要回到自己的位置上去形成自己的格局。考利堅稱這些「流放者」們最終必將回到自己的祖國，完成他們思想上「追逐者」的使命。考利意識到虛無縹緲的「個人主義」已經徹底破產，這促使藝術家和知識分子們奮不顧身地投身到美國社會各項價值觀的重塑工作，希望通過這種努力來找回他們靈魂上的「歸屬」，從而結束精神上的「流放」。在《流放者歸來》的最後幾章書中，他順便提到幾位早先轉變過來信仰這一理想的人，如邁克·戈爾德、約翰·多斯·帕索斯和喬·弗里曼。考利也認識到知識分子們個人的命運並不是孤立的存在著，而是與各種不同社會階層的理想和目標緊密相連，當他們選邊站隊最終確立自己的立場時，才發覺自己已不再是流放者，並實現了「追逐者」的自身價值。「他們有了朋友和仇敵，在社會中有了目的，這樣，不管他們居住在美國的任何地方，他們都找到了家鄉。」「家鄉」的深邃含義正在於此。縱觀現當代美國文學，各種流派紛呈，互相包容並存，既有對外國文化的揚棄發展，但仍植根於美國的社會現實。
考利把他那一代人的歷史經驗闡述為「離別和歸來」模式。這一模式雖然特別適用於「迷惘的一代」，但在更深層次和更廣範圍內，卻恰恰是本世紀美國文學的一個真實寫照，從而真實再現了一戰後美國社會歷史的變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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