丈夫被捕後，我從監獄偷運精子

我懷裡抱著那管精子，就像抱著自己的兒子。

Razan不孕不育診所昏暗的B超室內，Suhad Abu Fiad撩起她笨重的黑色長袍，平躺在檢查床上。當屏幕顯現出腹中嬰兒的輪廓，以及那纖細的小手，Suhad瞬間熱淚盈眶。

對她而言，懷孕是一場「奇蹟」。3年前，她的丈夫Samir因參與針對以色列人的恐怖襲擊而入獄，Samir被判11年監禁，期間夫妻倆未曾有過任何肢體接觸。

Suhad堅稱，丈夫的精子通過某種方式繞過了以色列政府的重重監控，最終進入她的子宮。

這樣的狀況在巴勒斯坦並不罕見。2012至2014兩年之間，就有30多個嬰兒在父親缺席的情況下誕生。

儘管Suhad不願透露具體的細節，但「懷孕」的方法早已是公開的秘密。許多像Samir一樣被關押在以色列監獄的安全囚犯，想方設法從獄中「偷運精子」，再通過人工受孕的方式，由監獄之外的妻子十月懷胎生下孩子。

在風雨飄渺的約旦河畔，個體的命運如浮萍般孱弱，可仍有不少巴勒斯坦家庭，情願拼盡全力也要尋找一絲生活的出口。

義大利攝影師Antonio Faccilongo跟拍了數個這樣的家庭。在巴以衝突的背景下，一個孩子的誕生與成長，被賦予了比生育更多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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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謂「安全囚犯」，是指自1967年巴以「六日戰爭」以來，在大大小小的戰爭及襲擊活動中被捕的巴勒斯坦人。

巴勒斯坦認為應將他們視為「戰犯」，受到日內瓦公約的保護。而以色列政府則以恐怖分子、暴力犯或政治犯的標準來關押、審判這一群體，待遇甚至比普通罪犯更差。

幾乎每個巴勒斯坦人，都有至少一名親戚（或者自己）曾被關進以色列監獄。據統計，目前以色列關押著近7000名巴勒斯坦「安全囚犯」。在這之中，約1000人的刑期在20年以上，不少人被判終身監禁。

這些「安全囚犯」中不乏剛剛結婚、尚未生育的年輕人，以色列政府並未讓他們享有配偶探視（即夫妻同床）的權利。這也意味著，他們被剝奪了生育的可能。

「在我們的文化中，少子或無子的家庭將背負沉重的社會壓力。」

「偷運精子」的想法便應運而生。

Tamer Al Zaanin是最早想到這個辦法的犯人之一。

「我只有45分鐘的時間說服妻子同意這個計劃。我還寫信給父親，當時我很緊張，害怕他們不會同意。」

彼時巴勒斯坦的人工授精技術並不發達，許多人對此更是聞所未聞。然而不久後，Tamer收到了父親的回信，「你怎麼不早點說呢？」

猶如一枚重磅炸彈，這個大膽的想法在高牆內引起了軒然大波。

對這些囚犯而言，唯一的機會是兩周一次的親屬探視。

出於安全考慮，男性親屬被禁止踏入以色列政府控制的區域，只有犯人的姐妹、母親和6歲以下的孩童，才被允許前往探監。

每到探訪日，親屬們會驅車來到檢查點，經過重重身份和安全檢查後，搭乘紅十字會的大巴會前往以色列政府管轄的監獄。

探視前夕，囚犯常常表現得緊張而興奮，彷彿策劃一場驚心動魄的越獄。每一個細節都會被反覆考量，一旦計劃暴露，囚犯將面臨嚴厲的懲罰。

整個探視過程將持續45分鐘，囚犯和家屬只能隔著玻璃通話，不能任何肢體接觸。直到最後10分鐘，孩子才被允許跟父親擁抱，並從他手中接過小禮物。

囚犯會提前將精液裝進各式各樣的「臨時容器」內，如鋼筆、眼藥水滴管、糖紙、薯片包裝袋等，藏在送給孩子們的禮物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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拿到那管尚存著兒子體溫的精液樣本後，Asaad開車一路狂飈到診所。

「我懷裡抱著那份樣本，就好像抱著自己的兒子，把他帶出監獄。」

精子離開體外後，只能存活48小時，親屬們必須爭分奪秒地將樣本送到位於加沙或納布盧斯的診所進行處理。

就像是一場耗時耗力的接力賽，診所的大夫也會24小時待命，以接待半夜送來精液樣本的犯人家屬。

儘管手術的成功率不低，整個家族都會小心翼翼地照料產婦，生怕得來不易的生命出現任何閃失。

等到臨盆在即，親屬們會聚集在醫院裡，眼含熱淚禱告。隨著嬰兒的第一聲啼哭，手術室外會唱起巴勒斯坦的傳統民謠。

迎接產婦和新生兒回家，又是一場狂歡。

不單是家屬，整條街的鄰居都會加入其中，將原本狹窄的巷道圍得水泄不通。產婦和新生兒的車只能在人群中緩緩前行，車窗外是無休止的歌聲、舞蹈、篝火和煙花。

對巴勒斯坦人而言，一個安全囚犯後代的誕生，不僅在於繁衍後代，更意味著對抗以色列人的又一次勝利。

儘管「偷運精子」的想法最早萌芽於2004年，可直到2012年8月，第一個「監獄寶寶」才真正誕生。嬰兒的母親Dalal al-Zabin驕傲地向全世界的媒體宣布，要將這個孩子獻給「巴勒斯坦人民」。

這些孩子也會被家人視若珍寶。

Asaad便對來之不易的小孫子寵愛有加：「他出生後，我們把他安置在專屬的房間內，母親之外的任何人都不準靠近。」

而2014年發生在加沙地區的衝突，更是讓Asaad把心懸到了嗓子眼。當一架轟炸機從頭頂飛過時，他用身體護住了孫子。

這份額外的關愛，不僅出於親情，更是因為這些孩子被視作了抗爭的延續與希望。

「以色列人把我們關起來，希望能清除巴勒斯坦社會中的活躍分子，但他們未能如願，英雄依然後繼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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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偷運的過程極為私密，相應的問題也接踵而至。

為此，巴勒斯坦最高宗教委員會不得不出台了一系列規範。其中包括，雙方家屬中需有一人簽署文件，以證明他們知曉整個計劃，並相信精液確實來自丈夫。

隨著「監獄寶寶」的逐漸增多，2015年以色列政府進一步收緊了親屬的探視許可權，「偷運」變得愈發艱難。

此外，以色列政府還拒絕承認這些孩子的身份。

「只要以色列人一直佔領這片土地，這些孩子將永遠無法擁有合法的身份。他們沒有身份證件，沒有民事檔案，也不能去旅行……彷彿不曾存在於這個世界一樣。」

清晨五點，Lydia叫醒仍在熟睡的兒子，踏上探望丈夫的路途，然而她在身份檢查這一關被攔了下來。

以色列官員宣稱，這個孩子是非法的，無權探望自己的父親。

即便如此，Lydia依然堅持在每隔兩周的探視時間內，滔滔不絕地向丈夫傾述有關兒子的點點滴滴，隔著玻璃展示Majd的照片。45分鐘過去後，雙方都哭腫了雙眼。

Lydia家的客廳能俯瞰約旦河西岸的重山。五年前的一天，收割完橄欖後，全家人都聚集在這裡，想要抱一抱初生的嬰兒。

Lydia坐在丈夫的肖像底下，向客人們展示一件紀念品。那是一塊小馬車形狀的巧克力，上面寫著一行字：「我來自獄中，穿越重重看守。見到我時，請向真主禱告。擁我入懷時，請讚美先知。」

「我們知道，Majd會成為一名男子漢，並熱愛他的祖國，就像他的父親一樣。」

資料來源：

[1] Sperm smugglers, Al Jazeera World.

[2] Why Palestinian Prisoners Are Smuggling Sperm Out of Jail, The Atlantic, Shira Rubin.

攝影 / Antonio Faccilongo

撰文 / 韓羽桐

編輯 / 胡令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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