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會昌法難波及回、景、襖諸教?


武宗滅佛的原因,我想已經不必多說了。此處只說三夷教的問題。

首先,題主這個題目描述是有問題的。會昌法難是否波及了回、景、祆三教?答案顯然是否定的,這裡並沒有回教什麼事。所謂「三夷教」,指的是摩尼教、景教(基督教聶斯托利派)和祆教(瑣羅亞斯德教)。這三教在會昌法難中待遇各有不同,此處就不多說了。

那麼,唐代是否有回教在中國流傳呢?雖然唐代伊斯蘭教可能已經傳入中國,但只限於個別海外人士,個人信奉。不存在大規模的宗教活動,也不存在政府的支持,幾乎可以忽略。「隸僧尼屬主客,顯明外國之教;勒大秦穆護祆三千餘人還俗,不雜中華之風」。有人把此處的「穆護」解釋成穆斯林,我認為這是極為扯淡的。唐代對寺廟管理極嚴格,修建寺廟必有備案。史書中摩尼教的大雲光明寺、景教的大秦寺和祆教的祆祠都有明文記載,但從未見過伊斯蘭教清真寺的記錄。無論文獻或是考古實證,都未發現回教在唐代傳播的證據。《通典》大食傳中言:「有禮堂,容數萬人。每七日,王出禮拜,登高座,為眾說法曰:人生甚難,天道不易。奸非劫竊,細行謾言,安己危人,欺貧虐賤,有一於此,罪莫大焉。凡有征戰,為敵所戮,必得生天。殺其敵人,獲福無量。……胡則一種,法有數般,有大食法,有大秦法。其大食法者,不食豬狗驢馬等肉,不拜國王父母之尊,不信鬼神,祀天而已。其俗每七日一假,不買賣,不出納。」若是唐代伊斯蘭教在中國有傳播,斷然不會在此處隻字未提。

伊斯蘭教既然在唐代並無流傳,何以出現此等說法?何喬遠《方域志》中說「自郡東,南折而東,遵湖往南行為靈山。有默德那國二人葬焉,回回之祖也。回回家言,默德那國有嗎喊叭德聖人,生隋開皇元年,聖真顯美,其國王聘之。御位二十年,降之經典,好善惡惡,奉天傳教,日不曬曝,雨不濕衣,入火不死,入水不澌,呼樹而至,法回而行,門徒有大賢四人,唐武德中來朝,遂傳教中國,一賢傳教廣州,二賢傳教揚州,三賢四賢傳教泉州,卒葬此山。」注意「回回家言」。穆斯林把自己的宗教強行扯到唐朝,證明其歷史地位,不是一天兩天了。西安禮拜寺稱自己為天寶年間所造,實為明代造物。廣州懷聖塔亦稱自己始於唐時,實為北宋所造。甚至20世紀初,摩尼教敦煌文書發現之前,也有人將史書中記載的「摩尼」扯成「穆斯林」。總而言之,若回教在唐代廣為流傳,乃至為會昌法難所打擊,則其遺迹、史料必不可少。若毫無證據,則必然是穆斯林為了顯得自己歷史悠久,教法高深而牽強附會。

另一點,若是伊斯蘭教流傳於唐代,則「三夷教」必然要變為四夷教。唐代史料記載伊斯蘭教時,往往表現出其善於爭戰,武力征服的特點。「其俗勇於戰鬥」。伊斯蘭教,是一種頑固的宗教,不願意改變自己的特點以適應當地民族,而是採取戰爭的方式強行使被征服民族伊斯蘭化。正因如此,景教、祆教和摩尼教都採用和平方式,成功進入中國,而穆斯林面對唐朝,既不能用武力征服,又不願放下身段迎合中國人,因此在唐朝的傳教工作幾乎等於零。所謂會昌法難波及回教,當然也屬無稽之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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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坑著,有人點贊就接著寫……

然後再細說三夷教的問題。雖然會昌法難的主體是佛教,三夷教是被牽連的一方,但具體到每個宗教,仍然需要具體分析。我們知道三夷教雖然勢力遠不如佛道兩教興盛,所以被統稱三夷教,然而其內部勢力仍有差別。摩尼教,是三夷教中最為強盛的一方,景教祆教則居其次。造成這種實力對比的原因,倒不是因為摩尼教教義有什麼獨到之處,因此獲得廣泛信仰,而是因為摩尼教的主場在回鶻。每一個宗教的發展,都離不開世俗勢力的支持;祆教的主場在波斯,景教的主場也在波斯、敘利亞一帶。這兩個宗教的中心西亞地區,離唐朝的勢力範圍實在太遠,因此對於唐朝的影響,多是宗教的、文化的影響而非政治上的。摩尼教則不然;唯一一個明確支持摩尼教、把摩尼教奉為國教的國家回鶻,就在唐朝旁邊。此時摩尼教似乎重演了當年在羅馬帝國傳教時遇到的困境,即傳教的對象是敵國,敵國統治者天然會對這種宗教產生排斥心理——不過此時有所不同,唐朝和回鶻的關係不能用單純的敵國來形容。唐朝和回鶻關係時好時壞,好時就放任摩尼教稍微傳一傳,壞時就出重手打擊摩尼教。

840年,回鶻為黠戛斯所滅;842年,廢天下摩尼寺;843年,盡殺天下摩尼僧。唐朝對待摩尼教的態度,在此時已經表露無遺;摩尼教一旦失去了支持它的回鶻勢力,則立刻為唐朝所滅。正是成也回鶻,敗也回鶻。靠著回鶻的政治壓力,摩尼教在中國各地都置有摩尼寺,雖勢力比起佛道大有不如,與景教、祆教相比卻又不知道高到哪裡去了。一旦回鶻滅亡,摩尼教也隨之被滅。唐代對待三夷教的態度各有不同:「會昌三年四月,武宗以回紇破滅,詔天下摩尼寺皆廢除,其寺院庄宅、錢物等,委功德使、御史台及京兆府差官吏點檢沒收。摩尼僧徒配流諸道,死者大半,京城女摩尼僧死七十二人。」「四月中旬,下,令殺天下摩尼師。剃髮,令袈裟,作沙門形而殺之。摩尼師即回鶻所崇重也。」唐朝對摩尼教的態度很明確:一殺了事。一方面因回鶻破滅,正好對一直以來看不順眼的摩尼教動手;另一方面,滅佛運動正搞得熱火朝天,不如順手把摩尼教一起滅掉。雖然摩尼教不是佛教,但誰讓你「妄稱佛教,誑惑黎元」,我就乾脆把你打扮成和尚,一起弄死好了。

那麼,面對另外兩種堪稱人畜無害的宗教,唐朝又是何種態度呢?祆教史料較少,可以確定是信徒大部分是外國人,在中國傳播並不廣泛;景教倒是積極傳教,但效果也很一般。二者在宗教方面極其無害,又無力影響唐朝的政治,此次滅佛被波及,純屬點背。既然無力影響唐朝政治,那唐朝順手把二者滅掉,也不會引起什麼大麻煩。若是三夷教中只滅一教,從此變成兩夷教,感覺實在有點彆扭。佛教本是外邦宗教,傳至中國引發這一堆亂子。若保留這兩個宗教不滅,難保它們不會成為下一個佛教。唐朝方面給出這樣的解釋:「隸僧尼屬主客,顯明外國之教;勒大秦穆護祆三千餘人還俗,不雜中華之風。」就是說,你本身沒什麼大錯,但你作為一種外國宗教,這是你天生自帶的原罪。留你在這,怕是會影響我中華的風氣,以夷變夏。所以我把你趕走,但是我不殺你。你自己自生自滅去吧,不要在我中國傳教。

總而言之,會昌法難中,摩尼教算是恰逢其會,無所謂無辜波及,實在是時也命也,誰讓回鶻正好在這時滅國呢,唐朝早就想對摩尼教下刀了。景教和祆教倒是一臉無辜。至於伊斯蘭教,這裡實在沒他們什麼卵事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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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武宗滅佛的原因,現如今一般重點強調的是世俗方面。唐代僧侶享有免除納稅服役的特權,造成大量民眾為了逃避賦稅而依附於寺院,加之大量虔誠的信眾的捐獻,唐代寺院掌握著大量的土地、財產乃至奴婢,形成了獨立的寺院經濟。會昌毀佛時,據稱「十分天下財,而佛有七八」,因而唐武宗通過毀佛,確實大撈了一筆。而景教、祆教、摩尼教、回教這些,屬於典型的夷教(景、祆、摩尼三教當時號稱「三夷教」),佛教雖也是外來宗教,但早已實現本土化,在中國受眾甚廣,而這些宗教受眾則以番商和其他居住在中國的外國人為主,雖也有一些上層貴族信仰,但範圍相對有限,而且群眾基礎嚴重不足,寺院建立也往往由朝廷特批,規模和數量較之佛教寺院遠為小,何況這些夷教僧侶大部分本身就是外國人,並沒有賦稅義務。史載會昌毀佛,「其天下所拆寺四千六百所,還俗僧尼二十六萬五百人,收充兩稅戶;拆招提蘭若四萬餘所;收膏瞍上田數千萬頃,收奴婢為兩稅十五萬人,隸僧尼屬主客」,而對於景、祆、摩尼這些,僅言「勒大秦,穆護,祓三千餘人還俗」,兩者規模對比可見一斑。因而這些受眾窄,主要由外國人控制,往往局限於坊間的寺院與佛教寺院相比,雖不能說沒有油水,但肯定遠遠不及,而且這些宗教不會像佛教那樣造成嚴重社會問題和政治威脅。單純的世俗因素並不是最主要的原因。

但是不要忘了,唐武宗可是位極為虔誠的道教徒(連駕崩都是吃丹藥被毒死的...),不過這位道教徒並沒有遵從「愛信信,不信滾,別打擾老子飛升」的教義,而是致力於打擊其他宗教。也就是說,會昌毀佛的另一個重要原因,本就是唐武宗的個人信仰,君不見,篤信佛教的唐宣宗即位後,立刻採取了支持佛教的政策(這倒與基督教在羅馬的沉沉浮浮有些相似之處)。所以這些宗教在會昌毀佛運動中躺槍的最重要原因,大概不過是這些宗教不是道教罷了。

當然,個人認為,安史之亂後,唐朝因沒落而整體趨向於保守,會昌雖號稱中興,但與包容開放的盛唐,自不可同日而語;何況,唐朝與周圍番邦也的確產生了更多衝突,而且經常處於不利地位。北方游牧民族自不必提,回鶻剛被黠戛斯所滅,摩尼教即被大整。而阿拉伯人也常作,來自波斯與大食的海盜甚至攻佔並劫掠過廣州城。而這些也成為了唐朝對於外來宗教排斥的原因之一。


看到過相關論述說會昌法難實際上也是唐朝放棄國際責任的一種表現。在此之前唐朝作為天下佛教的中心及其他宗教匯聚之地對周圍國家起著連接文化紐帶,輻射周邊文化,從而促進天下文化匯聚交流,形成對中原向心力的作用。會昌發難發生之時唐朝已無力承擔這一責任,故而放掉了這一包袱。此時的唐朝在河西及安西被占數十年的後已成為內向化的王朝,出於對回鶻,吐蕃的仇恨已經再無當年兼蓄的氣度,回鶻敗亡後清洗摩尼教就是這樣的一種表現。幾十年後黃巢攻陷廣州後對大食,波斯人的大屠殺在劫掠財富的同時也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民間的觀感。

景教在之前就收到過排擠。其一為武則天聖歷年間(698-700年)佛教徒在洛陽逼迫景教;其二為玄宗先天年間(712-713年)長安士大夫詆毀景教;第三次更為嚴重,德宗建中年間(780-783年)士大夫對景教發動猛烈攻擊,幸得皇帝干預,才使景教免遭厄運。實際上唐前期的景教一定程度上也起到著連接唐朝與拜占庭帝國間交流,促使唐朝抗擊大食的作用,尤其是中亞的景教團體。具有一定的戰略性。745年唐玄宗宣布將天下的波斯寺更名為大秦寺很有可能就是景教徒所推動的。吐薄阻絕西域後這一功能就不存在了。另外景教為了使民眾普遍接受也借用用大量佛教的術語,辭彙以及其他的表達方式來傳教。這一方面使其自身的教義模糊化,另一方面也模糊了它與佛教的邊界。這同樣可能是它受到打擊的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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