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監禁風暴》導演手記。太黃暴？

一開始想把《監禁風暴》做成網路電影有兩個原因：一是網路電影投資規模小、風險低，可以不用考慮IP，不用考慮大數據，從而選擇更多元化的電影內容，拍攝真正的好故事好電影；二是網路相對於院線擁有更大的包容度，能在審查等諸多外力因素上佔有一定優勢，讓整個項目運轉更加流暢自然，不受干預。然而當我們第一次將未刪減版影片展現給網路播放平台的時候，影片兇猛殘暴的衝擊力依然讓它陷入困境，一致好評之外透露出眾多危險可能，這讓影片的發行工作一波三折。為此，我們甚至剪短了原有的、觸目驚心的兩分多鐘強暴長鏡頭、將一個頗有特色的血腥場面鏡頭飽和度降低到幾乎無法分辨出血液顏色、剪掉了部分色情場面的鏡頭……，所有的努力都只是為了讓《監禁風暴》得以順利面世，因為從製片人四處籌錢，到艱苦的十一天拍攝，再到西安、北京兩地跑的後期之旅，為了做出一部好電影，所有人都太苦了。

打開製片人楊明的記賬本，上面還清清楚楚的記著影片的資金的來源。這部影片一共有7位出品人，他們都不是職業投資人，也不是富商或者老闆，而只是狂熱的電影迷。而《監禁風暴》這部成本僅40萬的電影，竟然是由7位出品人湊錢來完成，1萬、3萬、4萬、5萬……這其中的艱難自然是不言而喻的。而對我來說，拿著這樣的錢，我沒理由不全力以赴。換成片場我們常說的一句話就是「因為沒錢，所以好好拍片」。

2015年8月，製片人楊明、攝影師姚培青、執行導演郭澤宇、我和其中一個出品人在北京第一次會面，當時我們決定做這部電影，題材就以轟動全國的「洛陽性奴案」為原型，由我來編劇和導演。

最初所有人心中都有一個目標——韓國電影《追擊者》，後來我才知道也許當時所有人都只是以這樣一部生猛的電影為參照，至於我們能拍出什麼，大家都保持謹慎態度。而我心裡卻有著更多的想法，那就是必須用另一種角度和方法去展現這個故事，拍出截然不同的一部電影。

當日，製片人楊明對我說，對這部電影他會竭盡全力支持我，任何情況下都站在我這邊，唯一的要求——要猛！我說，行！然後我們就分頭開始行動了。

雖然影片最後只會在網路上播放，但這並沒有降低我對它的要求，我覺得播放平台和預算高低都不是決定一部影片水準的標準，我的目標就是拍攝自己認為的好電影。我不是一個動作片導演，也不是一個色情片導演，所以我並沒有想用動作片的方式去呈現它，也不希望它淪為一個不入流的色情片。雖然影片的確包含了暴力、血腥和色情的內容，但人生命運和人心依然是影片關注的重點，來自邪惡力量的恐懼和對自由的嚮往依然是影片的主題。

某日在網路上看到年度熱門電影《索爾之子》的拍攝守則，其中講到：「1,不能看上去很漂亮很吸引人；2，不能是一部恐怖電影；3，影片基於索爾的視角就意味著我們不能拍攝超越索爾目之所及、耳之所聽、身之所感的內容；4，攝影機就是索爾的伴侶，伴隨他從頭到尾走完整個地獄。」我內心一陣震顫，這不就是當時我們對《監禁風暴》的要要求嗎？這不就是我們整個影片的形態嗎？

2015年9月22號，電影在西安開機，我們希望用八到十天的時間完成劇本中的99場戲，沒錯，這幾乎是一部標準電影的長度，對我們整個劇組來說壓力太大了。加上其中還有大量的夜戲、動作戲、強暴戲、床戲、雨戲……可以說真的困難重重。有時候我們甚至會拍攝到凌晨五六點，拍到演員幾乎走不動，拍到焦點員向製片主任哭訴說連焦點都看不準了，拍到劇組資金耗盡，得靠著執行導演從家裡騙來的錢才能繼續完成拍攝……，我想如果電影人都是如此，又怎麼會拍不了好電影呢？有時候我回到酒店已經連洗澡的力氣都沒有了，調好鬧鐘就直接睡了，那種疲憊是從骨頭裡能感覺到疼痛的，但是看到這樣一個團隊在堅持著，所有人都默默扛著，我說絕不帶著遺憾離開一片熱土。

有時候我是一個記仇的人，尤其是在面對質疑聲的時候，因為記住它們會成為自己的動力。記得一開始我們面對的質疑：一個26歲的導演和第一次做電影的製片人，加之全部都是第一次合作的團隊，一筆不太高的預算和一個龐大的社會性主題……太多因素讓別人在開始前就給我們判下死刑，認為我們無法完成這個影片，更別說質量了。甚至連製片主任都常在我耳邊說，導演，別管質量怎麼樣，只要我們把它拍完了就是勝利了。我沒有回答他，但我心裡一直在告訴自己，我不只是來拍完一部影片的，不然就愧對所有人那麼辛苦的跋山涉水了。

11天、11一個大夜，我們終於完成了拍攝。但對於電影而言，這才剛剛開始。

整個後期製作是在西安和北京完成的，為了保證質量，我跟完了全程，甚至自己親自剪輯。強迫症讓自己無法忍受一個鏡頭多一秒或者少一秒，因為那樣感覺就全然不對了，也許有時候應該學著放手，讓更多智慧參與進來，但這一次我還是選擇了相信自己。

日復一日，一回頭，我已經連續住了60天酒店了，身上依然是那兩套衣服，鞋子已經穿壞了，北京的冬天已然悄然降臨。

直到有一天，監製帶著成片去視頻網站看片，回復是：炸鍋了。

第二天他再去的時候，很多員工都竊竊私語，說，這哥們兒又來了，他那個片子太猛了。監製對我說：「他們覺得太猛了，得改改，不然他們不敢發。」我想，我可能達到了製片人最初的要求。

依然記得，有一天在片場，製片人楊明站在我身後對我說:導演，你白頭髮怎麼一夜之間多了那麼多。

清晨，我站在北京零下一度的街口等待汽車，一切回歸平靜，我又重新走在跋山涉水的路上。

餘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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