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工作受管理主義支配，還是仍充滿希望？

（原載《給社工老師的信》，策馬文創出版社，香港，2016年4月出版）

讀著這本文集的每一封信，內容無論是感謝老師的悉心指導，還是實習中見到小區暗處的貧窮不公，甚或從事前線工作後理想與現實之間的衝突，都是一幅幅生命的畫卷，裡面充滿歡笑、感動、困惑和確信。掩卷後，我更相信，多數學生和同工投身這個行業，不為別的，正是希望為基層大眾的生活和生命帶來積極的改變，例如協助大眾組織起來挑戰不合理的制度。即使未能一下子改變種種壓迫性的體制和政策，同工能給予服務使用者真誠陪伴，與他們站在一起面對困境，也是相當有價值的。

但是，同工也普遍感受到，近年社福界盛行的管理主義文化，恰恰令有價值的社會工作窒礙難行。

從廣義上說，管理主義是指一種思想，要求管理者能夠完全掌控各種公共組織，並按照商業的原則與利益運營這些公共組織。而據各種研究文獻歸納，管理主義在社會工作領域中的實際做法包括：

○ 一種自上而下的、中央集中化的財政管理和評估方法；

○ 政策制訂者及管理人員界定和控制社工專業的生態（如服務質素標準），同時用量化服務的方法去監察「工作效率低的同工」和提升其心目中的服務質素；

○ 同工對根據知識、技能和實踐智能去行使專業判斷倍感掙扎；

○ 同工工作流於為服務對象進行評估，並確保提供的服務能夠達致「低投入高產出」的目標。因此，社會工作的道德實踐的內涵被抽空，而淪為一個普通的僱員；

○ 一方面同工面對日益增加的前景不明朗、沉重的壓力和道德蛻化的工作環境，同時又承受著撥款緊縮和人手資源的長期短缺；另一方面服務使用者感到服務流於反應性和補救性，而非預防和發展性質的。在服務市場化氛圍下，服務使用者更像一個個孤立的被動的消費者，而非與社群關連的積極的公民。[1]

這樣一套又名為「新公共管理」（New Public Management ）的管理主義思維和政策，早在1980年代開始盛行於保守黨戴卓爾時代和後續新工黨統治下的英國，而於2000年前後正式登陸香港社福界。管理主義強調量化績效（如服務質素標準），把服務使用者塑造成消費者（錢跟老人走），同時構建社福界的內部市場，迫使社福機構為合約和客源進行尋底競賽(Race to the Bottom)（如服務競投）。

經管理主義重塑後的社會工作，由於被標榜「小政府、大市場」的新自由主義政策主導的政府牢牢控制住，她將更加無力處理日益嚴重的貧富懸殊和社會排斥等問題，反而容易淪為協助統治階級進行社會控制的工具。我們從2011年的田生地產聘請社工協助收樓事件，到2013年明顯帶標籤效應的小區和校園強制驗毒計劃，再到去年助長安老服務私營化的長者院舍券計劃，不是反映社會工作捍衛人權和社會公義的價值被一步步的蠶食嗎？

英國資深社工學者瓊斯（Chris Jones）在1990年代末先後走訪了英格蘭北部40位熟練的前線社工，了解管理主義文化給他們的工作環境帶來什麼變化。研究發現社工普遍壓力大增，他們很不滿意工作環境轉變：對受眾的陪伴和關懷減少了，而監督和控制的角色日益增加。他們感到迷茫失落，因為他們不能夠運用他們認為最適合的方式去幫助服務受眾。瓊斯進而指出，這種他稱之為「新自由主義形態的社會工作」（neo-liberal social work）不僅破壞了小區工作和小區行動一類結構取向的工作，也破壞了強調關係建立的傳統社會工作。[2]

瓊斯的觀點同樣適用於本地。試想想：在量化指標和文書交待的沉重壓力下，個案工作和小組工作能夠做到跟案主建立起深度的互動嗎？這恐怕主要不是同工是否儘力或掌握多少知識和技巧的問題，而首先是政府指標加上機構管理文化造成的。事實上，管理主義支配下的社會工作，它對社會問題和受眾困擾的解釋取向，會從深度的解讀轉向表面化的解讀，而表面化的解讀恰恰便於監督風險（避免「爆case」）。至於深入了解受眾的需要，探究受眾受困擾的結構性根源並以集體方式響應，就不是這種隔靴搔癢的服務形態所能處理的了！

社會工作是一門已有百年歷史的職業，她由價值、知識和技巧三個方面構成。而社工價值是她的基石，是社會工作有別於其它職業的靈魂。無論是〈社會工作全球定義〉2001年的舊版本開宗明義指出「人權與社會公義的原則是社會工作的基礎」，還是2014年7月新修訂的定義「社會工作推動社會改變和發展、社會凝聚、和人民的充權及解放。社會公義、人權、集體責任和尊重差異等原則是社會工作的核心」，都指向一種充滿人民性的、有著基進（radical）潛能的社會工作實踐，而與市場邏輯（低成本、競爭、商業化）至上的、監控式的社會工作截然相反。我初步認為，三方面的工作有助於建設充滿希望的社會工作：

第一，在社工教育領域，抗拒淡化小區工作和社會政策的內容，反而應該在課程中增加宏觀實務、結構分析、反壓迫和反歧視實務的內容。甘炳光老師在〈社會工作的「社會」涵義：重拾社會工作的社會本質〉[3]一文中，主張在社工課程中加上探討臨床治療服務與社會公義的關係，向學生介紹國外「臨床社會公義實務」和「公義治療」的新理論和介入手法，嘗試將宏觀實務與微觀實務兩者結合，都具參考價值。特別是傳統小區工作萎縮的環境下，如何在個案工作和小組工作中注入小區工作的元素，值得集思廣益；

其次，借鑒1970年代以來西方「批判及基進的社會工作」（Critical and Radical Social Work）的思想資源，有計劃地引介該流派的主要文獻。1970年代，在歐美婦女運動、民權運動、工人運動和學運等民眾運動蓬勃發展的背景下，出現第一波的基進社會工作的理論和實踐。基進社會工作批判個人心理工作的局限、呼籲社會工作者與受助者之間建立平等的合作關係，強調通過集體方式（例如小區組織和小區行動）來解決受助者的問題。正如當時一本著名的基進社會工作文集所說的：「我們覺得，基進的社會工作，本質上是指我們要去了解受壓迫者在其生活的社會經濟結構中所處的位置。」[4]

不過，隨著1980-90年代新自由主義的興起，這種批判性思潮一度沈寂。今天，一方面全球資本主義經濟危機已經爆發，另一方面社會福利的市場化和管理主義已經引起同工和服務使用者的焦慮、不滿和局部反抗，加上反抗新自由主義霸權的佔領運動已經出現，客觀環境應該有利於催生新一代的進步社會工作。她既要總結第一波基進社會工作理論的得失[5]，又要從近年興起的服務使用者自助組織的創新實務（例如殘疾人士運動提倡有別於醫療模式的社會模式，精神復康者運動的會所模式）中汲取養分，更好地響應新時代的要求。

最後，組成各種促進進步社會工作的平台。2009年發生了大澳社工遭政治干預的河蟹事件，聚集了一群同工發起抗議活動。事後，我們一群同工、社工學生和自助組織朋友，有感於社福界的異化，共同發起「進步社會工作網路」。它的活動包括《新結構社會工作》、《女性主義社會工作》讀書會、譯介文獻、講座和參與社會行動（反對田生地產聘請社工、支持碼頭工人罷工等）。我們更在廣州、台北和澳門舉辦三次兩岸四地同工交流，並於2010年和2015年舉辦兩次「進步社會工作論壇」，邀請了中國內地、台灣、澳門、日本以至英國「社會工作行動網路」（Social Work Action Network）的同工、社工老師和社運組織者出席。

除了「進步社會工作網路」外，「香港政策透視」、「社會工作復興運動」、「基督徒社工」和「香港女社工協會」等社福界組織，都是堅持社會工作核心價值，抵抗社福界異化的進步平台。這些平台可以讓同工交流經驗、互相支持，抵禦管理主義的進一步侵蝕；假如能夠進一步連結服務使用者運動以及更大範圍的各種進步社會運動，將有助於重建充滿希望的社會工作。

2015年10月27日

[1]Ferguson, I. and Woodward,R. (2009) Radical Social Work in Practice:Making a difference, Bristol:Policy Press. 43-44

[2] Jones, C. ( 2005). The neo-liberal assault: Voices from the front line of British state social work. In Ferguson, I.,Lavalette, M. and Whitmore, E. (eds.) (2005)Globalisation,

[3]《香港社會工作學報》，2010年夏季號

[4] Bailey, R and Brake,M (eds.)(1975) Radical Social Work , Edward Arnold.

[5] http://www.ngocn.net/column/361297.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