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導演胡遷：把一生當成作品來活

胡遷剛去世時，網上說他「厭惡這個世界」的文章很多，但朋友們的眼中，胡遷只是「因愛生恨」。

文/新京報記者 張艷東

編輯/胡傑

2月24日，柏林電影節上，中國青年導演胡遷（本名胡波）的電影處女作《大象席地而坐》，獲得了論壇單元「費比西國際影評人獎」，以及「GWFF最佳處女作特別提及」。

300多位現場觀眾觀看了這部時長近四小時的文藝片。

遺憾的是，獲獎者本人卻不能前來領獎。4個月前，在北京798藝術區附近一幢居民樓的樓梯間里，29歲的胡遷用一根繩子結束了自己的生命。

胡遷，山東濟南人，畢業於北京電影學院導演系。先後出版了《大裂》、《牛蛙》兩本小說集，其中《大裂》獲得第六屆台灣華文世界電影小說獎首獎。

2016年7月，胡遷攜《大象席地而坐》劇本參加FIRST電影節，得到冬春影業的賞識，雙方簽約，電影拍攝計劃隨即啟動；第二部電影《天堂之門》劇本也已經完成，原定2018年開拍。

在藝術事業初現崢嶸的時候，胡遷卻選擇了終結自己的生命。

胡遷之死，激起了層層漣漪。同時，關於他自殺原因的推測在社交媒體上瘋狂傳播，因為處女作難產、因為窮困、或因為失戀……

我們找到了胡遷的好友、同窗和商業合作夥伴，試圖還原他年輕生命中短暫的過往。

似乎一切正走向光明

胡遷生前居住的居民小區，毗鄰798藝術區，很多從事電影、繪畫和寫作的人居住於此。夜幕降臨，酒吧、酒店、賓館的霓虹燈點亮，行人和共享單車架肩接踵，計程車師傅不停地按著喇叭催促，儘管這裡已在五環外，但人們的夜生活才剛剛開始。

胡遷在這裡度過了生命中的最後2個月。

據媒體報道，2017年10月12日，是胡遷好友趙亮（化名）的生日。他們同住一個小區，平時經常串門喝酒聊天。生日這天，趙亮想跟胡遷聚聚，一塊吃頓飯，但胡遷的電話無人接、微信無人回應。

因為胡遷常常忘帶家裡鑰匙，便把備用鑰匙留給了趙亮。晚上七點，趙亮前往胡遷家中查看，用胡遷給他的備用鑰匙打開房門，屋子依舊像往常一樣凌亂，書本、啤酒罐扔得到處都是；那隻胡遷最近買來解悶的白色折耳貓，還安靜地卧在墊子上酣睡。

轉身出門，趙亮在狹小的樓梯間看到了胡遷，身高1米89的胡遷，懸掛在樓梯的把手上。

和胡遷結識了10年的好友潘圖，此刻正身在太原的家中，得到消息，馬上買了去北京的高鐵，一路上「思緒如麻」。胡遷曾和他說過，自己不想活得太長，但至少要熬到三十四五歲，拍3部電影，寫作有些雛形再去死。「太快了，來得太快了。」

自殺前幾天，這個新晉導演，還在與作家朋友牧羊商量，他剛剛寫完的第三本小說要在哪家出版社出版、挑選哪個設計師設計封面。

牧羊記得，當時胡遷全程笑嘻嘻的，還主動規划起了未來，他年底還要拍電影、明年排戲劇、暫時把寫作放一放。

牧羊回憶，在三個月前，2017年的FIRST影展（西寧市人民政府中國電影評論協會主辦，挖掘新銳導演的活動）上，胡遷還見到了他的偶像、匈牙利導演貝拉·塔爾。

平時，胡遷不是特別在意形象，總是一身黑白灰，有時候懶得弄頭髮，就拿那頂起了毛的黑色棒球帽蓋一蓋，再加上胡茬「一看就是個落魄文藝片導演」。

但那天，胡遷打理好頭髮、紮起了辮子，把鬍子也刮乾淨。貝拉·塔爾答應他，將出任其第二部影片《天堂之門》的監製。

似乎一切正走向光明，可胡遷卻選擇了閉上雙眼。

「這人以後不是個大師，就是個瘋子」

在朋友眼中，胡遷就像古時的書生，清秀，又有些淡淡的憂鬱，雖然身高1米89，但胡遷給人的感覺並不威猛，皮膚白皙，笑起來一排白牙整整齊齊。

除非出席正式社交場合，他只穿黑白灰的衣服；過肩的長髮要麼用皮筋紮起來，要麼乾脆用起了毛球的棒球帽遮住。

他喜歡喝啤酒，但很少喝到酩酊大醉；創作時抽煙比較凶，桌頭的煙灰缸經常會溢出來。

2008年，胡遷高考失利，進入家鄉山東的一所專科學院讀書。他上了不到一年就輟學復讀，連續考了兩年後，在2010年成功入學北京電影學院導演系。

其間，他也考上過浙江傳媒學院，父母勸他早日上學，但他只想上北電，認為「在中國能學拍電影的只有北電」。

多位大學同學回憶，北電時的胡遷就體現出了特立獨行的性格。比如為了救一隻奄奄一息的刺蝟，整個冬天，胡遷都把它養在宿舍里，野生刺蝟臭氣熏天，為此他也和室友有過不少爭執。

在一次拍攝作品時，胡遷將一場戲安排在了學校附近，當地的地痞流氓來討要場地費，而胡遷只是拿著他的小本子蹲在牆角，畫他的分鏡。

胡遷大學裡最喜歡的老師是徐浩峰，電影《一代宗師》的編劇。一次課堂上，都快下課了，胡遷才不慌不忙地走進教室。老師問他，你去做什麼了，為什麼不來上課。胡遷回答說，我去聽徐浩峰老師的課了。老師啞口無言。

影視技術系的傅晨第一次見胡遷是大二時的冬天，胡遷要拍攝一部短片，請他來做攝像。當時胡遷穿著灰色大衣，抽著8塊錢一包的紅雙喜，頭髮凌亂。傅晨和胡遷不熟，但對他的脾氣略有耳聞，「在學校里他大小是個名人」。

導演系的同班同學邵青說，「他真的很純粹，不屑世俗的部分，但有時這會給你一種感覺，他的思路里只有他自己，和其他人、這個世界沒關係。」

從大學開始，胡遷的才華一直備受矚目，大一的一次拍攝短片作業，導演系一位老師曾當著全班13個學生的面說，「以後，你們12個人將拍攝一種片子，胡波將拍攝另一種。」

電影學院有一個榮譽制度，叫「畢業聯合創作」，獲選的畢業作品可獲得學校提供的十多萬元資金。胡遷同時申請了導演系和影視技術系的資金，結果兩個申請都通過了。

他一共提交了6個劇本，4部是他喜愛的藝術片。但最終被選中的是另外2部驚悚懸疑類型的商業片。

胡遷向邵青抱怨，「他們為什麼會選這兩部？這兩個本子是我最討厭的。」

邵青當時也不明白鬍遷為什麼這麼想不開。

胡遷對他說，一想到大學時為了爭取獎金名額拍了那兩部片子，就感到噁心和後悔，「當時為什麼沒堅持住？」

他對朋友們說，畢業作品讓他明白了一個道理，「拍電影是一件很複雜的事，要與他人產生關聯，或者說社會性，這些對我來說屬於不可控的，文學創作完全是自己的事，是可控的、有安全感的。」

導演系的同學私下裡對胡遷有個評價，「這人以後不是個大師，就是個瘋子」。

「他是天生的創作者」

畢業後，胡遷搬到接近東六環的一處回遷小區，和女友生活在一起。

胡遷的兩部畢業作品，讓一些投資機構注意到了他的才華。雙方討論投拍懸疑片時，因為投資方提出要加床戲，但胡遷堅持認為「低俗、沒意義、博出位」，拒絕了邀約。

拒絕拍片邀請，胡遷每天就是瘋狂地寫小說，這使他的收入非常不穩定，靠家裡打錢維持生計。

畢業頭一年，傅晨出於擔心，還會介紹給胡遷些剪輯的工作。但那個階段胡遷狀態看起來不錯，傅晨第一次到他家裡探望，胡遷親自下廚做了炸魷魚圈和一條紅燒魚，傅晨很驚訝，「平素不食人間煙火的胡遷」燒菜竟然非常好吃。胡遷的生活也很講究，還會自己磨咖啡豆。

傅晨和他談收入和未來，胡遷卻反過來說，「既然幹這一行就要愛惜自己的羽毛，我家雖然是工薪階級，但爸媽也很支持我，願意供我到三十多歲。我們絕對不能接低級的連續劇和水活，會讓你水平下降的。」

在此後的兩年時間裡，胡遷先後出版了《大裂》、《牛蛙》兩本小說集，其中《大裂》獲得第六屆台灣華文世界電影小說獎首獎。

從進入《大裂》的創作開始，胡遷幾乎處於半封閉的狀態，幾乎沒有去結識新朋友，與從前的朋友也交流甚少，沒有人真正了解他當時真正的創作狀態。

這一時期，台灣作家黃麗群是他為數不多的交談對象，「胡遷的寫作不是依靠那種規律性的勤奮，他很信賴狀態和靈感」，胡遷用一種本能的、單純的衝動推進著他的創作。

他的作品往往走向「極盡」，直指人生的絕望，帶來極大的壓迫感。黃麗群在《大裂》序言里寫到：「《大裂》書如其名，徹底是本傷害之書，每篇小說都懷抱同樣一個任何人無從迴避的問題：『我們還要活（被傷害）多久？』

2016年7月份，胡遷攜帶他以《大裂》小說中的同名篇章《大象席地而坐》為藍本的劇本，參加了FIRST影展，劇本在457個作品的盲選中脫穎而出。

「他是天生的創作者，真的是個創作者」，FIRST影展相關負責人說，創投會舉辦至今已經數屆，他每年都要評閱數百件參賽作品，但胡遷僅靠劇本就讓他印象非常深刻。

冬春影業也對這部作品十分賞識。雙方一拍即合，隨即簽約、啟動拍攝計劃，並聘任胡遷為導演。為了表達對冬春影業的感謝，胡遷沒有收取導演費。

《大象席地而坐》的劇情包括不倫的戀愛師生，被兒女拋棄的老人以及失手殺人的少年，每個人都陷入了人生的困境。影片的結尾，主人公們為了尋求救贖，準備前往滿洲里去看一隻「席地而坐的大象」。

電影開機前，胡遷找來大學同學傅晨做搭檔，傅晨發現，在拍攝現場的胡遷，依然像大學時代那樣固執。

胡遷把《大象席地而坐》的拍攝地點定在河北省井陘礦區附近，他覺得電影色調陰鬱，而該礦區霧霾大，氣氛契合。

但等到次年2月下旬正式開機時，當地卻每天艷陽當頭。胡遷決定，只在凌晨和傍晚拍攝，其他時間都歇著。

傅晨回憶，剛開始拍攝時，冬春影業給了胡遷較大的創作自由，出於保險起見，冬春要求每一場戲架設兩個機位確保鏡頭選擇豐富。但胡遷堅持不要，認為這會拖慢現場效率。

關於電影結局，冬春方面曾提出與胡遷想法不同的另一種劇情。但胡遷還是覺得自己的想法更好，他在沒有與其他人溝通的情況下，當即拍板告訴傅晨，還是按照原來的干。

在後期剪輯上，雙方也產生了分歧，冬春方面不認同胡遷4個小時的剪輯版本，要求他將時間長度縮減至2小時。

胡遷卻對這一做法始終無法接受。他停工抗議，導致影片推進陷入僵局，前後停滯長達數月。

而後，冬春給胡遷發送了導演解聘合同和律師函。

朋友們感受到了胡遷的焦慮，他開始用瘋狂的寫作來躲避這種焦慮，寫作之餘便徹夜打遊戲、喝酒，頭髮一把一把地掉。

「他就像活在帽子里的顧城」

去世前的半年間，胡遷的創作漸漸失控。他一邊進行《大象席地而坐》的後期工作，一邊以每月兩部短篇小說的速度創作，不僅完成了第三本長篇的書稿，還抽時間寫了一部戲劇和第二部電影的劇本。

但胡遷的生活變得越來越拮据，他開始在網上借貸。2017年9月3日，胡遷更新微博，「這一年，出了兩本書，拍了一部藝術片，新寫了一本，總共拿了兩萬的版權稿費，電影一分錢沒有，女朋友也跑了，隔了好幾個月寫封信過去人回『噁心不噁心』。今天螞蟻微貸都還不上，還不上就借不出。關鍵是周圍人還都覺得你運氣特好。」

戲劇是在他去世前5天完成的，為了接近劇中人物，胡遷連續二十多天酗酒，換來了嚴重的失眠和焦慮。寫作常進行到凌晨5點，胡遷的朋友牧羊，那段時間經常在醒來後才看到胡遷的留言，「我快不行了，我寫得好想死。」

牧羊在微信中勸他，「你這樣就是拿自己在賭博，你不能保證自己每次都能賭贏。」

但遭到胡遷拒絕，「創作是用生命獻祭，沒有別的途徑。它就是你去進入一個個痛苦的人，上帝卻並不會給你一些獎勵」，他說必須要沉淪、放縱，才能進行「真正的創作」。

在胡遷棄世的前4天，10月8日，是他與牧羊的最後一次見面。兩人約在了常聚的望京soho，那天他剛寫完劇本，創作期間的每一天，他幾乎都發微信給牧羊說「我好想死」。

從上海趕回京的牧羊，以為胡遷的狀態會非常差，一路上都在琢磨該怎麼勸他。

可當她見到胡遷，「他和以前亂糟糟的形象完全不一樣」，穿著一件毛茸茸的灰色衛衣，天藍色背心，新球鞋，戴著頂漁夫帽，在玻璃屋檐下抽煙，「看起來很陽光、健康」。

胡遷一直笑嘻嘻的。甚至主動規划起未來——冬天再拍一部電影，把第三本小說出版了。唯一一次嘆氣，是說自己可能暫時沒心力再寫作了。

牧羊覺得「他應該是沒問題了」，就放下心和胡遷聊起自己小說的事。

那天唯一讓她感到異常是，兩人吃過飯出來。胡遷突然摘掉帽子扣在了她頭上。牧羊有點驚訝，「他一直很尊重我，從來沒這樣過。」她想到詩人顧城，顧城人生最後的幾年，都戴著一頂帽子。

「他把一生當成作品來活」，牧羊說，「他選擇自殺、促成自殺的所有因素，其實都是他自己選的，他就像活在帽子里的顧城」。

胡遷曾對牧羊說，自己會在遺書里留下些禮物給她。但他最後沒有留下遺書。牧羊後來在他的遺物中拿了那頂漁夫帽作為紀念。

「最後這段時間，我們沒人幫他，其實也幫不了了」，朋友潘圖說。

胡遷去世後，朋友們幫他整理遺物。潘圖說，胡遷租住的二室一廳房間， 除了一些基本生活用品，只剩下三盞燈、兩個茶几。「他就是這麼簡單，除了精神世界，什麼也不要。」

樓下還停著一輛胡遷的白色摩托車，前面已經摔出了豁口。潘圖在北京工作的那幾年，胡遷就是騎著這輛車，載著他出去玩、喝酒。

胡遷剛去世時，網上說他「厭惡這個世界」的文章很多，但朋友們的眼中，胡遷只是「因愛生恨」。

在2017年的FIRST影展上，胡遷拍攝了一支短片。裡面有個14歲的小女孩兒，女孩喜歡寫東西，但手指先天殘疾，她把自己寫的文章發給胡遷，胡遷轉發給牧羊看並對她說，「這女孩這個年齡能寫成這樣，已經很棒了。」

然後，胡遷把本打算寄給媽媽的筆記本電腦，送給了小女孩兒。

（應受訪者要求，潘圖、傅晨、邵青、牧羊等均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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