奧斯卡最佳外語片《推銷員》：法哈蒂的「再次別離」

德黑蘭看起來與任何一座現代化進程中的大都市毫無區別，似乎只有橫亘在城市北部的巍峨雪山，宣示著現代伊朗人精神中無法逾越的裂痕。

在法哈蒂的鏡頭中，伊朗的困境並非特殊，而是一種普世的人性難題。

前美國駐伊朗大使館

今年的春節我有一半時間在伊朗度過，住在德黑蘭北部的一棟公寓里。每天驅車前往市中心，總會經過廢棄的前美國駐伊朗大使館，整棟樓的側立面的美國國旗被改造一番，星星換成骷髏頭，條紋則被替換成下墜的導彈軌跡。兩個世界的隔閡從未如此具象地橫亘在我面前，就像在德黑蘭每座擁堵的立交橋上都能望見的Tochal雪山，雖觸手不可及，但巨大的壓迫感無處不在。

我們從迪拜轉機而來，當機組開始播報下降通知時，飛機上的女乘客都默默系起了頭巾。她們熟練地將頭髮在腦後挽起，用一兩個髮夾將頭巾稍微固定，餘下的部分輕巧地繞脖一周搭在肩膀上。深淺不一、垂落頸間的蓬鬆髮絲剎那間沒了蹤影，摩登的迪拜來客們都蒙上了一層神秘而禁慾的色彩。我們這些照貓畫虎的遊客，也學著她們的樣子，笨拙地將臃腫的羊毛圍巾扯到腦袋上頂住。

不斷冒汗的頭頂，怎麼也沒法固定在肩頭的圍巾，和酸痛的肩頸，組成了我對伊朗的第一種身體印象。

電影《推銷員》海報

在伊朗電影《推銷員》的海報上，披著紅色頭巾的女主角與留著典型伊朗男士絡腮鬍的男主角，心事重重地望向不同方向。海報構圖很容易讓人聯想起導演阿斯哈?法哈蒂五年前的代表作《納德和西敏：一次別離》，同樣是戴頭巾的女主角與絡腮鬍男主角，兩張寫滿心事的中年人面龐一虛一實鋪滿整個畫面。沒有多餘的背景渲染，法哈蒂仍堅持講述著最普通的伊朗中產階級的故事，因此也有人說，《推銷員》就是法哈蒂的「再次別離」。

今年的奧斯卡頒獎典禮上，伊朗電影《推銷員》斬獲「最佳外語片」獎項。這也是伊朗導演法哈蒂繼2012年憑《納德和西敏：一次別離》獲獎之後，再度獲此殊榮。

在影片的前26分鐘內，一幅平實無奇的德黑蘭日常風景畫在觀眾面前鋪展開來。從機場由南向北駛向住處的路途上，我看見的正是這樣一個看上去與其他世俗國家毫無二致的都市：它吞吐著巨大的人流，三五層高、灰黃色外牆、火柴盒狀的水泥公寓是市內最常見的建築，與中國普通城市灰濛濛的城市面貌幾乎沒有差別，突突突的施工聲和紊亂車流的呼吸聲是城市不變的BGM，連霧蒙蒙的空氣和立交橋上糖漿樣凝滯的車流都和北京毫無二致。

與南部的古都設拉子、伊斯法罕比起來，德黑蘭實在是一座年輕的都市。這裡沒有太多古老清真寺，最引人注目的宗教圖騰就是位於機場附近的阿扎迪塔。就在四十多年前，德黑蘭的血管里還流淌著西方現代化的血液，一場宗教革命將伊朗拉回政教合一的傳統之中，曾經被衝擊與撕裂過的價值觀卻難以完全彌合。在《推銷員》中，這些裂紋如同薄冰下暗藏的殺機，從未完全浮出表面，卻時刻撞擊出令人神經緊張的細微聲響。

電影《推銷員》劇照

片名《推銷員》來自片中的「戲中戲」《推銷員之死》，開門見山地點明了電影與美國作家阿瑟?米勒創作的兩幕話劇的互文關係。主角夫婦艾瑪德和拉娜都是德黑蘭一個劇團的演員，正在排練《推銷員之死》，艾瑪德白天還在一所男校給一群高中愣頭青講課。就在戲劇上演的前夕，夫婦倆居住的公寓因為暴力施工而發生傾塌，不得不倉促逃出，劇團的朋友巴巴克給他們介紹了一間臨時住所，屋子很寬敞，只是前房客還沒能帶走她和孩子的行李。巴巴克和房東都對前房客的身份諱莫如深，實際上她「不太本分」，可能是個妓女。

蒙在鼓裡的艾瑪德和拉娜搬進了這間簡陋的頂層公寓，將前房客留下的一房間雜物都搬去了過道里。然而就在遷居的第一天，拉娜不慎給回來給一名陌生男人開了門，因此遭到了性侵與暴力傷害，滿頭鮮血衣冠不整地倒在了自家的浴室里。艾瑪德接到鄰居的電話才趕到醫院，面對受到重創不願再回憶事發經過的妻子，他選擇不去報警，靠著嫌犯落在他家裡的小卡車鑰匙和手機，孤身踏上尋找真相和真兇的道路。

片名《推銷員》直白地披露了導演的隱喻意圖：片頭緩緩進入的卧室場景實際是戲台上的布景，這對夫婦的私生活與戲中場景來回切換，戲中戲又是戲外戲——艾瑪德是陷入中年困境的推銷員威利，妻子拉娜則是那個除了對丈夫無力的愛別無所能的琳達。《推銷員之死》中，年過四十的老推銷員威利始終提著那隻裝滿樣品的沉重箱子，而艾瑪德的箱子里則是滿滿的自尊、屈辱和復仇心。

伊朗保守的性道德觀念，與急速現代化的社會現實間產生的撕裂感，將這個本來普通的懸疑復仇故事抬上了一個台階。片中種種細微之處，無不在放大男女之間難以言說的隔離感，每一個人，無論男女，無論都受到傳統性道德的綁縛。

影片開始不久，在《推銷員之死》中扮演妓女的女演員就因為受到其他演員的嘲笑而大動肝火——她裹著一件嚴嚴實實的風衣，用頭巾包好頭髮，戴上寬檐帽，嘴裡卻說「我什麼也沒穿」。男主角艾瑪德與自己的學生一起和人拼車，在狹小的車廂內，他身旁的女性先是主動要求他「能不能挪過去一點」，最後直接要求與坐在前座的男學生換座位。在這個不過一分鐘的場景中，司機通過後視鏡投來的意味深長的目光和學生故作無事的尷尬表情，速寫出身為知識分子的艾瑪德面臨的另一種「性污點困境」。這些克制又刺目的細節，讓事件背後特殊的伊朗社會語境更加矚目。

法哈蒂克制的鏡頭始終給人一種疏離感，觀眾總像隔著一層玻璃魚缸看故事。似曾相識的現代都市中年生活，陌生的禁忌感與難於言表的恥辱感卻綁縛在每一個戲中人身上。所有人都將自己的面目隱藏在恥辱感之後：拉娜事發之後少言寡語，白天羞於面對丈夫，夜晚又害怕獨處，甚至不敢進衛生間洗澡；艾瑪德不知如何面對妻子的創傷和自己受損的自尊，他沒看見事發現場，無法與妻子溝通，還要承受身邊人若有若無的同情和議論；而欲言又止的鄰居和房東的面孔更是在迷霧之中，他們表現出了禮貌範圍內最大的善意，又忍不住要對那位倒霉的丈夫碎嘴幾句。

在受辱的拉娜和艾瑪德之外，另一個恥辱的焦點是罪案的「真兇」，一個在麵包房工作的老頭。這個辛勤勞作一生，滿身病痛還要當搬運工掙錢的「老實人」，妻子和女兒都將他視作至愛的親人。最後因為害怕艾瑪德在家人面前揭穿自己，被恥辱感折磨而心臟病發身亡的加害者，也成了某種意義上的受害者。

艾瑪德與老頭在搖搖欲墜的舊公寓里對峙的場景，像是兩個受辱者的拉力賽——他們都痛恨玷污自己名譽的人，又都無法從這個牢籠中躍出，誰能捍衛自己的尊嚴和家庭，成為兩個男人的戰爭，似乎已經與受害人拉娜沒有關係了。

與《一次別離》開門見山地指出被西方文化撕裂的伊朗社會現狀相比，《推銷員》更多地與私人的道德困境相關，這枚屈辱的炸彈雷聲大雨點小，最後結束於一記暗室中的耳光和樓道里壓抑的哭泣聲。

性侵及其帶來的難以言說的屈辱感，並非完全是一種宗教背景下的特殊情感。美國西北大學伊朗文化和媒體研究專家 Hamid Naficy在接受《獨立報》採訪時談到，伊朗伊斯蘭革命後的藝術電影之所以在國際電影節上大受歡迎，不僅僅是因為特殊的文化身份，更是因為他們鏡頭下的伊朗，與伊朗政府和西方媒體試圖塑造的伊朗形象都截然不同：「這些電影中的伊朗人和其他人並無太大區別。他們愛他們的孩子，他們的孩子互相打架，他們嫉妒，他們也忠誠。」中產階級的家庭危機也好，知識分子的精神痛苦也好，父權社會中女性的道德困境也好，伊朗人的煩惱，身在世俗社會的我們也能感同身受。

Anousheh Ansari在奧斯卡頒獎典禮致辭

為了抗議美國總統早先頒布的「穆斯林禁令」，法哈蒂宣布拒絕前往美國出席頒獎典禮。最終代表《推銷員》劇組領獎的是一位「不戴頭巾的伊朗女人」，美籍伊朗裔工程師Anousheh Ansari，她生於伊朗的馬什哈德，還曾是一名預備航天員。在她代法哈蒂發表的獲獎感言中有這樣一句話：「電影人的鏡頭能夠捕捉到人性，打破不同國家、宗教之間的刻板偏見，會在我們和其他人之間產生同情心，我們現在比任何時候都需要這種同情心。」此處的「同情」，理解為「共情」可能更為恰當。

（本文圖片來自網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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