蔣介石的大眾感召力與精神動員力為何大不如毛澤東？

2004年仲春，我在台灣訪問了1個月。一天中午，在台灣政治大學附近一家餐館用餐，政大主任秘書W先生請客。高華、S君都參加了，還有幾位研究生。

高華是來自南京大學的中國現代史教授，大家自然而然地把話題轉到毛澤東的人格與政治思想等問題上。在餐桌上我談到，我在飛機上一路在讀蔣介石副官翁元口述的《我在蔣氏父子身邊43年》(台灣版)一書，覺得可以將蔣介石與毛澤東的各自私生活中表現出來的性格作一比較，從中可以體會到兩人政治上的根本性差異。大家說願聞其詳，於是我就說了以下這樣一段話：

從翁元的口述來看，蔣介石晚年真是怕死到了極端，尿中有血，緊張之極，臉上是那樣驚恐失望，黯淡無光，每次出一點血，總是急聲命令讓人送醫生看。醫生說沒事，他還是不放心。蔣介石對醫生來說，就像乖孩子一樣聽話，他是任何醫生都喜歡的好病人。

而毛澤東則完全相反，越到晚年，越是固執，即使有病，他也不讓看醫生，甚至政治局被迫作出決定，要他聽醫生的話，他也照樣我行我素，有時甚至要憤怒地把插在身上的管子拔掉，說他就是「不信邪」。

這裡可以看出，蔣介石思維方式中的世俗理性，即日常生活理性還是相當發達，尤其是晚年表現得很明顯，毛的浪漫主義生活態度到了晚年則愈加強烈。有世俗理性者一般做事比較有顧忌，多少要受到客觀現實條件與規律的制約，對傳統與既存秩序有敬畏之心，然而此種政治家對大眾的感召力與精神動員力往往不足。相反，革命的浪漫主義政治家則有強烈的政治魅力，天不怕，地不怕，不受任何世俗常規的制約，這種不受制約的精神固然可以衝破許多條條框框，甚至在最困難、最失敗、最沒有希望時，對人們具有特殊的感召力，在某種情況下，甚至會創造人間奇蹟。但是，另一方面，這種非理性的浪漫政治思維也潛伏著巨大的危險。因為他蔑視現實，甚至蔑視規律。從毛澤東不怕生病，不信醫生，不信他所謂的「邪」，到他大搞大躍進、人民公社、「文化大革命」，其間是有著思維方式與心態上的內在聯繫的。

只有理解了這一點，才能理解鄧小平對中國人的貢獻。因為鄧小平是使中國共產黨人的常識理性得以真正恢復的第一功臣。鄧小平才是中國革命史上烏托邦理想主義的真正的叛逆者。鄧小平說撥亂反正，就是撥烏托邦之亂，反務實政治之正。中國內地的現代化，也正是在擺脫了烏托邦心結之後才真正起步的。(《社會學家茶座》2009年第1輯，蕭功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