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est）如何評價張藝謀的電影「英雄」？

英雄確實是一部好看的電影，但是很難說它是一部好電影。英雄一部拍給西方人看的影片，也是一部非常主觀化的，帶有導演強烈個人意味和執念的片子。雖然試圖創新，但是卻無法說服觀眾。

不可否認的是，《英雄》作為一部電影來講，確實是好看的。這種好看的概念則來自於影片羅生門式的敘事方法、程小東設計的奇觀化的武打場面、梁朝偉、張曼玉、李連杰、陳道明、章子怡和甄子丹組成超強明星陣容、敦煌和九寨溝所展現出來的如詩如畫般的迷人風景和張藝謀刻意設計出的濃郁繽紛的色彩。如果單純的把《英雄》作為影像藝術來看待的話，幾乎每一個畫面都有很高的藝術水準，可以毫不誇張的說，《英雄》在當時帶給觀眾的，絕對是一場視覺盛宴。

但是一部好看的電影，並不一定能稱之為好電影，《英雄》就是這樣的情況。

• 從拍攝的初衷來講，《英雄》並不是一部拍給中國人看的電影。

相比於張藝謀以前的作品 , 《英雄 》的轉型性質明顯 。 在李安 《卧虎藏龍 》的啟發下 ——儘管張藝謀多次重申 《英雄 》的創作初衷和 《卧虎藏龍 》的成功沒有任何關係 , 甚至 《英雄 》的劇本籌備要遠遠早於 《卧虎藏龍 》的出現 。但是 , 此後幾年中國電影的製作狀況呈現的事實是 , 自 《卧虎藏龍 》以後的許多年, 中國電影衝擊奧斯卡最佳外語片的方式都因襲了武俠片這一捷徑。

《卧虎藏龍》在好萊塢大獲成功後，西方觀眾和美國影視界便開始對中國武俠劇產生了濃厚的興趣。在這種背景下，《卧虎藏龍》的製片人安樂公司江志強見到了張藝謀和《英雄》的劇本初稿，江志強認為《英雄》所表述的「刺秦」的故事雖然對中國人來說已經不再新鮮，但對西方觀眾卻還是很有吸引力的。更能打動好萊塢的是，《英雄》並不僅僅是部武俠劇，在一定程度上，它更像是東方人講給西方人聽的一個東方英雄童話：這裡有比《卧虎藏龍》更驚心的宮廷刺殺、更濃郁的歷史煙塵、更凄美的愛情故事。《英雄》的主演，張藝謀選擇了李連杰。此時的李連杰錯過了《卧虎藏龍》中李慕白的角色，斷然不會再錯過《英雄》中的無名。（話說李連杰後來還錯過了《黑客帝國2》中的先知保鏢。）但是當時李連杰在好萊塢的影響力也另其他華人演員望塵莫及。綜合各種原因，《英雄》劇本還在修改階段時，美國片商的購買價便開到了2500萬美元。

《英雄》作為一部表現主義非常濃烈的電影，張藝謀在創作中非常注重具有象徵意的造型和視覺安排，並且在構圖和布景上下足了功夫。四大色彩板塊的安排就體現了四條人物主線的情緒和意義，這種通過顏色完成的精神暗指是超越語言和文化的界限的，讓西方的觀眾在情緒和心理上都能讀懂人物的發展和情節的走向。而在《英雄》的許多武打戲中，張藝謀刻意用慢鏡頭去特寫人物表情和動作，使得中國功夫在夢幻般的場景中成為了令人沉醉的舞蹈。而對於環境的渲染則可以看做是對於人物行為和人物內心靈魂的解釋，力圖揭示人物行為背後的情緒和社會原因。在那場無名和殘劍在意念中進行的湖中大戰里，九寨溝迷人的仙境更是把這種意念之態推向了極致。

所以說《英雄》既是一部拍給西方人看的影片，也是一部非常主觀化的，帶有導演強烈個人意味和執念的片子。在張藝謀藝術化處理的主觀鏡頭裡，讓西方觀眾簡單易懂地看到了中國山水詩意的美，武俠世界的瀟洒和無奈，中國文化的博大和深遠，也了解到了武功與琴韻的相通，書法和劍法的相似，招式與內功的統一，影片中的一切都讓西方觀眾在入迷的同時又對中華文化有了初步的認知和了解的同時也能夠欣然接受。

• 《英雄》在消解暴力的同時，也消除了正邪的二元對立。

雖然片中具備了中國傳統武俠片的大部分元素，如詩如畫的山水、隱逸的武林高手、容貌動人的女俠、悠長的琴音、行雲流水的武功、製作精良的兵器……

但是《英雄》仍然與中國觀眾接受的傳統武俠片的風格相去甚遠。張藝謀在《英雄》中展示出的一個最突出的創意，意圖超越武俠電影以及武俠文化的傳統世界，想要公然改寫武俠文化中主角的身份，將一向只在江湖中扶危救困、鋤強扶弱的那種「以武犯禁」的民間俠客，突然變成了「以天下為己任」的歷史英雄。

實際上縱觀大部分的武俠電影，俠客與英雄，看起來頗有相通之處，卻並非能夠相互替換；俠客屬於民間，英雄屬於廟堂；俠客屬於夢想，英雄屬於歷史。張藝謀人為的將無名、殘劍、長空、飛雪等俠客的身份轉變變為英雄，意圖把傳統的武俠文化納入歷史的正軌，恰恰對觀眾所認知的傳統武俠世界觀進行了顛覆。如果把《英雄》當做一部武俠電影來看，其中的武俠世界就過於突出廟堂氣，富貴氣、文化氣、從而缺少江湖氣、草莽氣、血性氣，讓人感覺似是而非。

《英雄》的主題是以「天下」來消解暴力,但其最終卻是維護甚至美化了真正的暴力。張藝謀想在影片中強調的是 , 不只無名、殘劍、飛雪、長空四個刺客是 「英雄 」 , 他們共同的敵人秦王也是 「英雄 」。所以他在影片中使用順敘、倒敘、 插敘、轉敘等敘述形式使觀眾認同這一觀點。但是在這些敘述中 , 刺客們和秦王的行為動機一片混亂。如果我們認可刺客是「英雄」 的話，那麼他們刺秦的行為就是正義的、那麼他們的受益者是趙國及其他小國 、最直觀的就是死在箭雨下的趙國百姓 、和這些刺客本身。百姓因為刺殺而生存下來，刺客也在民間獲得了稱讚。然而殘劍和無名都在最後關頭放棄刺殺行動，這樣的動機轉變就非常突兀。影片通過秦軍的暴行渲染暴力的場景就顯得多此一舉。如果秦王是 「英雄」 的話 ,前面刺客的行為都是一種對於正義一方的挑釁。秦王在片中放言：「六國算什麼，寡人要率領大秦的鐵騎，打下一個大大的疆土」。可以見得秦王的最終目標是擴展疆域，終止戰亂只是達成目標的一部分。那麼受益者就變成了秦王自身和所謂政治上的秦國。

更重要的是，這樣一來，電影的主人公也就在無形中被置換了。其中的天下第一大英雄不是無名、殘劍、飛雪、長空等民間俠客，而是張藝謀心目中的那個掃滅六國、統一天下的秦王。

在影片的結局, 「英雄」秦王通過對刺客無名的明正典刑，來證明他的皇權不可侵犯和滅國大業的正確。而另外一方的「英雄」無名最終放棄刺殺任務 , 並且失去生命，來證明對秦王行為的認可。影片通過將一個悲劇的結局強行升華，來論證各路人馬獲得「英雄」這一稱號的名副其實。恰恰如此，才給觀眾造成了接受過程中的錯位和混亂 , 誰是正義一方？誰又是邪惡的一方？

• 電影創新無法顛覆觀眾的傳統認知。

從理論上講，民間如何想像和評價秦始皇（影片中改編為秦王）這一歷史人物，都是無可厚非的，只要言之有據或者言之有理都沒有問題。但《英雄》是一部商業類型的電影，所以這樣的片子就不需要追求高深的思想。張藝謀在拍攝時恰恰忽略了一部商業影片最大的要點，就是不能違背民間意識形態和觀眾的興趣趨向。

《英雄》的拍攝不同於張藝謀以往的作品 , 從《紅高粱》開始 , 他的電影幾乎無一例外地改編自成熟的文學作品 ,《大紅燈籠高高掛》改編自蘇童的《妻妾成群》、《活著》改編自余華的同名作品、《秋菊打官司》改編自陳源斌的《萬家訴訟》、《搖啊搖，搖到外婆橋》改編自畢飛宇的《上海往事》、《有話好好說》改編自述平的《晚報新聞》、《我的父親母親》改編自鮑十的《紀念》……不難看出，從前張藝謀影片成功的背後很難脫離強大的中國著名作家團隊，小說本身為影片提供了成熟而穩定的敘事架構，影片的成功融入了導演和編劇的極大創造 。

然而《英雄》不同 , 《英雄》雖然出自於 「刺秦 」這個人所共知的傳說故事, 但是恰恰在導演試圖創新、轉變的歷程中肩負起在成規中有所突破的任務。因此, 為了在題材的舊酒瓶中裝上新酒 , 「新」從何而來 ? 雖然 「風蕭蕭兮易水寒 , 壯士一去兮不復返 」已經婦孺皆知 , 但是張藝謀仍然選擇挑戰人們的既定認識 , 非要創造一個全新的 「英雄 」觀念，但是他在創造這一觀念的時候，又無法捨棄既荊軻等人既定的俠客形象（這一點完全與周曉文的影片《秦頌》背道而馳，《秦頌》裡面的荊軻被塑造成了跳樑小丑）。

雖然創新無可厚非 , 而影片商業上的成功並不能掩蓋人們對影片所傳達觀念的反感 ，在反感的同時，也一併否定了其藝術地位。不能不說，通過多年教育以及民間野史的淫浸，秦始皇的在觀眾頭腦中普遍展現的是 「暴君」的形象。如何在短短兩個小時之內扭轉觀眾對於既定事實的看法，改變人們對秦始皇的觀感和評價，就非常考驗編劇和導演的功底。刺秦的原型故事是久遠流傳的, 那麼編劇在創造新的劇情的時候，就無法忽視它的民間故事的既定性。

很顯然，影片僅僅通過殘劍寫「劍」、秦王背後的「天下」這種從書法到劍法再到天下這種頓悟是不足的，我們完全無法從劇情中看到他轉變的原因和過程。殘劍作為民間俠客，一個趙國人，飛雪的愛人，他成為刺客的理由很充足，但是他思想升華為心懷天下，贊同以殺戮統一全國，從而背棄自己的故國和愛人，就顯得十分突兀，無法令人信服。那麼既然有這種頓悟，為何還要無名面見秦王送死，如果秦王為了表現胸懷天下和仁德，放無名在江湖之中作為警醒自己的一枚棋子豈不是更好。總之，編劇和導演既企圖創新，又囿於原有的人物框架而無法肆意的放飛角色。

金庸曾經在《射鵰英雄傳》里借郭靖之口道出了自己對於英雄的理解：

成吉思汗說道：「靖兒，我所建大國，歷代莫可與比。自國土中心達於諸方極邊之地，東南西北皆有一年行程。你說古今英雄，有誰及得上我？」

郭靖說道：「大汗武功之盛，古來無人能及。只是大汗一人威風赫赫，天下卻不知積了多少白骨，流了多少孤兒寡婦之淚。自來英雄而為當世欽仰、後人追慕，必是為民造福、愛護百姓之人。以我之見，殺得人多卻未必算是英雄。」

相比於俠客的任性，英雄則多了一份理性；相比於俠客的自由，英雄則多了一份責任。命運對於英雄而言，總是伴隨著無奈和辛酸，不由自主的會成為悲劇的主角。《英雄》作為一部立意為武俠片的電影，試圖通過升華「為國為民，俠之大者」這句話，卻混淆了家國天下，廟堂江湖這些基本概念，從而讓張藝謀距離武俠片的道路越來越遠……

（作者 知乎網友 魏晉）

英雄確實是一部好看的電影，但是很難說它是一部好電影。英雄一部拍給西方人看的影片，也是一部非常主觀化的，帶有導演強烈個人意味和執念的片子。雖然試圖創新，但是卻無法說服觀眾。

不可否認的是，《英雄》作為一部電影來講，確實是好看的。這種好看的概念則來自於影片羅生門式的敘事方法、程小東設計的奇觀化的武打場面、梁朝偉、張曼玉、李連杰、陳道明、章子怡和甄子丹組成超強明星陣容、敦煌和九寨溝所展現出來的如詩如畫般的迷人風景和張藝謀刻意設計出的濃郁繽紛的色彩。如果單純的把《英雄》作為影像藝術來看待的話，幾乎每一個畫面都有很高的藝術水準，可以毫不誇張的說，《英雄》在當時帶給觀眾的，絕對是一場視覺盛宴。

但是一部好看的電影，並不一定能稱之為好電影，《英雄》就是這樣的情況。

• 從拍攝的初衷來講，《英雄》並不是一部拍給中國人看的電影。

相比於張藝謀以前的作品 , 《英雄 》的轉型性質明顯 。 在李安 《卧虎藏龍 》的啟發下 ——儘管張藝謀多次重申 《英雄 》的創作初衷和 《卧虎藏龍 》的成功沒有任何關係 , 甚至 《英雄 》的劇本籌備要遠遠早於 《卧虎藏龍 》的出現 。但是 , 此後幾年中國電影的製作狀況呈現的事實是 , 自 《卧虎藏龍 》以後的許多年, 中國電影衝擊奧斯卡最佳外語片的方式都因襲了武俠片這一捷徑。

《卧虎藏龍》在好萊塢大獲成功後，西方觀眾和美國影視界便開始對中國武俠劇產生了濃厚的興趣。在這種背景下，《卧虎藏龍》的製片人安樂公司江志強見到了張藝謀和《英雄》的劇本初稿，江志強認為《英雄》所表述的「刺秦」的故事雖然對中國人來說已經不再新鮮，但對西方觀眾卻還是很有吸引力的。更能打動好萊塢的是，《英雄》並不僅僅是部武俠劇，在一定程度上，它更像是東方人講給西方人聽的一個東方英雄童話：這裡有比《卧虎藏龍》更驚心的宮廷刺殺、更濃郁的歷史煙塵、更凄美的愛情故事。《英雄》的主演，張藝謀選擇了李連杰。此時的李連杰錯過了《卧虎藏龍》中李慕白的角色，斷然不會再錯過《英雄》中的無名。（話說李連杰後來還錯過了《黑客帝國2》中的先知保鏢。）但是當時李連杰在好萊塢的影響力也另其他華人演員望塵莫及。綜合各種原因，《英雄》劇本還在修改階段時，美國片商的購買價便開到了2500萬美元。

《英雄》作為一部表現主義非常濃烈的電影，張藝謀在創作中非常注重具有象徵意的造型和視覺安排，並且在構圖和布景上下足了功夫。四大色彩板塊的安排就體現了四條人物主線的情緒和意義，這種通過顏色完成的精神暗指是超越語言和文化的界限的，讓西方的觀眾在情緒和心理上都能讀懂人物的發展和情節的走向。而在《英雄》的許多武打戲中，張藝謀刻意用慢鏡頭去特寫人物表情和動作，使得中國功夫在夢幻般的場景中成為了令人沉醉的舞蹈。而對於環境的渲染則可以看做是對於人物行為和人物內心靈魂的解釋，力圖揭示人物行為背後的情緒和社會原因。在那場無名和殘劍在意念中進行的湖中大戰里，九寨溝迷人的仙境更是把這種意念之態推向了極致。

所以說《英雄》既是一部拍給西方人看的影片，也是一部非常主觀化的，帶有導演強烈個人意味和執念的片子。在張藝謀藝術化處理的主觀鏡頭裡，讓西方觀眾簡單易懂地看到了中國山水詩意的美，武俠世界的瀟洒和無奈，中國文化的博大和深遠，也了解到了武功與琴韻的相通，書法和劍法的相似，招式與內功的統一，影片中的一切都讓西方觀眾在入迷的同時又對中華文化有了初步的認知和了解的同時也能夠欣然接受。

• 《英雄》在消解暴力的同時，也消除了正邪的二元對立。

雖然片中具備了中國傳統武俠片的大部分元素，如詩如畫的山水、隱逸的武林高手、容貌動人的女俠、悠長的琴音、行雲流水的武功、製作精良的兵器……

但是《英雄》仍然與中國觀眾接受的傳統武俠片的風格相去甚遠。張藝謀在《英雄》中展示出的一個最突出的創意，意圖超越武俠電影以及武俠文化的傳統世界，想要公然改寫武俠文化中主角的身份，將一向只在江湖中扶危救困、鋤強扶弱的那種「以武犯禁」的民間俠客，突然變成了「以天下為己任」的歷史英雄。

實際上縱觀大部分的武俠電影，俠客與英雄，看起來頗有相通之處，卻並非能夠相互替換；俠客屬於民間，英雄屬於廟堂；俠客屬於夢想，英雄屬於歷史。張藝謀人為的將無名、殘劍、長空、飛雪等俠客的身份轉變變為英雄，意圖把傳統的武俠文化納入歷史的正軌，恰恰對觀眾所認知的傳統武俠世界觀進行了顛覆。如果把《英雄》當做一部武俠電影來看，其中的武俠世界就過於突出廟堂氣，富貴氣、文化氣、從而缺少江湖氣、草莽氣、血性氣，讓人感覺似是而非。

《英雄》的主題是以「天下」來消解暴力,但其最終卻是維護甚至美化了真正的暴力。張藝謀想在影片中強調的是 , 不只無名、殘劍、飛雪、長空四個刺客是 「英雄 」 , 他們共同的敵人秦王也是 「英雄 」。所以他在影片中使用順敘、倒敘、 插敘、轉敘等敘述形式使觀眾認同這一觀點。但是在這些敘述中 , 刺客們和秦王的行為動機一片混亂。如果我們認可刺客是「英雄」 的話，那麼他們刺秦的行為就是正義的、那麼他們的受益者是趙國及其他小國 、最直觀的就是死在箭雨下的趙國百姓 、和這些刺客本身。百姓因為刺殺而生存下來，刺客也在民間獲得了稱讚。然而殘劍和無名都在最後關頭放棄刺殺行動，這樣的動機轉變就非常突兀。影片通過秦軍的暴行渲染暴力的場景就顯得多此一舉。如果秦王是 「英雄」 的話 ,前面刺客的行為都是一種對於正義一方的挑釁。秦王在片中放言：「六國算什麼，寡人要率領大秦的鐵騎，打下一個大大的疆土」。可以見得秦王的最終目標是擴展疆域，終止戰亂只是達成目標的一部分。那麼受益者就變成了秦王自身和所謂政治上的秦國。

更重要的是，這樣一來，電影的主人公也就在無形中被置換了。其中的天下第一大英雄不是無名、殘劍、飛雪、長空等民間俠客，而是張藝謀心目中的那個掃滅六國、統一天下的秦王。

在影片的結局, 「英雄」秦王通過對刺客無名的明正典刑，來證明他的皇權不可侵犯和滅國大業的正確。而另外一方的「英雄」無名最終放棄刺殺任務 , 並且失去生命，來證明對秦王行為的認可。影片通過將一個悲劇的結局強行升華，來論證各路人馬獲得「英雄」這一稱號的名副其實。恰恰如此，才給觀眾造成了接受過程中的錯位和混亂 , 誰是正義一方？誰又是邪惡的一方？

• 電影創新無法顛覆觀眾的傳統認知。

從理論上講，民間如何想像和評價秦始皇（影片中改編為秦王）這一歷史人物，都是無可厚非的，只要言之有據或者言之有理都沒有問題。但《英雄》是一部商業類型的電影，所以這樣的片子就不需要追求高深的思想。張藝謀在拍攝時恰恰忽略了一部商業影片最大的要點，就是不能違背民間意識形態和觀眾的興趣趨向。

《英雄》的拍攝不同於張藝謀以往的作品 , 從《紅高粱》開始 , 他的電影幾乎無一例外地改編自成熟的文學作品 ,《大紅燈籠高高掛》改編自蘇童的《妻妾成群》、《活著》改編自余華的同名作品、《秋菊打官司》改編自陳源斌的《萬家訴訟》、《搖啊搖，搖到外婆橋》改編自畢飛宇的《上海往事》、《有話好好說》改編自述平的《晚報新聞》、《我的父親母親》改編自鮑十的《紀念》……不難看出，從前張藝謀影片成功的背後很難脫離強大的中國著名作家團隊，小說本身為影片提供了成熟而穩定的敘事架構，影片的成功融入了導演和編劇的極大創造 。

然而《英雄》不同 , 《英雄》雖然出自於 「刺秦 」這個人所共知的傳說故事, 但是恰恰在導演試圖創新、轉變的歷程中肩負起在成規中有所突破的任務。因此, 為了在題材的舊酒瓶中裝上新酒 , 「新」從何而來 ? 雖然 「風蕭蕭兮易水寒 , 壯士一去兮不復返 」已經婦孺皆知 , 但是張藝謀仍然選擇挑戰人們的既定認識 , 非要創造一個全新的 「英雄 」觀念，但是他在創造這一觀念的時候，又無法捨棄既荊軻等人既定的俠客形象（這一點完全與周曉文的影片《秦頌》背道而馳，《秦頌》裡面的荊軻被塑造成了跳樑小丑）。

雖然創新無可厚非 , 而影片商業上的成功並不能掩蓋人們對影片所傳達觀念的反感 ，在反感的同時，也一併否定了其藝術地位。不能不說，通過多年教育以及民間野史的淫浸，秦始皇的在觀眾頭腦中普遍展現的是 「暴君」的形象。如何在短短兩個小時之內扭轉觀眾對於既定事實的看法，改變人們對秦始皇的觀感和評價，就非常考驗編劇和導演的功底。刺秦的原型故事是久遠流傳的, 那麼編劇在創造新的劇情的時候，就無法忽視它的民間故事的既定性。

很顯然，影片僅僅通過殘劍寫「劍」、秦王背後的「天下」這種從書法到劍法再到天下這種頓悟是不足的，我們完全無法從劇情中看到他轉變的原因和過程。殘劍作為民間俠客，一個趙國人，飛雪的愛人，他成為刺客的理由很充足，但是他思想升華為心懷天下，贊同以殺戮統一全國，從而背棄自己的故國和愛人，就顯得十分突兀，無法令人信服。那麼既然有這種頓悟，為何還要無名面見秦王送死，如果秦王為了表現胸懷天下和仁德，放無名在江湖之中作為警醒自己的一枚棋子豈不是更好。總之，編劇和導演既企圖創新，又囿於原有的人物框架而無法肆意的放飛角色。

金庸曾經在《射鵰英雄傳》里借郭靖之口道出了自己對於英雄的理解：

成吉思汗說道：「靖兒，我所建大國，歷代莫可與比。自國土中心達於諸方極邊之地，東南西北皆有一年行程。你說古今英雄，有誰及得上我？」

郭靖說道：「大汗武功之盛，古來無人能及。只是大汗一人威風赫赫，天下卻不知積了多少白骨，流了多少孤兒寡婦之淚。自來英雄而為當世欽仰、後人追慕，必是為民造福、愛護百姓之人。以我之見，殺得人多卻未必算是英雄。」

相比於俠客的任性，英雄則多了一份理性；相比於俠客的自由，英雄則多了一份責任。命運對於英雄而言，總是伴隨著無奈和辛酸，不由自主的會成為悲劇的主角。《英雄》作為一部立意為武俠片的電影，試圖通過升華「為國為民，俠之大者」這句話，卻混淆了家國天下，廟堂江湖這些基本概念，從而讓張藝謀距離武俠片的道路越來越遠……

（作者 知乎網友 魏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