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國女作家蘇青：凡俗生活沒人寫得過她？

03-21

很多人知道她，是因為張愛玲的一句話。

張說，「如果必須把女作者特別分作一欄來評論的話，那麼，把我同冰心、白薇她們來比較，我實在不能引以為榮，只有和蘇青相提並論我是甘心情願的。」

而我之所以注意到她，緣於一年前一個偶然的念頭。

當代作家閆紅有本寫秦淮八艷的書，《她們謀生亦謀愛》。書沒讀過，但「謀生亦謀愛」流傳甚廣。

為嚴謹故，引用之前，特地搜索出處。

然後，知道了蘇青，-----謀生亦謀愛，原是張愛玲評價蘇青的話。

然後，知道了蘇青並非等閑之輩，------三四十年代的上海，她和張愛玲並稱為「孤島時期荒蕪文壇上並列的奇葩」。

然後，還知道了蘇青謀生之艱難、謀愛之不得，遠非今日讀來這般閒情逸緻，略帶自鳴得意的味道。

相反的，背後充滿辛酸無奈。

清高如張愛玲，很多作家看不入眼，這個她心甘情願與之齊名的蘇青，是個怎樣的人？有著怎樣的才華？

蘇青，本名馮允庄，浙江寧波人，蘇青為筆名。

她出自書香門第，自小受到良好的教育。美麗、聰慧的她，中學時便被公認為」天才的文藝女神「。

她夢想成為一名外交官，後來考取了南京國立中央大學英語系，但因結婚中途輟學。

本意婚後做個相夫教子的賢妻良母，卻因經濟問題夫妻失和。

一次，她向丈夫索取家用，發生激烈爭吵，還被丈夫打了一耳光。

他說，「你也是知識分子，可以自己賺錢啊！」

這一耳光打醒了她，把她」打「上了寫作的道路。

1935年，為發抒產女苦悶，她寫作散文《產女》（後改為《生男育女》），此為創作的開始。

40年代初，夫妻正式分道揚鑣。

在當時的年代條件下，失去婚姻等於失去了依靠。在淪陷區的上海，想要活下去，就像「雙手擘開生死路」那樣的艱難。

為了生活，也為了排遣愁悶，她開始正式寫作。

她賣文為生獨自撫養三個孩子，後來還創辦雜誌，拉攏當時的一批名人賢士為她供稿，盛極一時。

薛南說：蘇青作為20世紀40年代與張愛玲齊名的女作家，雖然小說成就不及張，但其散文成就卻在張愛玲之上。

王安憶說：倘若能看清蘇青，大約便可認識上海的女性市民。

張愛玲評價：蘇青的《結婚十年》和《浣錦集》究竟有多高的文學價值？她喚醒了古往今來無所不在的妻性母性的回憶。

………

作家們對蘇青作品的背書，足見其文學價值。

但在當時，人們對她本人的評價卻是毀譽參半，褒貶不一。

這主要和她言辭大膽及作風潑辣有關。

她是張愛玲的朋友，還是張和胡蘭成的紅娘，被張稱為「亂世佳人」。與此同時，還有「文妓」和「猶太作家」的頭銜。

「我需要一個青年的、漂亮的、多情的男人，夜裡偎著我並頭睡在床上，不必多談，彼此都能心心相印，靈魂與靈魂，肉體與肉體，永遠融合，擁抱在一起。」

她大膽宣稱，追求靈肉合一的愛人。更因後來與偽政府官員來往密切，被人謔稱「文妓」。

到底是知己，對蘇的「粗俗」，張愛玲比大眾淡定中肯：「聽上去有些過分，可笑，仔細想起來卻也是結實的真實。」

「猶太作家」則是拜聾啞作家周楞伽所賜。

周曾撰文揶揄她:「作為一個寧波女人，比男人還厲害!」還寫打油詩調侃她：「豆腐居然吃蘇青，血型猶太賜嘉名」，由此得了「猶太作家」的諢號。

她不依不撓，拼著「作家」不當，和周打了幾輪筆仗，最後發文怒慫：

猶太人曾經貪圖小利出賣耶穌，這類事情我從來沒有做過，至於不肯濫花錢，那倒是真的，因為我的負擔很重，子女三人都歸我撫養，離婚的丈夫從來沒有貼過半文錢，還有老母在堂，也要常常寄些錢去，近年來我總是入不敷出的，自然沒有多餘的錢可供揮霍了……我的不慷慨，並沒有影響別人，別人又何必來笑我呢？至於討書款，我的確是一分一厘一毫都不肯放鬆的，這是我應得之款，不管我是貧窮與富有……書店要考慮的只是應不應該付，應該付的帳就應該讓我討，這有什麼猶太不猶太？不管人家如何說我小氣，我還是繼續討我應得的款項，即使我將來做了富人或闊太太，也還是要討的，若不要錢我便乾脆不出書，否則我行我素。決不肯因貪圖「派頭甚大」的虛名而啞巴吃黃蓮……這是我做人的態度。

柔弱是她，行事剛強潑辣也是她。

初讀其散文，清冽、犀利的文風一下子抓住了我。

她描述的儘是凡俗生活，而又百無忌禁。

她寫道：「我敢說世界上沒有一個女人不想永久學娼婦型的！」

她指出女性的理想生活：婚姻取消，同居自由，生出孩子來則歸母親撫養，而由國家津貼費用。（同感有木有）

她心思巧動，將「飲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輕輕移動標點，就成了「飲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

文字直接的經常讓人驚訝。

再如《結婚十年》開篇的一段：新娘子一覺醒來，滿屋子的人，偏趕上人有三急，情急之下，於是「輕輕的翻過身來，跪在床上，扯開枕套，偷偷小便起來。小便後把濕枕頭推過一旁，自己重又睡下，用力伸個懶腰，真有說不清的快活。」

如此率真、大膽！

此類言論，即使放在今天也令人嘆為觀止，在傳統觀念更濃的民國，蘇青就敢說出來，她熱烈的情感，很少掩飾，總是撲面而來。

也難怪《結婚十年》一出世，上海市民就爭相購買，盛況空前，創造了當時出版行業的一個奇蹟。

她倒不是故意博人眼球。文字，終究不過是她苦悶生活的一個出口。

她曾說，「說我所要說的話，寫我所要寫的故事，說出了寫出了死也甘心。我把自己的生活經驗痛快地寫，一字一句，說出女人的痛苦，有時常恨所有的形容字眼不夠應用」。

潑辣與平實的矛盾結合，和她本人的性格有關。

很多人評價蘇青，說她愛熱鬧，不甘寂寞，喜歡結交朋友、組織聚會。

確實，蘇青從小就是「話癆」，深受家人寵愛，直爽敢言。

更和她的生活經歷有關。

風華正茂的年紀，放棄了當外交官的夢想，懷著對愛情的憧憬中途輟學嫁作人婦。夫妻、婆媳、姑嫂、生兒育女…今天女性經歷的種種考驗她一樣不少。

文字於她，既是對生活的觀察、思索和記錄，也是種反抗方式。

如此，她下筆真切自然，不做作，快人快語，卻句句在理，引人共鳴。

讀其散文，常有拍案叫絕的時候。

按捺不住試圖摘錄一二，但隨即發現其用詞連句之妙，非得把前言後語也摘錄了才行，如此一來，基本連成整篇了，只得作罷。

可見其謀篇布局之精巧，近乎無技巧。

魯迅曾說，寫作「固然要有精熟的技巧，更須有進步的思想與高尚的人格」。

她的文字，「赤裸裸的直言談相，絕無忌諱……在讀者看來，只覺她的文筆的嫵媚可愛與天真，絕不是粗魯俚俗的感覺。」

正是這個緣故。

離婚後的她，迅速成為上海文壇炙手可熱的女作家，搖身一變成了都市獨立女性的代言人。

但骨子裡，她仍渴望真愛，對未來有所希冀。

她曾不無失落的說，「女人只能夠懂得，而只有男人才能安慰。」

可惜，圍在她身邊的男人很多，願意給她承諾的沒有一個。

「他們離開我，就回家休息了。他們有妻，有孩子，怎肯放棄他們的已經建築起來的小家庭呢？他們對我說那是沒有辦法，那我的丈夫怎麼有辦法同我拆散呢？我恨他們，恨一切的男人！我是一個如此不值得爭取的女人嗎？」

從沒有哪個作家讓我如此心疼。

她從不為了獨立而獨立。

她像個「獨立女性」一樣衝鋒陷陣，同時從不掩飾和放棄對美好感情和關係的渴望。

佳偶未得，比離婚更大的衝擊卻來了。

她曾因發表《論離婚》受到時任偽上海市長的陳公博的欣賞，後與之來往密切，還因此有了為官的經歷。

雖然只是短短3個月，但不可避免的，此後被詬病，後來捲入某場運動，被罵為漢奸、文妓。

以此為界，餘生都是悲涼。

之後，她試圖融入新時代，卻總也找不到節奏。

也有過所編劇的《寶玉與黛玉》連演300多場創下劇團演出最高紀錄的輝煌，但不過是暗夜裡的光，轉瞬即逝。

更多的時候，她小心翼翼，無所適從，再不復盛時的模樣，連名字都改回了本名馮允庄。

曾經在蘇青的筆下，人生是實際的——浪漫和美麗不是沒有，但是攙雜在世俗、辛勞和眾多小齷齪里。

如今，連「攙雜在世俗、辛勞和眾多小齷齪里」的丁點的小美好也沒有了。

晚年的她，與已離婚的小女兒及外孫，三代人住在一間10平米的房子里，相依為命，基本斷絕了與外界的往來。

她在致老友的最後一封信中說:「成天卧床，什麼也吃不下，改請中醫，出診上門每次收費一元，不能報銷，我病很苦，只求早死，死了什麼人也不通知。」

1982年12月7日，蘇青生病吐血而亡，終年69歲。

兩年後，上海市公安局作出《關於馮和儀案的複查決定》，內稱:「……經複查，1955年12月1日以反革命案將馮逮捕是錯誤的，現予以糾正，並恢複名譽。」

嘆息她沒有生在好時代，可是更感謝她來過。

她大膽而真實，狂放又自然。

養育子女、照顧母親、寫文著作、出版雜誌……即便謀生艱難、謀愛不得，仍是風風火火的，盛開在亂世，綻放獨特風韻。

羅曼羅蘭說過：世上只有一種英雄主義，就是在認清生活真相之後依然熱愛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