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國演義》的作品欣賞？

羅貫中將來自雅、俗兩個不同層面的文化融為一體，並按自己的主體認識、價值觀念和藝術好惡加以扭合，從而使作品具有十分豐富的文化蘊涵。在《三國演義》中，既有上層統治階級意識形態的折光，又沉澱著廣大、深沉的民間思想。它是一部形象化的三國興亡史，同時也是一部民眾眼中的政治、軍事史。

因為素材大部分來源自民間，固然為《三國演義》的創作提供了豐富的素材，但也為寫定者帶來了巨大的壓力。當它們進入小說文本時，伴隨著不同思想及不同審美趣味的滲入。而民間情感與良史精神並不總是一致的，甚至可能互相衝突，這就對寫定者的創作構成了嚴峻的考驗。羅貫中的偉大之處就在於妥善地處理了民間情感與良史精神的關係，並獨出機杼，創造出了一個具有巨大包容力的藝術世界。

三國史事的歷史著作不僅為《三國演義》提供了基本的素材和史事框架，同時歷史意識和官史所代表的史學意識也直接影響了小說的創作模式和基本傾向。求實傳真精神與經世意識是史官文化的基本特徵，體現在史書編撰中要求編撰者必須採取客觀的態度，同時又重視對歷史經驗和教訓的總結、探求，以達到「資治」、教化等目的。這些特徵在《三國演義》中都得到了比較好的體現。

《三國演義》在創作上的一個重要特點是依史以演義，作者的創作目的是描繪一部形象化的三國興亡史，其間總結歷史經驗教訓的意圖十分鮮明。小說的敘事起於漢靈帝中平元年（184），終於晉太康元年（280），比較完整地敘述了漢、魏、吳三國興起、發展及滅亡的歷史。小說借鑒了編年體史書的編著模式，以三國紛爭的歷史進程為主線，以王業興廢為焦點，把近百年的歷史故事有機地組織在一起。主要寫了三國時期的政治和軍事鬥爭，而作者的興趣則在於揭示這個時期的各個軍事集團如何興、如何亡。如前33回的主要內容是漢末的群雄爭霸，矛盾的焦點是曹操和袁紹兩大集團的鬥爭，作者對二人作了多方面對比，重點則是對興亡教訓的總結，順民心、得人才、有謀略者得天下，這是作者表達的主要思想。後十五回寫三國的覆滅，主要展現的是三國各自的內部矛盾，尤其是對司馬篡魏、後主信讒、孫皓暴政等作了深刻的描寫，情節雖然簡略，但著眼點仍在如何興、如何亡。作者以寫實的態度，比較客觀、完整地展現了這百餘年的歷史過程，其中對歷史經驗教訓的總結，給後人留下了很多啟示，因此具有極大的魅力。

在創作上，《三國演義》繼承了傳統史學的實錄精神，「七實三虛」可以說是該書取材的基本原則，小說中雖有不少虛構成分，但大的歷史事件皆取之於史冊，主要人物的性格、經歷也基本符合史實。

三國演義美學批判

歷史與文學的本質性差異和同一性關聯是一個古老的話題，亞里士多德在《詩學》中寫道：「兩者的差別在於一敘述已發生的事，一描述可能發生的事。因此，寫詩這種活動比寫歷史更富於哲學意味，更被嚴肅地對待；因為詩所描述的事帶有普遍性，歷史則敘述個別的事。」

《三國演義》的寫作主體顯然沒有歷史和文學的區分意識，所以，小說文本沒有呈現歷史與文學的差異性理念，所有歷史和文學的故事元素和話語表達都是被混淆界線與糾纏不清的。正是導源於先天性質的美學觀念的局限，小說被塗抹成為既不是歷史又不符合文學一般規定性的一個混合性文本。問題的另一方面在於，歷史和文學的同一性關聯在哲學意義上，它們都應該和必然地表現歷史的客觀規律及其偶然性結構，換言之，歷史和文學都必然共同地隱含著歷史理性和辯證邏輯。

然而，遺憾的是，《三國演義》也沒有讓我們閱讀到這種哲學意義的歷史與文學的同一性可能。於是，呈現出令閱讀者沮喪的思想場景：本應該區分的歷史和文學的差異性被混淆了，而相應的是，本應該被同一性關聯的歷史理性卻被割裂了或缺席了。所以，《三國演義》宿命性地選擇這樣一種草率和粗俗的歷史觀：所有歷史形式都不過隱藏著國家政治的機械運動和權力的邏輯循環。換言之，歷史只不過是暴力和權力的競技場，是陰謀和權術的帷幕下的各種社會力量的轉換與平衡。在所有的敘事場景中，歷史的公正性或歷史理性被消解和侵蝕掉，只有雜亂的歷史故事的剩餘物出場和偶然性的碎片主體成為歷史的主角。

《三國演義》的時間敘事是散點或彌散的，而這些散點或彌散的時間敘事缺乏統一的邏輯線索將它們串聯成為一個充滿意義的有機整體。因此，存在著時間與故事、故事與人物、人物與時間的多重斷裂這類屢見不鮮的現象。與斷裂的時間敘事相對應，《三國演義》的空間敘事也存在明顯的局限。小說表現的歷史空間和地理地域相當廣袤而豐富，故事在不同的空間結構中產生、發展、漸變、突轉、結局，理應為小說展開多幅富於審美驚異和快感的故事場景。但令人遺憾的是，原有的歷史地域的豐富性和變化性沒有提供給小說書寫者一個自由馳騁的舞台，反而讓作者迷途於空間敘事，整個小說的空間結構缺乏邏輯秩序而顯得破碎零亂，主次、前後、輕重、襯映、深淺等應有區分度不夠分明，時間敘事和空間敘事的統一性、有機性沒有獲得精妙的體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