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亞和阿拉伯中東：賽義德·艾布-哈桑-阿里·納德維思想評述（翻譯）
一直對中東地區之外的伊斯蘭世界如何自處感興趣，最近在系統閱讀《普林斯頓伊斯蘭讀本》，覺得印度學者賽義德·艾布-哈桑-阿里·納德維的思想很有代表性，所以把這一章節翻譯出來，供大家評述。
說明有二：其一，倉促翻譯，很多地方語言可能不通，尚待推敲，閱讀時有晦澀難懂佶屈聱牙之處見諒，我會繼續修改；其二，我對他思想中很多方面並不敢苟同，也不看好他所代表的南亞伊斯蘭教改革派，但是這不影響我們去了解和認識到這種思想的存在。宗教思想很枯燥，但背後是有趣的靈魂。
在二十世紀，沒有一個伊斯蘭知識分子比印度學者賽義德·艾布-哈桑-阿里·納德維（Sayyid Abu』l-Hassan 『Ali Nadwi）更好地闡明了南亞和阿拉伯中東之間的關係。在其漫長而多產的事業之中，納德維成為在阿拉伯中東——甚至是在穆斯林世界——可見度最高的南亞學者。納德維是自二十世紀五十年代以來對伊斯蘭主義的論述做出有影響的貢獻者。他也是將賽義德·艾布-阿拉·毛杜迪的思想傳播給阿拉伯伊斯蘭主義者早期中介。納德維是少數傑出的宗教學者之一——他們中的一部分人在本書中也有所探討——他們的思想模糊了伊斯蘭主義者和烏萊馬（宗教學者）之間的界限。但是這也反映了對於伊斯蘭主義者而言相當大的矛盾心理。
賽義德·艾布-哈桑-阿里·納德維在印度北部拉克瑙（Lucknow）的納德瓦特（Nadwat al-『Ulama）宗教學校（Dar al-』Ulum）接受了早期教育。這一機構在二十世紀早期創立，旨在復興伊斯蘭教學的傳統機構邁德來賽學堂（madrasas）的全部課程，以期在不同宗派的穆斯林宗教學者之中尋找共同的背景，或者更甚一步，在西化的教學機構和邁德來賽學堂之間搭建一座求同存異的橋樑。這些目標在納德瓦宗教學校存在的一百餘年的過程中被迴避了，使這一學校與位於Deoband的學堂之間的聯繫遠較英語教學機構密切。而納德瓦較南亞其他的伊斯蘭教學機構更趨向於當代阿拉伯中東的方向。這一方向，在納德維本人長期擔任納德瓦特宗教學校校長期間得到堅持，使得這一機構的畢業生不僅習慣於阿拉伯中東的知識分子思潮，而且可以運用阿拉伯語書寫，以便於在更大的穆斯林世界開展討論。
納德維的寫作語言不僅包括母語烏爾都語（印度北部和巴基斯坦的穆斯林所用書面語言），還包括阿拉伯語。他的作品被翻譯成英語和很多其他語言。他的第一部阿拉伯語作品也是他最有影響力的一部作品是《伴隨伊斯蘭的衰退，世界失去了什麼？》（Madha khasira』l-『alambi』l-inhitat al-musilimin?），隨後被翻譯為英語，題為《伊斯蘭和世界》，1950年在開羅首次出版。至二十世紀九十年代已經再版十五次，烏爾都語和阿拉伯語譯本還在不斷的被重印。本書收錄了這一作品的部分章節。這部作品的涉及十分廣泛，最初有傾向地回顧了伊斯蘭教出現之前折磨人類社會的道德和社會痼疾，隨後闡釋了世人見證伊斯蘭教出現後的道德美德、良好統治、虔誠和正直。之後分析了現代西方社會的墮落和物質主義，本書的結論呼籲全體穆斯林，特別是阿拉伯世界的，回歸為其宗教信條不妥協的奉獻中，使伊斯蘭教重新領導世界。
納德維將選擇信奉錯誤的神祇和道德的墮落與混亂歸因於賈希利葉（蒙昧）。穆斯林歷史學家和神學家用在伊斯蘭教出現的第一個世紀用這個名稱命名前伊斯蘭時期的阿拉比亞異教徒。納德維更廣泛地沿用了這個名稱，不僅代指全部的前伊斯蘭文化和文明，還用於代指現代社會和西方文化，他從中看到瀰漫的物質主義、無神論和性混亂。更引人注目的是，他認為穆斯林將自己退行至了一種新的賈希利葉，這不僅在道德混亂上，更因為意味著對伊斯蘭本身美德的拋棄——這是行為上的叛教（納德維1983-94，1:452-53）。這一新賈希利葉的觀點包括非穆斯林和穆斯林，看上去是受惠於賽義德·艾布-阿拉·毛杜迪的一些思考，雖然其有關現代穆斯林的源論述更加複雜。無論怎樣，納德維將其進一步發展，其對歷史學的興趣要遠遠強於毛杜迪，而將其對世界歷史的閱讀也併入了穆斯林社會。
通過納德維之手，這一新賈希利葉的黑暗命題才為阿拉伯伊斯蘭主義者所思考。《伊斯蘭與世界》第二版值得稱道的前言是由埃及伊斯蘭學者賽義德·庫特卜撰寫的，庫特卜以納德維的書為例，說明穆斯林應該怎樣撰寫自己的歷史（庫特卜為納德維撰寫的前言1970，20-21）。庫特卜稱讚納德維運用賈希利葉這一稱呼描述歷史上並不特殊的一個時代（正如早期穆斯林歷史學家和神學家的所為），這一歷史時期中「一種特定的精神和智力特性否認了真主決定人類生活這一基本價值，將其重建於他們偽造的價值和短暫的妙想之上。」對庫特卜和納德維而言，賈希利葉是一種對於早期的野蠻時代和現在的物質至上時代都合適的描述（庫特卜為納德維撰寫的前言，1970，20）。庫特卜將這一稱呼化用到毛杜迪和納德維不曾及的範圍，但是也將其引申含義愈發推廣。折磨著穆斯林的新賈希利葉需要激進的回復，他在其最後一部著作《路標》中進行了論述，其中包括推翻那些宣稱自己是穆斯林的，但是實際上阻礙真正的伊斯蘭秩序建立的統治者。
納德維一生所處的大部分政治環境與庫特卜和毛杜迪不盡相同。不像毛杜迪所處的巴基斯坦，在印度的並沒有履行伊斯蘭規範的公共前景，大多數印度人認同這一觀點並將其寫入了世俗法律。不像埃及或者巴基斯坦歷史中的客觀存在，這個國家不是威權統治而是民主治理。世俗的印度總是承諾並且經常為穆斯林社會和文化提供重要的保護。像後殖民時代的印度大部分穆斯林領袖一樣，納德維對這種最大程度滿足穆斯林興趣的世俗、民主的體系毫不懷疑。但是他看到，世俗的國家主義在穆斯林世界其他地方是一種主要威脅，針對的就是穆斯林長期珍視的對世界穆斯林社團烏瑪（Umma）的歸屬感。二十世紀五十至六十年代，是阿拉伯國家主義的全盛時期。在此期間，納德維不知疲倦地譴責現代的偶像崇拜的形式，稱其為賈希利葉的首要現象，這種現象威脅到穆斯林社會的整體性，將穆斯林彼此隔絕從而共同剝奪了其收復政治活力的願景。其他地區的穆斯林對世俗國家主義的贊同還意味著，印度人通知的印度世俗政權會加倍鼓勵印度穆斯林聽從於「人制定的法律」，其他地區的同道中人業已接受。
與納德維對世俗政權的擔心相伴的是沙烏地阿拉伯嘗試建立了完全瓦哈比（Wahhabi）教派的伊斯蘭普世主義。這首先意味著與「納賽爾主義」的對立。「納賽爾主義」得名於埃及領導人賈馬勒·阿卜杜·納賽爾（卒於1970年）的「阿拉伯社會主義」和泛阿拉伯主義的思想體系，二十世紀六十年代在阿拉伯中東得到發展。而二十世紀八十年代，沙烏地阿拉伯的嘗試也成為伊朗人努力向阿拉伯「輸出」1979年革命的解毒劑。《伊斯蘭與世界》一書的成功可以部分歸因於其中信息的及時性：1982年印刷的100,000冊中，沙烏地阿拉伯的教育部馬上購買了80,000冊（Zaman 1998,72,n.68）。納德維也接受了大量其他的沙特贊助。他是伊斯蘭文學聯盟（Rabitat al-Adab al-Islami）的主席，該聯盟1984年作為沙烏地阿拉伯資助的穆斯林世界聯盟（Rabitat al-『Alam al-Islami）的附屬機構成立；他與一些沙烏地阿拉伯支持的組織過從甚密。像毛杜迪一樣，他也是費薩爾國王獎（King Faysal Prize）的獲得者，這一獎項是沙烏地阿拉伯對伊斯蘭教和伊斯蘭知識的貢獻者提供的最高榮譽。
但是伴隨著對沙烏地阿拉伯的興趣（但是，這妨礙了納德維對一些沙烏地阿拉伯瓦哈比宗教政權的確立[cf. Hartung 2006]），印度的語境保存了對納德維思想和其伊斯蘭普世主義的決定性理解。可以明確的至少有兩點。其一，除了他的其他聯繫，納德維終其一生與塔布里給社團（TablighiJama』at）這一二十世紀成立於印度的皈依運動過從甚密，現在這一社團已經發展到了多個國家（TablighiJama』at，見Masud 2000）。塔布里給社團首先被視為傳教並使人皈依的，因此可以說，在第一個例子中，可以被視作加強了現有的穆斯林的伊斯蘭規範，而不是贏得新的皈依者，但是也並不排除求得新信徒的機會。納德維與塔布里給社團的聯繫就像和其他穆斯林社團和組織一樣，經常給他機會去到歐洲，讓他能夠與西方的穆斯林有直接而私人的接觸。這是庫特卜和毛杜迪從未得到過的機會，也強化了他作為穆斯林導師的地位，這一地位只被尤素福·卡爾達維（Yusuf al-Qaradawi，第九章）所相稱並取代。
第二，自始至終，納德維貢獻了可觀的力量去編纂印度穆斯林對伊斯蘭文明貢獻的文獻。這一工作十分繁重，旨在展示印度穆斯林「真正」的伊斯蘭文化和穆斯林身份：包括與廣義的穆斯林世界的臍帶關係、保存下來的純粹的信仰和紮根於伊斯蘭基礎的文本，成為穆斯林和組成伊斯蘭規範並非以獨特的「印度式」來培養，而是與印度次大陸的其他定居者和諧共生。這一努力還有很多工作需要做，但是，向阿拉伯和其他地區的穆斯林——特別是那些感覺到其對伊斯蘭的義務的履行好似舊日的叛教者的人們——展示了在印度穆斯林作為少數族裔有能力保護自己對伊斯蘭的信仰，那些穆斯林佔主導地位的社會都無法企及。
納德維撰寫了很多紀念印度穆斯林中特殊的改革者的文字，他經常探討伊斯蘭中世紀晚期的穆斯林改革者，特別是其中來自印度次大陸的人們。拋開其歷史學的貢獻，這一觀點——先於《伊斯蘭與世界》一書而出現——指出了一種納德維經常提到的可見的賈希利葉的重要狀態。賈希利葉的結果並非如被人想像的一樣：長期的穆斯林改革者所做的，即與之鬥爭。但是這些改革者繼續的出現意味著賈希利葉的影響已經留存下來。伊斯蘭對於穆斯林生活的影響是如此深遠，即便是在衰退的背景下，穆斯林社團仍然比其他人更具有道德優越感。庫特卜在他撰寫的那部分中對後期的賈希利葉時代提出了更悲觀的觀點；並且得出了與之相鬥爭的更極端的結論。
納德維指出，伊斯蘭主義者之間的不同之處除了體現在如何看待伊斯蘭歷史上，還體現在在歐萊馬（宗教學者）的歷史地位上。正如在第一章提到的，很多伊斯蘭主義者仇視宗教學者。但是如納德維這樣的伊斯蘭主義知識分子也是宗教學者。宗教學者學術文化是他從事重要方面，也是他思想內在的一部分，這使其捲入被視為無果的對伊斯蘭基本文本的學術爭辯之中。但是不像很多其他的伊斯蘭主義者，納德維也指出，這種文化和它的代表，以及他認為領導著反抗穆斯林墮落的改革者是佔主導地位的宗教學者。在納德維和卡爾達維之間在這方面存在著強烈的共性，但另一方面又具有極大的不同；另外，其與庫特卜和毛杜迪也有所不同（卡爾達維讚賞納德維的觀點，見卡爾達維2001b；已經Hartung2006,151-52）。
在納德維和領導伊斯蘭主義的知識分子之間還有其他的不同。他最初和毛杜迪的伊斯蘭聯盟（Jama』at-IIslami），但是很快分道揚鑣。雖然庫特卜的前言自1951年第二版就在《伊斯蘭與世界》中保存了一部分，納德維嚴厲的批評庫特卜和毛杜迪不斷推進的「伊斯蘭的政治處理」。他堅持伊斯蘭教遠遠勝於政治；一個伊斯蘭國家的單一思路使得伊斯蘭的規範和輔助政治目標遭到威脅（納德維1991）。納德維相信，推廣伊斯蘭利益最好的方法是通過在人們之中教誨伊斯蘭規範；這將獲得政治彙報，但是他們的訴求應該永不停止（卡爾達維2001b，121-26轉引納德維觀點）。但是即便是納德維對政治在其特定歷史中是保衛伊斯蘭的決定力量存在懷疑，他希望穆斯林重新維護的世界領導力量也是政治領導，而聖戰應該是將神的律法重新回歸合適位置的一個重要途徑，「目的是摧毀讓人缺乏信仰、使人們捲入在真理和非真理之間選擇的極端危險的精神鬥爭之中的邪惡力量」（納德維1978,93）。
以下為納德維本人的作品：
穆斯林的衰落與復興
開始
一個作家曾經寫道，人類的生活有兩件事無法知曉具體時間。其一與個體有關，另一個則關乎集體生存：第一個是睡眠的到來，另一個則是一個國家的衰退或崩潰。沒有一個人可以確切地說明何時一個人會從清醒進入睡眠，或者某刻國家開始衰落。但是對於伊斯蘭帝國而言，卻有所不同。如果我們不得不在興盛和衰落之間畫一條線，這也是容易的：就是在哈里發拉士迪（KhilafaRashida）和阿拉伯帝國主義出現之間的時期。
哈里發制度最初是一個宗教制度，其政治作用是附屬的。最初的四大哈里發執政期間保留了哈利法制度的精神方向，因為他們領導的哈利法制度被稱為先知穆罕默德留下的活奇蹟。他們理解真理的真正楷模。他們是禁慾者、伊瑪目、傳道者、法官、律法的制定者、國庫的看守者、將軍、管理者和元首。國家的全部權力——宗教上和世俗的權力——被交付於哈里發一人之手，他身邊圍繞著顧問，這些顧問是由培養哈里發的同一個老師教授出來的。哈里發需要和他的顧問會商，而這些先知的小學生的理想普及至米拉（宗教社會）的全部生活，關閉了在宗教和世俗層面之間衝突的可能性。
聖戰和創製
在伊斯蘭教中「神」和「王」沒有明確的分界，穆斯林的哈利法或者伊瑪目制度需要人類品德的多樣化。一位哈里發或者伊瑪目需要具備極高的個人美德，能夠滿足聖戰和創製的需要。聖戰是伊斯蘭教術語，意味著為地球上最崇高的目標最大可能的奮鬥。沒有事情比一位穆斯林通過服從真主的要求而取悅他更崇高。因此，一個長期而不墜的內部鬥爭需要反抗可能聲稱是其精神忠誠的錯誤神性，也要反抗那些可能誘使他遠離善行和虔誠的奇想和誘惑。達到這種鬥爭時，發揮自身作用提升同伴並且在其周邊的世界建立神聖主權就成為他的道德責任。這是一個特權，也是一種必須，因為在無神的環境下個體能力經常無法對神保留忠誠。後一種形式在《古蘭經》中被描述為費特奈，意為災難、背叛、變節、罪惡、誘惑和唆使。
在世界上存在的一切事物——動物、植物或者礦物——都要服從神的神聖主權，服從他的要求。《古蘭經》中曾說：
同時天地萬物，不論自願與否，都歸順他，他們將來只被召歸他。（Al』 Imran 3:83）
你難道不知道嗎？在天上的和在地上的，與日月群星，山嶽樹木，牲畜和許多人，都服從真主，有許多人應當受刑罰。（al-Hajj 22:18）
但是這和人的努力毫無關係。所有的被創造的事物都服從自然不墜的法則。他們在適當的時候，通過既定的出生、成長和衰老等不同狀態。穆斯林被要求為之奮鬥而實施的律法是由先知帶到這個世界上的。只要這個世界一日持續，反抗這一律法的人就不會終止。總有一些力量在與之相對相抗。因此，聖戰是人類生活的無休止的一個方向。它有不同的形式，其中之一就是戰爭，有時被視為最高形式，而其目的是摧毀讓人缺乏信仰、使人們捲入在真理和非真理之間選擇的極端危險的精神鬥爭之中的邪惡力量。《古蘭經》曾說：
你們應當反抗他們。直到迫害消除，而宗教專為真主。（al-Baqarah 2:193）
參加聖戰的那些人的基本要素是不僅傳授伊斯蘭教，而且了解不信仰的方式，所以他們可以有能力理解不信仰的明顯偽裝。歐麥爾曾說：「我很害怕，這些被伊斯蘭教育承認的人對賈希利葉一無所知（非伊斯蘭的文化和哲學），這可能成為一個瓦解伊斯蘭的工具。」但是，並不可能讓每一位穆斯林都對賈希利葉的表現存在個人理解；不過決定並控制伊斯蘭國家事務的人應該在這方面更為警覺。穆斯林領導人也應當建立他們的力量，盡其所能準備與他們的敵人和敵人的信仰進行鬥爭，這是真主的命令，正如《古蘭經》中所言：
你們應當為他們而準備你們所能準備的武力和戰馬，你們藉此威脅真主的敵人和你們的敵人，以及他們以外的別的敵人，你們不認識那些敵人，真主卻認識他們。凡你們為主道而花費的，無論是什麼，都將得享受完全的報酬，你們不會吃虧。（al-Anfal 8:60）
創製意味著隨著生活要求的形式不斷變化的能力。這需要對伊斯蘭精神深入的洞察，和對伊斯蘭教法的基本原則的徹底了解。這也包括使用天性的稟賦，為伊斯蘭而服務，而不是讓其落入不信仰的物質主義者之手，讓其在世界上傳播自大和危害。
伍麥葉朝和阿拔斯朝
不幸的是，這些四大哈里發之後的繼任者嚴重缺乏這些品質。他們沒有道德，也沒有穆斯林領袖應具備的宗教才能。他們沒有能力去削弱他們種族中的沒有宗教信仰的人和習慣。伍麥葉和阿拔斯朝的哈里發中沒有一個人配得上伊斯蘭的水平，除了歐麥爾·本·阿卜杜·阿齊茲（d. AH101）。
君主政體的邪惡
作為結果，很快在伊斯蘭政教合一的統治秩序中出現了教權和政權之間的裂痕。哈里發不了解也沒有興趣了解宗教，而只管理政治和行政事務，不理會宗教責任。當一個宗教問題產生時，他們就去諮詢宗教學者的建議，但是只採納符合他們心意的答案。因此，世俗活動獨立於宗教之外。而宗教學者，除了少數那些屈從於加入帝國政體而獲得世俗利益的人之外，都將自己置身於反對陣營，並持續進行反抗，或者將自己龜縮在宗教機構中，奉獻全部能力進行自我的提高和升華。
而當宗教信仰衰弱時，穆斯林的道德水平也迅速退行。哈里發的不道德態度有所影響，他們完全不是伊斯蘭教的道德楷模（有一些則確實相反），這不可避免地對整個社會的道德結構有著相反的影響。《古蘭經》曾提到「享受權利，避免錯誤」並沒有得到實踐，因為政權並不喜歡這一點，而宗教的警惕性已經完結，非伊斯蘭的勢頭開始影響伊斯蘭的信眾，為他們的信仰製造困難。穆斯林定居下來追求安逸和歡樂。他們變得懶惰而自戀。在這種環境下，期盼他們可以像先知真正的追隨者一般盡自己的義務並且傳遞遺贈給他們的信息就變得不可能了。
伊斯蘭在早期將其信眾的道德墮落歸因於非穆斯林。非穆斯林自然對穆斯林信仰的衰落有影響。他們對伊斯蘭失去了信心。一個歐洲作者曾經正確地寫道，伊斯蘭的衰落始於其代理人失去了真誠的信仰。
哲學上的頭腦遊戲
從自然科學，穆斯林思想家趨向於希臘人的玄學和神學。這事實上僅僅是他們神話學的一部分。希臘人用獨特的方法吸引對其神話體系的學術關注，為其包上哲學的外衣。他們的哲學是純粹的推測。另一方面，《古蘭經》的精神，是反古典的。事實上，在《古蘭經》降世之後傳播知識之後，穆斯林已經沒有深入神學體系爭論存在和神的貢獻的必要。但是他們並不感激，取代為伊斯蘭的世界性擴張鋪路的既定的哲學和物質福利，他們浪費自己的經歷去從事收穫甚微的神話學討論。
宗教革新
異教的信仰和實踐滲透到穆斯林社會之中。穆斯林較其他人固有的優越性從他們的宗教中六十，他們宗教偉大的秘密隨著律法的揭示而喪失。這一律法是由真主所制定的，《古蘭經》中說：「那是精緻萬物的真主的化工，他確是徹知你們的行為的。」（al-Naml 27:88）
如果這一神聖律法被人類的干預所污染，這將終止律法的實施——律法本應是在現世和後世成功的保證。而人類的智力既不會服從它也不會超過它。
復興和修復
但是，宗教的基本價值仍然完整無缺並且躲過劫難。它們絕對地存在，超越了所有的改革、篡改、曲解和懷疑。伊斯蘭教並非無視其信眾的墮落。它時刻警醒、修訂、糾正、告誡著。《古蘭經》和聖訓仍然存在——毫髮無損且未受污染——在懷疑和爭論時去引導和判斷。它們保留了對抗放縱於統治秩序之外的人以及其他非伊斯蘭影響的精神。貫穿整個伊斯蘭歷史的是維護認真的、有決心的、勇敢的人的利益，他們是先知真正的繼任者，面對時間和修正、恢復的挑戰，從聖戰和創製中汲取力量。這兩項原則是伊斯蘭教的源動力，從未在其構造中造成真空。他們在伊斯蘭的主體中作為活的要素始終運行，在狂烈的風暴中始終高擎宗教努力的火把。因此，黑暗從未浸染伊斯蘭世界的全部。
相似的，在其歷史的每一次關鍵拐點，一些強大的活動家被不變的信仰所激勵，與威脅信仰的存在作鬥爭。眾多傑出人物中的兩個永不磨滅的帶領伊斯蘭進行抵抗的精神之光就是努爾丁·贊吉（NuruddinZangi）和薩拉赫·艾尤比（SalahuddinAyyubi）。
十字軍和贊吉王朝
歐洲在吞併東羅馬帝國——包括所有的基督教聖址——之後曾經心懷邪惡地反對伊斯蘭教的追隨者。但是，正如穆斯林曾經堅定地反抗一切進犯，歐洲的基督教國家無法挑戰他們。但是，在十一世紀末期，情況發生變化，強大的十字軍軍隊從歐洲大陸各地集結，攻擊巴勒斯坦和敘利亞的穆斯林國家。十字軍於1099（AH492）年攻陷了耶路撒冷，並佔領了巴勒斯坦的大片區域。斯坦利·雷恩-普雷（Stanley Lane-Poole）在描述他們的進攻時曾說：「十字軍像朽木和新木之間的楔子一樣，一段時間似乎劈開了穆罕默德的帝國。」
在進入耶路撒冷後，基督徒在手無寸鐵的穆斯林身上施加不能用言語表達的殘忍暴虐，一位基督徒歷史學家寫道：「這太可怕了，伴隨著十字軍馬蹄的是大屠殺，歐麥爾的清真寺血流成河。嬰兒的腳被抓著，隨即被甩向牆壁，或者被裹挾進了戰場，而猶太人則全部被活活燒死在猶太教會堂之中。」
基督徒對耶路撒冷的征服是一個有紀念意義的事件。它暴露了腐朽已經在伊斯蘭的土地上發端。除此之外，這也宣告了歐洲在黑暗的中世紀之後的覺醒，隨後就迎來了羅馬帝國的衰落。這場入侵將穆斯林世界全部置於危險境地。基督教的精神在克拉克（Krak）的主人雷金那德（Reginald）開始夢想染指聖城麥加和麥地那之後高度上升。
自此教派分裂後伊斯蘭教歷史上最危急的時刻到來了。但是，在這一時刻從一個不起眼的角落，一顆新星自伊斯蘭的地平線上升起。這就是摩蘇爾的贊吉王朝，其中的兩個成員就是伊馬杜丁·贊吉（ImaduddinZanji）和努爾丁·贊吉（NuruddinZanji），不斷抵抗十字軍的進攻，將其驅逐出耶路撒冷之外的所有巴勒斯坦領土。努爾丁因其執政功績、虔誠、謙遜、公正和戮力聖戰而在伊斯蘭教歷史上享有極高地位。當代編年史學家伊本·艾斯爾·加扎爾（IbnAthir al-Jazar）在談及努爾丁時提到：「我研究過所有前任素丹的生平。我可以說，除了最初的四大哈里發和歐麥爾·本·阿卜杜·阿齊茲之外，沒有一位能在宗教、正義和仁慈上超過他。」
當努爾丁去世後，薩拉丁成為穆斯林抵抗的前鋒。他頻頻征戰，於1187年7月4日（Rabi Ⅱ 14, AH583）在巴勒斯坦的希汀（Hittin）地區給十字軍以重創。基督徒的希望破碎，他們的軍隊失去鬥志，「一位撒拉遜人單槍匹馬抓住三十個基督徒作為俘虜，並且將其用繩子捆在一起。死屍堆積成山，像石頭摞著石頭。在縫隙中橫七豎八地伸出手腳，被砍下的頭在地上翻滾，像西瓜大豐收一樣。」
薩拉丁又一鼓作氣奪回了耶路撒冷。從這座城市落入基督徒之手時穆斯林心中就燃起的熊熊怒火最終被撲滅。薩拉丁素丹的密友噶迪·本·舍達德（QadiIbnShaddad）用如下的文字描述了耶路撒冷奇蹟一般的勝利：
四面八方都在祈禱，四面八方都能聽到「安拉至大」的呼喊。時隔九十年，耶路撒冷重新迎來了主麻日的聚禮。被基督徒放置在穹頂上的十字架被推倒。這是一個神奇的時刻。萬能的主的慈憫和伊斯蘭的勝利隨處得以彰顯。
慷慨大方、寬宏大量和高度的伊斯蘭道德感……這些薩拉丁在他的勝利中所展現出來的品質得到了歷史學家的廣泛讚譽。斯坦利·雷恩·普雷曾說：「如果奪回耶路撒冷是薩拉丁為人所知的唯一事實，這也使他在其所處的時代成為最大的騎士風度和強大的征服之心的代名詞。」
歐洲為自己的潰敗所憤怒。絕望之中，歐洲諸國集結的十字軍聚集在敘利亞，新一輪苦戰在基督徒和穆斯林之間爆發。薩拉丁又一次漂亮地抵抗了基督徒憤怒的風暴。在為期五年的殘酷戰鬥後，雙方於1192年在萊姆拉（Ramla）協議停戰。穆斯林控制著耶路撒冷和所有其他攻佔的要塞城鎮，而基督徒僅僅控制幾英畝的土地。因此最終，薩拉丁的任務，或者說真主賦予他的使命得以完成。雷恩·普雷寫道：
聖戰已經結束；五年的抗爭停止了。在1187年7月希汀的偉大勝利之前，約旦以西的巴勒斯坦沒有一寸土地在穆斯林手中。在1192年9月的萊姆拉和平行軍後，除了從泰爾（Tyre）到賈法（Jaffa）的一小塊狹長的沿海地帶以外，整片土地又回到了他們手中。薩拉丁沒有任何理由為這個協定感到羞愧。
薩拉丁是一個有著卓越才幹和能力的偉人。他的組織和領導能力是驚人的。在幾百年後，他終於又將各國各部落的穆斯林團結在聖戰的大旗之下，使他們以伊斯蘭的名義忘記宿仇和猜忌：
在第三次十字軍東征是基督徒集結的全部力量並沒有動搖到薩拉丁的力量。他的士兵可能再一年又一年殘酷而危險的服役中死去，但是他們從未拒絕他的召喚，為了他的使命而捐軀……
庫爾德人、土耳其人、阿拉伯人和埃及人，他們都是穆罕默德的追隨者和薩拉丁召喚時的僕從。雖然種族不同，他們的國家之間相互猜忌、各個部落都有自己的驕傲，但薩拉丁將他們合而為一——這過程並非易事，但卻一而再再而三的形成浪潮。
薩拉丁之死
薩拉丁，這位伊斯蘭教忠誠的兒子於1193年3月4日（Safar27, AH598）去世。他的大公無私、為理想而奮鬥的精神將穆斯林從西方人長期的暴虐統治中解放出來。但是基督徒從這場戰爭中獲益匪淺，他們隨時準備進行新一場侵略。他們在十九世紀又捲土重來。但是，此時的穆斯林柔弱不堪，任由西方人踐踏自己的土地。他們之中也有人開始反抗，但不幸的是，他們再也沒有一個具有鋼鐵般意志、無限的熱情和對薩拉丁有永不退縮的忠誠的領導人物。
穆斯林仍然是抵禦無知的屏障
即便穆斯林出現全面的衰落，他們仍然比其他人接近先知之路。因為這個原因，無論他們之前的能力和威望是否遺失，他們仍然可以抵禦無知。他們仍然是世界的一股重要力量，獲得了由遠及近的尊重。但是，從內部而言，他們仍然持續不斷地衰落著。這一事實無法長期對外部世界隱瞞。當他們受到了一波又一波野蠻國度和敵對力量的攻擊後，他們的能力最終在十三世紀中期破碎，而伊斯蘭的土地又一次落入了他們敵人的手中。
韃靼人對穆斯林世界的侵略
穆斯林世界在韃靼人入侵後遭受了巨大的挫敗。知識的進步被阻止，穆斯林社會瀰漫著對伊斯蘭教未來的悲觀主義的情緒。有鑒於此，宗教學者和穆斯林知識分子關閉了創製的大門。他們停滯不前，固執地相信為保護伊斯蘭的安全需要保持現狀。
極端不幸的是世界的統治權已經被野蠻人奪走。雖然韃靼人的皈依使得穆斯林可以生活的相對平靜，並保持伊斯蘭教作為帝國國教的地位，但韃靼人缺乏伊斯蘭伊瑪目（領導）的品質。在他們之中發展這些品質花費了很長時間，而伊斯蘭世界就在這樣的環境下垂垂等待。而穆斯林亟需的是一個為他們提供新生活的有能力的國家，他們領導的功能應該是奉獻自己激勵人民。
奧斯曼土耳其的出現
在經過一段較短的時期後的十五世紀（AH9世紀），奧斯曼土耳其在歷史舞台上首次出現。1455年（AH853），當他們年僅24歲的素丹「征服者穆罕默德」攻佔在此之前一直作為東羅馬帝國首都的君士坦丁堡後，他們得到了世界的關注。這次勝利將穆斯林帶入了新的八百年，雖然一再嘗試，但整個穆斯林世界和其精神的復興仍然受到了威脅。穆斯林感到他們可以將他們的希望寄托在奧斯曼土耳其身上，將其視為穆斯林復興的潛在領導；他們被新任為伊斯蘭世界的領導力量。他們有對前途充分的忍耐力，其能力已經在理想付諸行動時得到了充分的證明。拜倫·卡拉·得·瓦克斯（Baron Carra de Vaux）曾說：
「征服者穆罕默德」的勝利既不是運氣的禮物也不是東羅馬帝國衰落的結果。素丹已經為此準備了很長時間。他利用了一切當時存在的科學知識。加農炮已經被發明出來，而他決定用最大的加農炮裝配自己的軍隊。因此，他需要匈牙利工程師的幫助，這些匈牙利工程師製造出了可以向一英里遠的地區發射重達300公斤火球的加農炮。據說這口加農炮需要700個人同時移動，歷時兩個小時才能裝好。穆罕默德集結了三十萬士兵和大型火炮向君士坦丁堡集結。他的艦隊從海上將這座城市包圍，這支艦隊由120艘戰艦組成。具有獨創性的是素丹決心調遣部分艦隊登陸。他派出七十艘船隻從賈西姆帕夏（Qasim Pasha）方向入海，（為了光滑）這些船隻的木質甲板上都塗上了脂肪。
素丹將恐懼刻入了歐洲人心中，當他去世時，教皇下令所有基督徒舉行為期三天的感恩活動。
奧斯曼土耳其的優點
奧斯曼土耳其有很多顯著的優點，這註定了他們成為穆斯林世界的領導：
1、他們精力充沛、雄心勃勃、富有進取精神，並且有維護這種熱情的決心。他們曾經是游牧的，所以並不懶惰，也沒有毀掉東方穆斯林的驕奢淫逸的生活習慣。
2、他們具有極強的軍事能力，可以作伊斯蘭精神和世俗雙重生活的護衛，為穆斯林世紀抵禦敵人的攻擊。他們的統治橫跨三個大陸：歐洲、亞洲和非洲。從伊朗到摩洛哥，廣袤的穆斯林世界均在他們的控制之中。他們曾使亞洲的小部落屈服，也一直攻陷到維也納的城牆腳下。他們是地中海的主人。彼得大帝（Peter the Great）的一位密友從君士坦丁堡寄給他一封信，信中提到奧斯曼素丹將黑海視作不允許外國人進入的私人湖泊。土耳其海軍如此強大，其中裝備了歐洲的無法比擬海事力量。1547年（AH945），羅馬、威尼斯、西班牙、葡萄牙和馬爾他的聯合海軍遭到重創。在蘇萊曼大帝（Sulaiman the Great）統治期間，奧斯曼帝國控制了超過四十萬平方英里的地方——從北方的薩瓦河到南方的尼羅河河口，從東方的高加索到西方的阿特拉斯山。除了羅馬之外，每一座古代世界重要的城市都囊括其中。奧斯曼的艦隊由3,000艘船隻組成。很多基督教君主對奧斯曼素丹十分狂熱，甚至教堂的鐘聲都靜止以示對他的尊重。
3、奧斯曼佔據了在世界地圖上具有極端戰略重要性的地區。其首都伊斯坦布爾（君士坦丁堡）在地理和戰略位置上都具有無可匹敵的優勢。它佔據了歐亞交匯處，在這裡奧斯曼可以控制舊世界所有的三個大陸。拿破崙在其晚年曾說，如果一個世界政府被建立，君士坦丁堡是一個理想的首都。
奧斯曼土耳其是在歐洲建立的，這一事實對不久的將來具有重要意義，這也是新生活的開端。他們具有取代基督教歐洲預示新紀元到來並領導世界邁向更光明前景的光榮機會，這一前景是由伊斯蘭教在歐洲將世界引入劫數之前制定的。
奧斯曼土耳其的衰落
但對奧斯曼土耳其自身和整個伊斯蘭世界而言不幸的是，土耳其人屈服於舒適而奢侈的世俗生活。他們的道德衰落，統治者愈發殘暴。內部的紛爭和不和開始，地方大員和軍隊領導腐化而不忠。
奧斯曼土耳其最大的錯誤是他們任由自己的思維停滯不前。在戰爭和軍事組織的層面上，他們完全忽視了此前指引他們奮力鬥爭、將恐懼刻入敵人心中的神聖命令。滿滿的他們允許自己非凡的戰爭機器腐化墮落。
再一次，先知的聖訓「智慧是穆斯林遺失的財富——他在哪裡找到就是他的」對他們失去了作用。身處歐洲的敵對國家之中，這些國家希望土耳其永遠的停留在艾麥爾·本·阿斯（Amribn al-As）向埃及人提供明智建議之前：「不要忘記你們永遠生活在危險之中。你們佔據了重要的位置，因此，永遠保持警惕。你們被覬覦著你們和你們生活的國度的敵人所包圍。」但是奧斯曼土耳其人開始自大自滿。當歐洲國家快速發展時，土耳其人還停留在原地。
正如著名的土耳其學者哈立德·艾迪卜（Halide Edib）在其《東西方在土耳其的鬥爭》一書中所言：「在世界學術停滯不前的時刻，穆斯林宗教體系盡了自己一份職責，蘇萊曼尼（Sulemanieh）和法提哈學校（FatihMedressehs）是學習和當時『科技』的中心。但是當西方打破了學術的枷鎖創立了新的研究和科技之後，其影響改變了世界的面貌，穆斯林宗教體系在教育的功效上徹底失敗。宗教學者宣傳的知識與十三世紀毫無變化，這一對智慧的態度貫徹於他們的教育體系之中，一直持續到此後的數個世紀。」
知識的貧瘠和教育體系的無效不是土耳其人生活中獨有的，而是存在於整個穆斯林世界。普遍來講，穆斯林的成長環境是智力和宗教上的了無生氣。如果我們不從環境的角度看，隨著暮氣漸濃的十四世紀前行，十五世紀則是伊斯蘭追隨者中真正的知識分子迴光返照的時刻。在這一個世紀，伊本·赫勒敦寫出了《緒論》。在十六世紀，思維怠惰、盲從迂腐、盲目效仿之風盛行。在此後的四個世紀中甚至再也找不出一個宗教學者，平心而論可以稱為天才，或者可以做出超越此前幾個世紀的令人尊敬的智慧活動。只有一些較低層次的知識分子——順便提及，他們都來自印度。其中一名有卓越人格魅力的是謝赫·艾哈邁德·斯信德·穆賈迪迪·艾爾法·薩尼（Shaikh Ahmed SirhindiMujaddid Alf Thani，17世紀），他給這個穆斯林世界留下了深刻印象。他的《書信》對伊斯蘭宗教思想具有極高價值。
另一個傑出人物是謝赫·瓦利尤拉·達赫拉維（Shah WaliyyullahDehlawi，18世紀）。他的Hujjaullah-i』l-Balighah，Izalat-ul-Khifa』，《巨大的財富》al-Fauz-ul-Kabir和al-Insaf是在這一特殊領域比較獨特的工作。第三個傑出人物是他的兒子，謝赫·拉菲武丁·達赫拉維，他在十九世紀撰寫了Takmil-ul-Adhahan和Asrar-ul-Mahabbat。另一個偉大的人是謝赫·伊斯馬儀·夏希德，他的Mansab-i-Imamat和Abaqat的作品直到今天都具有很高的價值。相似的是，Farangi Mahal的宗教學校和東部地區的一些教育中心，其教育和學術水平值得稱道，並且做出了很多在當時提高自己教育水平的措施。但是他們的才能被宗教學術所限制，唯一一個例外的就是謝赫·瓦利尤拉·達赫拉維，他從種族、政治、經濟、神秘論、歷史和社會學的角度撰寫了相關作品。
對傳統過多的保守主義和奴性也影響到了詩歌和文學及其新鮮度。其語言過度修飾。即便是私人信函、官方通告、備忘錄和皇室法令也沒能避免矯飾的缺陷。宗教學校和其他教學機構都收到了這種情結的影響，這使得文學和思想一同墮落。經典漸漸淡出了視野，它們的位置被古代大師級闡釋者缺乏基本思考的盲目模仿者所取代。早期學者寫作的文本被註解和評論取代，在編輯的過程中作者看重經濟效益，將其簡略為最基本的注釋。
土耳其以東的同代人
與奧斯曼土耳其帝國處於同一時期的東方穆斯林帝國主要有兩個，其一是印度的莫卧爾（Moghul）帝國。莫卧爾1526年由巴布爾（Babur）建國，國運昌盛，產生了一代又一代英明神武的君主。他們中的最後一位是奧朗宰博（Aurangzeb），他憑藉著個人性格的純潔、對宗教的熱情和大面積的征戰。他的統治幾乎持續了半個世紀。在他十八世紀前半期去世之後，莫卧爾王朝開始衰落。其繼任者軟弱無能，完全不值一提。與此同時，這個時代歐洲崛起。即便不提伊斯蘭世界對抗的西方惡意，莫卧爾帝國也不能將自己從衰落而被任西方宰割的泥淖中解救出來。莫卧爾帝國因為自身的軟弱無能，成為英國持續繁榮和為穆斯林世界所奴役的墊腳石。
另一個帝國是伊朗的薩法維（Safavid）帝國。在其早期，這是一個十分開明而進取的國度，但是因為誇張的什葉色彩和與土耳其人愚蠢的鬥爭削弱了其力量，致使其式微。
這兩個帝國都完全獨立於外部世界。他們與時代失去接觸，對發生在他們周圍的變化閉塞視聽。歐洲似乎遙不可及，而周邊的穆斯林國家的發展也激不起他們的任何興趣。
個體的努力
在整個歷史發展過程中，伊斯蘭教在周邊事情妨害到自身之時都有維護自己的能力。在穆斯林世界廣袤的土地上，一批有能力有遠見的偉人試圖逆轉歷史的進程。在印度，「獅心」提普（Tipu）素丹在從外國人手中贏回自己土地這件事上做出了偉大嘗試。隨後不久，賽義德·艾哈邁德·夏希德夢想追隨哈里發拉希德建立一個延伸到布哈拉（Bughara）的國度。他鼓勵上千名信徒、高尚的傳教者和鬥士通過自己的宗教熱情、虔誠和無私，來複活伊斯蘭教創教第一個世紀的記憶。但是集體的墮落愈發嚴重，個體的努力無法追趕上衰退的進程。
歐洲的科學和工業進步
與此同時，歐洲正在經歷科學和工業的巨大進步。歐洲人征服了事物的隱藏力量，揭露了自然新的秘密，發現了「未知的」土地。在十六世紀和十七世紀之間，歐洲人中在各個創造性活動領域湧現了大量的傑出人物。科學家包括（Copernicus）、布魯諾（Bruno）、伽利略（Galileo）、開普勒（Kepler）和牛頓（Newton），他們在物理學領域進行了革命，而哥倫布（Columbus）、達·伽馬（Vasco da Gama）和麥哲倫（Magellan）發現了新的世界和海陸上其他世界。
人類的命運重新掌握在西方手中，世界以驚人的速度變化著。一時一刻的落伍就是長期的落後。穆斯林忽視了不止一時一刻，而是長達幾個世紀，而此時歐洲人的國度已經明白了時間的價值，在幾年中彌補了數個世紀的差距。
土耳其人在工業領域是如此的落後，以至於造船業直到十六世紀還沒有興起。出版業、健康服務和軍事學校在十七世紀才被引入土耳其。直到十八世紀末，當一個氣球在大庭廣眾之下飛過君士坦丁堡上空時，土耳其人還認為這是魔法詭計。
土耳其帝國遠遠落後於時代，那些封建宗主國下屬的穆斯林國度又面臨怎樣的困境？它們境內幾乎沒有任何的工業存在。一位法國旅行者沃尼（Volney）在十八世紀曾在埃及旅行，又在敘利亞居住了四年。他曾寫道「這個國家（敘利亞）在工業領域是如此的落後，以至於如果你的手錶在那裡壞了，你必須去找外國人進行修理。」
在全盛時期，土耳其人的軍事能力在世界上鮮有敵手。但是現在，即便是在這一地區，歐洲人也超過了他們。在1774年，奧斯曼土耳其遭受了歐洲給予的重創。這一打擊的影響一定程度上幫助土耳其人睜開雙眼面對他們現狀的醜惡現實，他們開始進行一些努力改善現狀。軍事重組借重於外國進口。但是，真正的國家重構是由素丹賽里木三世（SalimⅢ）進行的，他在皇宮之外長大。他開設了新型學校，包括他在其中授課的工程學院。他的新型軍隊的核心是「新秩序」，他還引入了政治改革。但是土耳其還是面臨停滯不前，因為在新進展還未穩固時，舊軍隊叛變反對素丹，他被刺殺。在他之後，馬哈茂德二世（Mahmud Ⅱ）和他的繼任者阿卜杜·馬吉德一世（『Abdul MajidⅠ）也投身於國家建構的任務中，而國家在他們的統治下也確實取得了一些進步。
但是這些重構的小規模嘗試比起歐洲的大踏步前進則微不足道。十八世紀和十九世紀，命運最終降臨到摩洛哥、阿爾及爾、埃及、印度、Turkestan和其他地區，而這一切早在十六和十七世紀就已經被預料到了。
西方統治下人類真正的損失
我們不會談及自西方崛起以來東方國家嚴重匱乏的物質資料。我們將要論述的是人類整體上的道德和精神上的缺失。在這一令人遺憾的歷史發展中，最大的輸家就是伊斯蘭教的追隨者。他們的生活哲學與西方人的觀點和生活截然不同。因此，伴隨著新的野蠻主義的主導，他們承受了最多的損失。
精神感覺的缺失
東方人的性格總是趨向於精神性。自從有了時間，成千上萬的問題就湧入了東方人的腦海中。世界的盡頭是什麼？死後有沒有後世？如何尋找後世的嚮導？永恆幸福的秘密又是什麼？東方人從未停止對這些問題的記錄，即便是在大量吸收了世俗主義的需要和追求之後。東方人在其一生中將這些問題視為首要的。在他在知識和文化上不斷努力的時候，他也在持續尋找這些問題的解決答案。他的禁欲主義、他的哲學、他的玄學、他的神秘主義都指向這裡。有時這些疑問將他引入歧途。有些時候他錯誤頻出、跌跌撞撞。但是他從不放棄傾聽靈魂的聲音。
這些與精神相關的問題在文藝復興之前的歐洲逐漸時興，但是這一文明固有的性格漸漸顯露，西方在對物質主義成就的膜拜中迷失，對精神世界日漸漠視。如果有人仍然在傾聽內心，這也只是一個玄學的問題。他們不將這些運用到現實生活。這些在東方人生活中延續了上千年的問題西方人並無感覺。這並不是因為西方的靈魂已經被神聖的真理所啟迪，或者和平已經深入他們的心靈。西方人創造的環境與永恆和無限沒有關係，他們將人屏蔽於世界的本真之外，讓他忘記了真正的自我。
唯一可以治癒這個世界現有痼疾的就是它的領導權必須從崇拜物質主義的人的手中交還給崇拜唯一神靈的人們。
信仰的復興
為了實現這個目標，伊斯蘭世界將必須重新審視自己的精神之根。這會重新引導他們回歸伊斯蘭。這裡當然不需要一個新的宗教、一個新的經典法律或者新的道德教育體系。伊斯蘭教就像太陽，是永遠不墮的。先知穆罕默德的使命被無限的時間所賦予。真主沒有任何一個其他的使者現在抬高。他的宗教是永恆的，他的教誨是不朽的。但是穆斯林確實需要信仰上的復興。一個人如果持有動搖的信仰就無法面對新的危險、迎接新的挑戰。危房無法承受迎接洪流。一個人若是要尋求支持就必須生存、激情洋溢並堅定信仰。如果伊斯蘭世界渴望加入人類社會的新生活，給予人類社會勇氣去抵抗、改變物質主義的洪流和宗教上的無信仰，首先需要的是加強伊斯蘭生活的熱情。
穆斯林要從內部提升自己。他們不能憑藉著文化、習俗和社會概念的空殼去無謂地抵擋西方無神論的屠戮，因為這些關係到最基本的「人」。穆斯林只能通過內部力量施展自己的能力，因為西方已經對此日漸擔心。
穆斯林力量的秘密依仗於神聖補償和後世信仰。如果穆斯林世界建立了同樣的世界性的觀點，像西方一樣被同樣的物質慾望的網路所俘虜，那麼隨後因其物質知識和力量，它會同樣具有優越性。
歷史告訴我們，穆斯林在內部力量的價值出現分化時，精神活力開始乾涸。隨之而來的是時代對信仰強化的要求，穆斯林試圖抬升信仰的力量，但是他們沮喪的發現其精神世界已經變成一片荒漠。他們試圖忽視這一點，但者帶來了更大的傷害，他們做出瘋狂的努力，但卻都是無用的。
在這一時期也發生了一些事件，伊斯蘭的榮譽被當作了賭注，整個穆斯林世界燃氣憤怒的火焰，穆斯林世界從每個角落快速維護他們的神聖權利，但是這似乎無法激起一絲波瀾。在平靜的表面下是一潭死水。
今天，穆斯林領導人和思想家的主要任務是點燃穆斯林心中的信仰的火焰。他們應該像早期的伊斯蘭教傳教者一樣，與此同時還要防止當今時代無孔不入的介入。
《古蘭經》和聖訓仍然能夠振興伊斯蘭世界枯萎的脈搏。他們的研究和影響仍然能將人拖出無知的堡壘。他們有一種上升的品質，可以喚醒沉睡許久的人們進入新的生活。在他們的激勵下，在信仰和無信仰、誠信和背信棄義、心靈和智慧之間的偉大鬥爭將會再次展開。世界將再次因為精神和物質舒適之間的鬥爭而覺醒——這場鬥爭是所有的先知們共同發動的。在每一位穆斯林家中，善良的人將完全遵從《古蘭經》中的如下描述：
他們是幾個青年，他們信仰他們的主，而我給他們增加正道。我曾使他們的心堅忍。當時，他們站起來說：「我們的主，是天地的主，我們絕不舍他而祈禱任何神明，否則，我們必定說出不僅情理的話。」（al-Kahf 18:13-14）
這個世界將會再次見證宗教熱忱和犧牲精神的樣本。信仰的微風將再次親吻地球，一個與我們已知世界相迥異的新世界將再次來臨。
今天，穆斯林社會是一個自滿和妥協的受害者。冒險來自於世界的各個方面，時代不斷變化，不知何時終止。
打破信仰社會的自滿是一個可怕而又不得不開啟的任務，而一切的前提是說服人們為了人類的福利而犧牲個人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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