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陳凱歌與張藝謀走到一起，這段兄妹戀要比《大紅燈籠》還要深刻

"這也許是陳凱歌和張藝謀最為誠摯的電影。"

——《黃土地》

千百年來，炎黃子孫就是中華兒女的代名詞，以黃土地為代表的中華大地哺育了一代又一代中國人，被譽為母親河的黃河就流淌在這片土地上。《黃土地》將目光投向了這片土地，投向了生存在這片土地上的中華民族，影片瀰漫著對悲劇個體命運的關懷，更飽含著對處在時代巨變下民族出路的拷問。作為陳凱歌導演的處女作，《黃土地》深刻、厚重、充滿著赤誠而雄渾的力量，影片通過個體的悲劇折射了時代和民族的悲劇。這是一部不應該也不能夠被遺忘的中國電影佳作。

影片開場映入眼帘的就是大比例的黃土地畫面，將天際線撐得老高。以一種誇張的比例展示出黃土高原的渾厚、蒼涼與廣袤無垠。穿著樸實的迎親的隊伍，鋥光發亮的鑼，透過久遠歷史的淳樸民風，也讓人感受到一種貧瘠與荒涼。尤其當喜宴上端上來一碗碗不能吃的木魚，我們意識到生活的溫飽儼然已成為那個時代那個偏僻的西北地區人們最的大的幸福渴望。

影片通過極精鍊的手法，寥寥數筆交代出大時代背景和生活在那個時代背景下的人文環境，乾淨利落，導演、攝影都很顯功力。一番鋪陳之後，影片開始進入圍繞「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展開的故事情節，即以翠巧為中心，翠巧爹和八路軍顧青為兩個端點。整部影片，最能引起共鳴的大概是翠巧的悲劇似的命運，自小被定下娃娃親，被迫要嫁給比自己大很多的人，沒有所謂的感情，甚至沒見過面，而竟然是為了「吃的好」，在她爹看來似乎還要比她早出嫁的姐姐「過得好」，出嫁所得的彩禮還要以備年幼的弟弟定娃娃親之用，人物命運何等悲催。然而影片並沒有簡單地就著人物的命運反應時代的不幸，而是在這種大多數人順從了的不幸的時代背景下，表現了小人物的反抗精神，我認為這正是影片核心之所在。

兩個端點之一的翠巧她爹，有著封建統治下頑固守舊的典型性，正如他所說的「庄稼人有庄稼人的規矩」，他不能破壞了規矩。當我們的八路軍戰士第一次入翠巧家門坐在炕上和翠巧她爹對話，人物木訥的一面再次展現。通過簡單的對話我們不僅看到人物木訥的性格，更能看出一個長時間生活在荒涼大西北的貧苦漢子，對於封建統治下的生活的一種屈從與無奈。翠巧爹性格的塑造是成功的，一方面他有著對兒女的疼愛，我們看到他往小兒子碗里倒米粥然後自己將自己碗舔乾淨的細節，也看到當女兒要出嫁時候，畫外音中他對女兒心痛憐惜的話語，這讓我們感受到以為普通父親對子女的愛。但另一方面，當我們想到他依照鄉里約定俗成的規矩給小女兒定下娃娃親，甚至因為反抗而打她，我們又意識到這是「規矩」讓人的思維變得麻木不仁。在屋裡少言寡語的翠巧爹，卻在耕地時能夠與顧青暢聊家事，而一向給人冷淡感覺的他，最後在顧青離開的時候又會因為怕他回去沒法給公家交差而為之高歌一曲。

顧青則代表著另一個端點。當翠巧想要顧大哥帶她去延安時，他道出了拒絕的理由：「官家的規矩」。前面是「庄稼人的規矩」，後面是「官家人的規矩」，這一前一後兩個「規矩」，恰如兩座大山，將弱小的翠巧夾在中間，牢牢擋住。事實上，翠巧爹所代表的「規矩」是一種隱式的規矩，在影片中含蓄地展露，顧青所代表的「規矩」則是顯而易見的直白的規矩；「庄稼人的規矩」是消極的力量，束縛著這一代人的思維，「官家人的規矩」則是一種無形中的引導性的積極的力量，這正如點燃翠巧心中埋藏已久的對命運不甘的那一抹來自延安自由生活的希望之火，雖然將她拒絕，卻也給她留了一份依託。

當小人物命運與大時代背景相結合而誕生的必然似的悲劇成為人們的共識，翠巧的這種反抗精神就顯得難能可貴，就像導演在這荒涼的黃土地上選擇了身著紅色衣服的翠巧作為故事的中心人物一樣，她的一抹紅色恰如初升的太陽，給了這片貧瘠的黃土地一片生機，讓這種黃色不再是單純的黃色。

我們會發現，陳凱歌、張藝謀他們對這一片土地的心態就非常矛盾。一方面他有著強烈的批判精神，對這一塊土地，或者說以這一塊土地為代表的文化，對老農形象的那種頑固不化都進行了批判。同時這種批判性又有很大的矛盾困惑。客觀情況也是，我們中華民族既有落後、封閉的一面，但是另一個方面又是頑強、堅韌的。所以陳凱歌、張藝謀他們恰恰是把這種兩面性表現出來了，面對這兩面性他們本身也是非常的矛盾和困惑。所以在這個電影裡面別出心裁地表現出人和黃土地相依為命的、同體同生的那種親緣關係。

在許多陳凱歌早期的影片中，有些人的悲劇性命運之發生的一個重要特點往往是被一個來自親人的溫情，對家庭的義務責任感所束縛住了，就是放到現在也是如此，姐姐為了讓弟弟娶到媳婦，要求男方給予大量彩禮，迫使男方付出一輩子勞苦的代價，欠下大量外債，這是東方式的家庭的格局遺留到現在，這沉重的家庭義務應該要放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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