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歆與劉向，誰對中國古代文化的影響更大？

劉向和劉歆，當我們接觸中國古代典籍時，這兩個名字的出現頻率可謂相當之高。當然，在對比兩人之前，我們不妨梳理一下二人的主要作品與成就。

劉向，西漢人，其最著名的成果即《戰國策》（初高中語文教材中相當數量的文言名篇選自此書，如《荊軻刺秦王》《鄒忌諷齊王納諫》等）。而文學領域，《楚辭》也因劉向而得名。單單這兩項就足以使劉向在中國古代文學史上佔據重要的位置。當然，具體影響我們稍後再談。

劉歆，劉向之子，大眾關注度可能比劉向弱很多。代表作《七略》，代表成就為促進古文經學的興盛。同時與父親合編《山海經》。

看起來劉向的影響力要遠遠高於劉歆。從某種意義上也的確如此，畢竟《戰國策》和《楚辭》兩部作品集的編纂可以說分別為中國古代史學與中國古代文學奠下了基石。同時劉歆的部分成果也是站在劉向的基礎上而完成的——比如《七略》這部目錄學著作就源於劉向的《別錄》。

但是，古文經學四個字讓劉歆的地位得到了很大的提高。古文經學的定義及其與今文經學的糾葛不做展開，但是只需考慮一下「儒家經學」在中國古代學術體系中所佔的分量就可以想見劉歆為何影響如此巨大。事實上，中國傳統學術體系可以說就是經學體系，劉歆促進古文經學繁榮的成就，就相當於一個朝代的第二代君主開疆拓土一般。直到清代，以訓詁文字考據古籍為主要追求的學術流派依然有生存空間，單這一點就可以看出劉歆的奠基性作用。

因此，若考慮到中國傳統學術體系這一層面，劉歆的影響並不比劉向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