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解E.P.湯普森：「文化的」馬克思主義者

封面圖片：E.P.湯普森在反核運動集會上演講（1980）

「歷史不是生產宏大理論的工廠，就像某架協和式飛機一樣；它也不是生產微型理論的生產線。它也不是某個巨大的試驗站——在這裡外來理論能被「應用」「測試」和「肯定」。那根本就不是它的業務。它的業務就是重新獲得、解釋和理解其對象：真實的歷史。」

——E.P.湯普森《理論的貧困》（The Poverty of Theory，1978）

愛德華·帕爾默·湯普森（Edward Palmer Thompson，1924.2.4 - 1993.8.28），英國著名的馬克思主義歷史學家、和平活動家。他於1942年加入英國共產黨，並在1956年蘇共二十大後退黨。在二戰中吸引湯普森的英國政黨的人民黨主義，後來令他不快的斯大林主義，以及在馬克思主義歷史學家團體內的經歷都在他其後的歷史研究中產生了巨大影響。

「共產黨歷史學家小組」

霍布斯鮑姆在自傳中這樣回憶1946年-1956年的英國馬克思主義歷史學家們的集會：

「尤其值得一提的就是，我們一群志同道合的朋友們從1946年到1956年，在「共產黨歷史學家小組」裡面持續為自己舉辦馬克思主義研討會。我們複製了無數的文件供人進行討論，並定期舉行會議，場地主要是加里波底餐廳樓上的房間（位於「番紅花山」），偶爾則在克拉肯威爾綠地當時殘破不堪的「馬克思屋」。那些只看見2000年人聲鼎沸、整修得煥然一新的克拉肯威爾區的人們，絕對無法想像此處的周末街景在50年前是多麼空蕩、陰冷與灰暗。而狄更斯筆下的濃霧在1953年以前尚未消散，仍彷彿一個浩瀚無垠的黃灰色眼罩那般落到倫敦頭上。不過這裡或許就是讓我們真正成為歷史學家的地點。有些人曾經討論過「這一代馬克思主義派歷史學家帶來的驚人衝擊」，而如果沒有他們的話，「根本無法想像英國歷史學家還會對全球造成這麼大的影響，尤其是從20世紀60年代開始。」【1】

馬克思主義歷史學家群體內的經歷給成員們帶來了深刻的印記，歷史學家們的友誼與大學組織間的關係也在此後的幾十年間長久地保持了下來。湯普森在接受採訪時這樣解釋他理想中的知識分子研究模式：「社會主義者絕對不能做的就是允許他們自己完全依賴於已建立的機構——出版社、商業媒體、大學、基金會……社會主義知識分子必須佔據某一領域，這個領域是他們自己的領域，沒有資格限制：他們自己的刊物、他們自己的理論和實踐中心；在這裡，沒有人為分數和任期而工作，而只為社會變革而工作；在這裡，批評與自我批評是強烈的，但也是彼此幫助的，是理論和實踐知識的交流；在這裡，描繪出了未來社會的某些方面。」【2】

這樣一個理想化的群體最重要的延續至今的成果是創建於1953年的《過去與現在》（Past & Present）期刊，它試圖通過共同利益和同情心在馬克思主義知識分子與非馬克思主義的知識分子之間建造橋樑。令人遺憾的是，這個小組在1956年宣告分崩離析。事實上這個組織的分裂早有先兆：他們發現，自己所獻身的信念已經淪為基本教義的教條，戰後在南斯拉夫、保加利亞與匈牙利的一系列拙劣的公審行動已經在他們的心目中產生了深深的疑慮。

直接的導火索是秘密報告。秘密報告事件之後，湯普森與他的朋友約翰·薩維爾（John Saville）無視黨規，出版了黨內的反對派油印刊物《論者》（The Reasoner），試圖推動關於斯大林主義內涵的辯論。6個月後，發生了匈牙利事件；在一場黨內的大爭論之後，湯普森選擇了退黨。

1957-1963年

英國共產黨員們在一年多的時間內，於政治生活上處於集體精神崩潰的邊緣。到了1957年，英國共產黨已經流失了四分之一的黨員、其機關報《每日工人報》三分之一的員工，從20世紀30年代到40年代殘存至今的共產黨知識分子也多半一去不返【3】。

但退黨之後的湯普森依然稱呼自己為「一個人道馬克思主義者」。他迅速重新行動起來，在許多黨內外同情者的贊助下，名為《新論者》（ New Reasoner，1957-1959）的雜誌復刊發行了，在第一版中，湯普森正式提出了文化馬克思主義者們將來長時間內的歷史研究指導主張：他強調意識與人的能動性的重要性，有必要在馬克思理論中融入對道德選擇的關注。雜誌變成了前共產黨知識分子對抗官方意識形態的歸宿。

1959年，《新論者》與另一份關係密切的左派雜誌《大學與左派評論》（Universities and Left Review）宣告合併，組建了《新左派評論》（New Left Review），斯圖亞特·霍爾（ Stuart Hall）擔任主編。新雜誌的組織工作並不順利：編委會成員地理位置分散，很難發揮作用，而主編斯圖亞特·霍爾本人對雜誌投入的時間也很少。

雜誌編委會成員內部也發生了分歧。不同於湯普森將馬克思主義視作一種高於「學派」的「傳統」，《大學與左派評論》的年輕一代成員們更願意將馬克思主義視作遺產，質疑馬克思主義對理解當代社會複雜性的意義，他們甚至認為應當拋棄陷入泥潭中的馬克思主義理論。湯普森則批評雜誌對工人運動缺乏關注，不能在工人運動中發揮足夠的影響力。

《新左派評論》雜誌在20世紀60年代初陷入了困境。1963年，雜誌的每期發行量從1960年的10000份銳減至3500份，財務狀況也非常糟糕，瀕臨破產邊緣。在數次重組之後，湯普森任命佩里·安德森為《新左派評論》雜誌的編輯，他也成為了雜誌的主要贊助者。但是事情很快就變得不愉快：

我們已經到了人財物均已耗盡的地步；此時，歷史的行動者出現了，他就是佩里·安德森。我們已經精疲力竭了：他知識淵博、精力集中、行事果斷。在同他及其同事的合作中，我們看到了重振本刊的機會，恢復我們已經浪費的知識資源。然而，令我們無法接受的是，他的果斷品質的第一次表現就是把本刊的創建者們從編委會解僱出去【4】。

湯普森被安德森解僱，特別是《新左派評論》雜誌在將來的大陸馬克思主義理論轉向，引發了湯普森的極度不滿，在後文中我們還會提到。令人欣慰的是，他將這種強烈的個人情感轉移到了理論爭論方向上，這對於英國馬克思主義的發展無疑是有益的。

階級的構建

1963年對於湯普森的事業是具有決定性的一年，不僅僅是因為他在政治活動中遇到的挫折，更是由於那部奠定他學術地位的著作《英國工人階級的形成》（The Making of the English Working Class）的出版。

湯普森反對機械化的「經濟決定論」的階級分立的觀點，試圖改變傳統馬克思主義歷史學只重視經濟研究的傾向，希望在總體史的框架下尋求更為全面的歷史解釋模式。歷史唯物主義的一個基本前提是「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湯普森用「經驗」（或者翻譯成「經歷」）這個概念作為「社會存在」與「社會意識」的中介，將社會的經濟結構（馬克思的「自在階級」）、意識（「自為階級」）與人的能動性結合起來。在湯普森看來，「階級」不是一個固定的先驗存在的東西，而是一種衝突與鬥爭之中動態發生的形成的關係；階級是客觀存在與人的主觀努力雙向作用的產物，不存在一種典型的階級利益與階級覺悟。通過「經驗」，結構轉變為過程，主體從而進入歷史。

湯普森的「經驗」概念具有存在與意識的二重性，前者指「發生了什麼」，後者則指「人們如何理解正在發生的事情」。一方面，「經驗」是由社會存在決定的，同時帶有對社會意識的決定作用：社會存在的變化帶來了經驗的變化，經驗的變化為現存的社會意識提出了新的問題；另一方面，經驗又有相對的自主性，它是不請自來的。

於是在開篇中，湯普森直接點出了他的創作主旨：

我強調階級是一種歷史現象，而不把它看成一種「結構」，更不是一個「範疇」，我把它看成是在人與人的相互關係中確實發生（而且可以證明已經發生的東西）……當一群人從共同的經歷中得出結論（不管這種經歷是從前輩那裡得來還是親身體驗），感到並明確說出他們之間有共同利益，他們的利益與其他人不同（而且常常對立）時，階級就產生了……階級是人們在親身經歷自己歷史時確定其含義的，因而歸根結底是它唯一的定義【5】。

只有在這個時候——在共同的「覺悟」產生之後，階級才終於「形成」。因此「自在的階級」和「自為的階級」之間的差別是不存在的，有階級就必須「自為」，沒有覺悟的「階級」是不可想像的【6】。

《英國工人階級的形成》一書的構思體現了湯普森的研究思路：該書的第一部分「自由之樹」闡述了在工業革命期間英國勞動階級創造的政治文化；第二部分「受詛咒的亞當」分析了不同的勞動群體如何體驗和評價工業革命帶來的經濟和社會變遷；第三部分「工人階級的存在」描繪了對工業革命的回應，勞動群體在創造性地運用繼承下來的文化傳統的基礎上，如何形成一個「自為的階級」。

從階級理論出發，湯普森在書中將工人階級的「經歷」當做階級形成的關鍵。如書中的第二部分中，湯普森集中討論了一個經典的問題：這一時期的工人生活水平是上升的還是下降的？湯普森提供了許多關於勞動力與生產關係的歷史資料，但他的關注點與其他學者明顯不同：湯普森反對部分歷史學家從統計數字出發認為「工人階級的購買力與生活水平都在提升「的觀點，「他們對正統的實證主義的基本觀點比較了解，但對工業革命引起的社會關係和文化方式的變化了解甚少」。他認為，重要的不是勞動條件、工資和消費水平等可量化的證據，而是人們如何感知他們所正在經歷的巨大轉變和破壞。

因此，「平均」的生活水平是沒有意義的，「平均」只說明抽象的工人，而每一個具體的工人，那些受苦受難、饑寒交迫的手織工、織襪工、剪絨工等等，他們的痛苦就被悄悄地埋沒在這個「平均」水平之下，他們的苦難也就被完全掩飾了。即便某些工人在實際收入方面確實有所提高，但他們喪失了對自己勞動的控制權，喪失了「獨立」，喪失了娛樂和休閑，喪失了與家人團聚在一起的天倫之樂，他們必須服從嚴格的勞動紀律，成為生產與機器所控制的僕人。這些代價，是補償不了物質生活的某些改進的。

在1790年至1840年之間，平均生活水平略有提高。同期，卻伴隨著嚴重剝削、更大的不安以及日益增加的人類痛苦。截止1840年，大多數人都比50年前的人更加「富裕」，但他們卻遭受了並將繼續遭受作為一種災難性體驗的微小改善【7】。

第三部分「工人階級的存在」中，湯普森探討了「盧德運動」的問題。他拒絕了在大眾歷史和學術歷史中廣為接受的觀點，這種觀點認為，勞工參加搗毀機器行動，是情緒化而非理性地反對工業進步；湯普森詳細考察了引發盧德運動的政治經濟背景，並推理出那些具有相同特質與經歷的群體如何可能反對工業化。在他看來，盧德運動是比18世紀任何人們熟知的運動都具有更大獨立性和複雜性的工人階級文化的宣言，因為它「出自福利社會，秘密的儀式和宣誓，向議會准合法性請願，酒館裡的藝人集會」【8】。盧德運動不應該被看做是反對機器的傳統刻畫，而是工人們拒絕新興資本主義工業化的社會組織和價值觀的實踐。

湯普森用了詳細甚至於繁瑣的敘事方式「深描」了工人們的各種反抗形式。他在這一部分中對每一種工人的反抗形式都給予同情的評價，而不管它看起來是如何「原始」、如何魯莽甚至不合情理：只有工人們（而不是我們）才是這段歷史的主體，這些英國工人在工業革命時期的主要經歷，都導致了工人階級的最終「形成」。

參考資料：

【1】霍布斯鮑姆《霍布斯鮑姆自傳》，P202

【2】Merrill,"Interview with E.P.Thompson",pp.14,25

【3】霍布斯鮑姆《霍布斯鮑姆自傳》，P218

【4】E.P.Thompson, "An Open Letter to Leszek Kolakowski", The Socialist Register (London:Merlin Press,1973),pp9-10

【5】湯普森《英國工人階級的形成》，P1-3

【6】錢乘旦《Ｅ.Ｐ.湯普森和<英國工人階級的形成>》

【7】湯普森《英國工人階級的形成》，P231

【8】E.P.Thompson, "English Working Class",P19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