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誰引發了一場席捲帝國的大叛亂？

首發公眾號： 天涯何處是神州

唐朝，是文治武功都極為強大的王朝 ，到了唐玄宗李隆基的開元年間更是進入了鼎盛。但在唐玄宗晚年，卻爆發了安史之亂，從此唐朝由盛轉衰，藩鎮割據、宦官專權這兩大內患，吐蕃、回鶻兩大外敵一直深刻影響著唐朝皇室，直到滅亡。繼唐而起的中原王朝一蹶不振，疆域被嚴格限縮在了中原一帶，河西走廊、西域先後丟失，後世五代十國、北宋無力收復燕雲十六州、金滅北宋……都與安史之亂後造成的藩鎮割據尾大不掉有極大的關聯。

後世在總結唐朝衰亡的原因時，總是在論證什麼歷史的必然性，比如列舉種種社會矛盾，試圖以此論證，唐朝爆發安史之亂時歷史的必然。其實這純粹是扯淡，歷史是充滿偶然的，往往一個人、處於關鍵位置的一個人的偶然之舉就會推動歷史的轉折與發展。

早年英武睿智的天才君王李隆基將天下半數精兵交於胡人安祿山之手，卻絲毫不加以約束，反而不斷拔擢，到最後，安祿山一人身兼平盧、范陽、河東三鎮節度使，擁兵20餘萬，而天寶年間各邊鎮兵力之和也不過是50萬左右。在歷史上，但凡在邊境統御重兵的將領，君上必然會採取相應的手段制衡監督以維護皇權。但是，安祿山卻是個例外，其權勢不斷增加，恩寵不斷，實力也在一天天的壯大，但朝廷卻似乎對此完全無感，唐玄宗本人更是毫無警惕意識。其結果就是安史亂軍席捲中原，如入無人之境，兩京不守、叛軍兵鋒直叩潼關，天子倉皇逃亡蜀地。

陳寅恪先生在《唐代政治史述論稿》中提出了河北地區在唐玄宗時快速胡化的觀點，認為作為傳統漢文化區的河北道被胡人「胡化」是關鍵因素。誠然，如晚唐詩人司空圖在《河湟有感》一詩中寫到的那樣：

一自蕭關起戰塵，河湟隔斷異鄉春。

漢兒盡作胡兒語，卻向城頭罵漢人。

《河湟有感》此詩雖然是描寫被吐蕃佔領的河西、隴右之地的唐人被吐蕃人「胡化」，以吐蕃語替代母語漢語，華夏族的觀念極度淡漠，反而以唐人為仇，用吐蕃語來罵人的景象。但卻與快速「胡化」的河北地區一般無二。但我們要明白的是，河西、隴右之地被吐蕃佔領，尚且能出一個驅逐吐蕃、光復河西的張議潮，更遑論，仍屬唐帝國治下、仍然是傳統農耕文明社會的河北地區了。河北胡化只是一個影響因素，但絕對不是在唐玄宗年間快速完成的，這種移風易俗需要較長時間的歷史演變過程。

除了河北胡化給了安祿山憑藉河北道之地造反的社會基礎之外，唐玄宗本人的識人不明、偏聽偏信，更是主要因素。唐玄宗執政早期的英明神武，與晚期令人不可思議的昏招不斷形成了鮮明對比。也就是說，在論證安史之亂爆發是歷史周期中的必然性的時候，我們必須承認的是，歷史同樣也有偶然性。唐玄宗晚年的昏聵無度是造成安史之亂的最主要因素，也就是說，安史之亂同樣也是一場人為的重大政治錯誤。

唐初軍制是外輕內重，各地將官所統帥的兵力難以與重兵駐防關中的唐朝中央政府對抗，此舉有效避免了地方將官統兵過多，尾大不掉的情況出現。

但這一情況在唐玄宗時開始有了明顯改變。

首先，府兵制的基礎——均田制自高宗、午後以來逐漸瓦解，府兵制難以為繼；而唐太宗駕崩後，唐朝的軍事戰略逐漸由進攻轉向防禦。

為了防備突騎施、黠戛斯、吐蕃、突厥、大食人的襲擾，安西四鎮、河東、河套、隴右、遼東開始增派駐軍、構築防禦工事，到開元十年駐守邊疆的軍隊已經高達60萬。起初，邊防駐軍的後勤保障主要依靠中央政府，但中央政府的財力卻愈發難以為繼。在這種情況下，唐政府不得不把防區的財政權力轉給各防區的常備軍將領。

虛內實外，內輕外重，這已經是取禍之道。在這種情況下，唐開元十年，唐玄宗開始大規模設置節度使，許其率兵鎮守邊地，軍力日漸強大，漸有凌駕中央之勢。而直接歸邊鎮控制的兵力就超過50萬。

唐玄宗執政後期，愈發怠政，加上李林甫、楊國忠先後攬權、一手遮天，就更造成唐玄宗偏聽偏信，不能清醒認識到問題。

李林甫擔心儒臣因籌劃方略而得戰功，又得高位，因而想杜絕這一條陞官接近皇帝的路，好鞏固自己的權勢，於是勸說唐玄宗：「以陛下的雄才大略，國家富強，而夷狄還有沒被剿滅的原因，都是因為文官為將，他們不敢冒矢石身先士卒。不如任用蕃將，他們生的雄健，哺養在馬背上，成長在行陣中，天性驍勇。如果陛下能感化他們而任用之，他們定能效死，夷狄就不愁不能剿滅了。」

唐玄宗同意他的說法，因而讓安思順代替李林甫統領節度，提拔安祿山、高仙芝、哥舒翰等專為大將。林甫看中了這些人都不是漢人，沒有入朝當宰相的資格，因此之故安祿山能專控三個道的精銳部隊，十四年不遷動。唐玄宗信任李林甫的策略，不懷疑。

李林甫出了個餿主意，唐玄宗就聽了，這才是最令人瞠目結舌的。漢人不可信，難道蕃人就可信？難道唐唐帝國已經是無人可用了？非要用胡兵胡將？威震漠北、身兼河西、隴右、朔方、河東四針節度使的名將王忠嗣為什麼不用？反而因為李林甫的讒言將其貶謫，一代名將鬱鬱而終。唐玄宗的曾祖父——太宗李世民在討論滅亡EAST突厥後，討論如何安置歸降的突厥舊部時，就表現得非常聖母，直到在被突厥降將、頡利可汗之弟中郎將阿史那結社暗中集結部下襲擊御營之後才明白過來，當初堅決反對將歸降突厥部族內遷的魏徵才是深謀遠慮。唐太宗對身邊的侍臣說：中國百姓，實天下之根本，四夷之人，乃同枝葉，擾其根本以厚枝葉，而求久安，未之有也。初，不納魏徵言，遂覺勞費日甚，幾失久安之道。《貞觀政要?卷九 論安邊》

唐太宗當初「聖母心」發作犯的錯誤，作為曾孫的唐玄宗根本沒有吸取。

當舉世皆曰祿山必反，唐玄宗卻志得意滿，將天下半數精兵交與胡人安祿山，卻仍然自信操控力、眼力過人，不信安祿山會造反，結果胡人安祿山還真就造反了。當時，天下半數精兵握於一人之手，不管是其他節度使，還是唐朝朝廷都無力制衡，這時候，安祿山反叛或者不反叛取決於什麼？這完全取決於安祿山本人的道德約束，而道德的約束力量畢竟是有限的。但很明顯，安祿山和同樣作為胡人出身的唐朝名將高仙芝、哥舒翰不同，他毫無半點忠君報國的思想覺悟。

居安思危、未雨綢繆，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無。「物必先腐，而後蟲生」，假如不是唐玄宗偏聽偏信，讓安祿山一人身兼三鎮節度使，手握天下半數精兵，又怎麼會有安史之亂的爆發？與其一開始就綏靖，讓禍患延緩爆發，還不如刮骨療毒，從一開始就著手解決事關國家政權顛覆性的知名隱患，防患於未然，方是上策。老祖宗傳下來的「華夷之辨」，在今日，仍然並不過時。

當權力結構失衡，如安祿山之流開始尾大不掉，唐玄宗為首的唐朝上層卻仍然醉生夢死，不想著削弱藩鎮以扭轉危局，反而作視其一天天的壯大，直到把唐帝國帶入萬劫不復的深淵中。安史之亂影響深遠，讓中原王朝從此一蹶不振，直到朱元璋建立明帝國，才重新樹立了我華夏民族的榮光。

筆者最後要說的是：對於一個文明來說，生存是文明的第一要義，一個民族要生存、要發展，靠的不是宣揚什麼博愛、和諧的聖母思想，靠的是文明的不斷擴張，其中的重要根基就是族群規模。沒有了人，就什麼都沒有了。就像歐洲，你能說那些不斷湧入歐洲、攻城略地的中東MSL難民們能代表歐洲文明？能代表西方文明？

凡是一再鼓吹多元，而完全忽視一體，否定發源民族與文明自身之間的一一對應的緊密聯繫的國家，最終都難逃滅亡的慘劇。

羅馬帝國接納蠻人，結果西羅馬帝國被蠻人快速滅亡；

西晉安置內遷胡人，結果導致五胡亂華、衣冠南渡，戰火燃遍中原漢地；

蒙古人締造的伊兒汗國為了維護統治，伊兒汗國大汗為首的蒙古貴族帶頭改宗伊斯蘭教，卻仍然最終被推翻；

……

筆者不知何時看到一句話寫的非常好：若人無反叛之意，則永無反叛之時；若反叛之意已起，則反叛終將到來！

以史為鑒，可以知興替。歷史上上演過的一幕幕告訴我們，文明與文明之間最主要的關係仍然是物競天擇的叢林法則，而不是什麼無原則的博愛、和諧一類的白左幼稚病。人家時時刻刻想得都是鳩佔鵲巢、取而代之，你卻想著與入侵者和平共處，想著花錢消災、得過且過。持這種想法的個人或者國家從無好下場，歷史長河中從無例外者。某些蠢貨，最愚蠢的就是總是以為自己可以打破歷史規律、創造歷史，這豈非空洞虛假已極？

但是可惜的是，人們從歷史中得出的唯一經驗就是後人總是不會吸取前人的教訓，因此才會有那些歷史上熟悉的戲碼一次又一次重新上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