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知道周恩來臨終前為鄧小平做的最後一件嗎？

小平和總理的關係，從中國現代史上找，有多少人能夠這樣密切？這麼長的時間？他們的性格、作風都不同，但又那麼心心相印幾十年，半個世紀多，生死與共，風雨同舟。都說人生難得有知己，小平和總理才真正是知己。在總理生命的最後時刻，他還在為小平出來工作操心。

據周恩來衛士高振普回憶，大約在1975年8月份的一天，周恩來的病勢已很沉重，他知道自己已治療無望，而在「四人幫」的嚴重干擾破壞下，國事日非。鄧小平雖已出來工作，但不斷遭到江青等人的造謠中傷，隨時面臨保不住職務的危險，而且他的位置排得也比較靠後，周恩來清楚地認識到鄧小平的治國才能和人品學識，是繼毛澤東之後共和國的中流砥柱。那天，周恩來頭腦比較清醒。他不顧病痛，突然要求病房內的醫生、護士全部退到病房外。這是他住院期間僅有的一次。

　　病房裡只剩下鄧穎超和高振普之後，周恩來要高振普拿來紙筆，讓他寫東西。高振普幫助他做好一切，並幫他坐穩後，也轉身要退出去，但被周恩來阻止了。事實上，周恩來當時長坐已很困難，必須有人扶著他。這時，周恩來用左手托著放好紙的木板，用右手顫抖著寫字。鄧穎超見狀，便對他說：「你口述，我代你寫。」周恩來頭也不抬地回答說：「不用了，還是我親自寫。」

　 高振普看見周恩來是在向毛澤東寫信，提議由鄧小平代替自己擔任的國家和黨內的職務。高振普回憶說，周總理在信中雖沒有寫上要鄧小平同志任黨內「第一副主席」和「國務院第一副總理」，但明眼人一看就知，是要把小平同志提拔到「二把手」——接班人的位置。這是周恩來在生命的最後階段，拼盡全力舉薦鄧小平的最後一搏。周恩來的這封信寫好後交給了鄧穎超，由她轉交中央，並向鄧小平通報了信的內容。

　　鄧小平再度出山後，擔任了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軍委副主席、國務院副總理併兼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參謀長的職務。將鄧小平安排到這種位置上，顯然是毛澤東考慮到他的百年之後。但是，這種安排卻急壞了「四人幫」。「四人幫」自然不甘心快到手的果子被他人摘去。他們先後製造了「風慶輪事件」、「蝸牛事件」等等，千方百計要將鄧小平再一次扳倒。然而，由於毛澤東對「四人幫」保持足夠的警惕，特別是對江青的一些做法更是從恨鐵不成鋼到直接的不滿意，所以儘管「四人幫」對鄧小平一再告狀，他都置之不理，並且嚴厲地警告他們不要搞成四人小宗派，結成「四人幫」。但是，江青一夥並不甘心。

1975年11月，江青又串通毛遠新（毛澤東侄兒，時任毛澤東和中央政治局之間的聯絡員）向毛澤東彙報說，鄧小平「整頓」的結果是要翻「文化大革命」的案。這就觸動了毛澤東的神經。因為毛澤東曾對身邊人員說過：「我毛澤東一生也就做了兩件事：第一，打倒了蔣介石；第二，搞了個文化大革命。對前一件事，反對的人不多；對後一件事，贊成的人不多。」因此，毛澤東晚年最大的一塊「心病」就是怕他身後有人站出來算「文化大革命」的賬。

於是，毛澤東利用和鄧小平一起會見外賓結束後的機會，正式「考驗」鄧小平：「小平同志，趁我還健在，你主持一個政治局會議，把文化大革命的結論作一下。還是那句老話：功過三七開。」孰料，鄧小平回答道：「主席呀，文化大革命的結論我作不合適，我是桃花源中人。不知有漢，何論魏晉。」毛澤東一聽大失所望。

小平同志那次和主席的談話一結束，就感到情況不妙和形勢的嚴峻，便匆匆驅車趕來305醫院向總理報告。「那天是我在總理身邊值班。總理病勢已經很沉，時有昏迷，有時昏睡。當我告訴他，小平同志來了，他費力地睜開眼，已不能起坐，雙方只輕輕握了一下手，小平同志就坐在床邊，把毛澤東和他的談話內容告訴了總理。我見總理聽了是有點生氣的，是瞪著眼睛對小平同志說：『你就不能忍一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