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國崛起》紀錄片觀後，我想問：國家在興盛後衰落是否是不可避免的？

物盛極而衰是大部分哲學流派都得出的一類關於歷史周期率的一個共識。而無數的歷史例證也確實證明了這些東西，亞歐世界島幾乎所有的帝國，王朝幾乎都不得不落幕收藏，而後來者依然無數，靠著對於新環境的適應性，發揮著無數的後發優勢，最後重新成為新的帝國，最後在帝國極盛，國家機構龐大，國家體量到了生產力邊界的時候，又以較短的時間，同時因為外部因素變化的遲鈍反應，以及內政的矛盾，從而走向衰落。。

所有國家都避免不了這件事情。。但是，歷史哲學的論斷，我們確實無法用一個實證標準來界定他，如果非要得到一些探討，我的建議是回到政治經濟學上，因為如果從某個國家的地緣政治和內政細節出發，基本無法總結出通用的東西。。最好的辦法，就是講國家本身還原成一個複雜，龐大的自組織體來討論這件事情。

曼庫爾·奧爾森 在兩本作品《國家興衰探源》（The Rise and Decline of Nations）和《集體行動的邏輯》（The Logic of Collective Action），中通過」組織性「本身的探討得到了一些結論：

後者實質上是公共選擇理論方面的著作，核心觀點在於」搭便車理論「，也就是博弈論中提到的」智豬博弈「的放大版。

傳統理論認為，集團會增進其利益，這種將集團看成會像個人一樣從自身利益出發採取行動的假設是難以成立的。

但是國家共同體是一個由小集團共存的社會團體，集體成員為了共同目的，更容易採取自願的行動，但是在小集團分擔實現共同利益的成本時，存在著少數「剝削」多數的傾向。 這和博弈論中所闡述的「智豬」的例子有很大的相似之處。

就出現兩部分人：

1，集體中的個人放棄為集體利益的行為而加入「搭便車」的行列，

2，為集體利益行動的個人因為「成本—收益」的不均衡而放棄為集體謀利益，

最終的結果是集體無行動。

出現這種情況有以下幾個原因：

1，在集體行動中，集團越大，增進集團利益的人獲得的集團總收益的份額就越小，有利於集團的行動得到的報酬就越少。則無法在公共物品上達到分配最優。

2，由於集團越大，集團中任一個體能獲得的總收益的份額就越小，他們從集體物品所獲取的收益就越不足以抵消他們提供的哪怕是數量很小的集體物品所支出的成本。

3，集團成員的數量越多，組織成本就會相應增加，在這種情況下，獲得任何集體物品前需跨越的障礙就越大。

當然，本書還有一些亮點的結論，比如經濟壓力集團組織，大經濟集團的遊說疏通團體是那些有能力以「選擇性的激勵」來「動員」潛在集團的組織的副產品。具有選擇性激勵的組織是：1，具有行使強制性措施的權威和能力；2，具有能向潛在集團中的個人提供積極誘導能力源泉的那些組織。此理論只適用於大集團或潛在集團，而不必適用於特權或中介集團。

而在《國家興衰探源》中，一定程度借鑒了這樣的分析，當然本人作為左棍，在以下結論中加入了個人觀點，僅供參考。

故而，從組織性上國家衰落的具體原因在於：

1，沒有任何一個自組織的共同體，尤其是國家，能夠保證所有議價集團最終達到最優選擇。

2，小集團的組織里越高，個人行動的正利越高，那麼隨著國家發展進行，議價集團會越來越多，最後形成一個在各公共事務上都存在激進多元化的議價環境。

3，繁榮的本質是廣泛性組織體的全面發展，廣泛性組織是一次社會資源分配後的產物，而無法顧及到後來者，除非廣泛組織體的負擔過大，不得不推行再分配原則，否則會出現後來者和舊組織體的矛盾，是恆存在的，關於」再分配「的矛盾，是無法通過內生組織消解的。

4，廣泛性組織的恆存在，實際上同樣會降低社會流動性，將社會不可避免地推入中質態，除非出現諸如技術爆發之類的暴力變革，否則無法在廣泛性組織存在的情況下，通過改革補充社會流動性，那麼和3條合在一起，內部環境會通過議價集團的重新組合，以及通過公共財政逐級向下分配來解決矛盾，那麼同樣會加劇社會進入低流動性的社會。

5，議價集團在佔據經濟生位的時候，會出現排他性，那麼社會會出現多元化之後，因為議價不平等的問題走向重新組織，產生對立。比如，在民主自決原則鋪開以後，大部分封建老帝國並不是單純形成了民族主義陣營，而是民族主義本身嫁接在既有的內部矛盾之上，給原有鬆散的團體，用民族主義划了一條明確的分界線，使他們發生站隊，最後形成兩級對峙。這是內部原因。。

6，而如果一個體量大，結構複雜的帝國在滿足以上5點的特點以後，他的複雜性和權力結構的鬆散，註定無法對於快速變化的外部環境（包括技術發展和地緣政治變遷），做出有效，全力，及時的反應，也很難團結內部所有團體，完成強大的執行力，而往往會同時處於內政不穩，而外部憂患的兩難狀況，除非出現強人重新將所有議價體洗牌，並通過經濟建設和內政改革，強化整個共同體的建構。否則，這個帝國必然衰落，甚至直接崩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