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民黨自我洗地系列》反動論述和社會科學：台灣威權主義時期的反民主論（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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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的經濟社會條件

　　民主體制需要某些條件的支持，應該是1960年代的社會科學中最流行的看法。在當時的流行著作中，這些條件分成兩類：經濟發展和政治文化。這兩個條件在台灣的政治論述中，都不斷地被提及。可是，如果我們細心閱讀提出這兩個理論的原始著作，我們很容易發現：以經濟發展或文化基礎來解釋民主體制是否存在，其實是對這兩個理論的誤用，以及對原著的誤讀。原始作者在提出這些理論的時候，沒有詳細地在民主體制的「產生」和「維持」之間做小心的分辨，當然也必須負部分的責任。

　　民主的經濟條件論一般被通稱為「現代化理論」。它的淵源經典著作是Seymour M. Lipset的〈民主的社會要件：經濟發展和政治合法性〉一文。該文以歐洲、英語國家、和拉丁美洲國家的實證資料，試題驗證「關於政治系統和社會其他面向之相關性的、一個或許是最普遍的通則：民主和經濟發展有關。一個國家愈是富有，它維持民主的可能性就愈高。」此文發表後立刻成為最被廣泛引用的論文之一。在往後的二、三十年間，更有無數的論文和研究，試圖印證或挑戰它的論點。客觀地以長期的社會發展眼光來看，本文的論點有一定程度的說服力。經濟發展所帶來的較富裕的生活、都市化、教育水準的提升、以及中產階級的興起等，確實是有利於民主體制的出現。它的說服力來自它對長期趨勢所做的粗略描繪，頗符合我們的常識和直覺。可是這樣的理論，如果不做更仔細的思辯，很容易成為開發中國家的獨裁政權最為現成的思想武器。

　　在台灣威權時期的反動論述中，民主需要某些諸如經濟發展等客觀條件的論點，得到相當廣泛的注意和接受，甚至幾乎成為常識的一部份。美麗島事件的軍事審判之後，一位新聞工作者指出，

『美麗島』人士顯然不了解所有開發中國家建立民主政治的艱難，也不了解除了改革政治外，還需要經濟、社會、文化等條件互相配合。如果整個社會的民主素養不夠高，人民缺乏互信感，穩固的民主政治就不可能建立，如果社會的經濟條件過於匱乏，民眾亟於改善生活，民主也很難建立，凡此種種可觀條件的限制如果不妥為把握，一味煽動民眾追求原需要更多耐心才能追求到的目標，勢必為社會帶來動盪不安。(標點依原文)

這樣的論述指出：不但民主需要條件，不顧條件硬是要求民主的結果，不但得不到民主，甚至將為社會帶來動盪不安的「副惡果」。

　　1983年八月一向關心台灣民主的美國眾議員索拉茲訪問台灣。他在台灣的演講中以平實低調的言論，質疑了當時主流思潮的民主文化條件說。他認為，「某些人會說，民主只適合某種文化，它只有在與西方自由傳統相同的那些社會裡才能發揮功能。雖然民主制度在西方最是普遍，它們也在世界各角落興盛…依經驗顯示，民主也不會與任何特別的宗教或哲學傳統不合。」他的言論立即引起中國時報發行人余紀忠當面加以反駁。余紀忠的反駁集中於四點。第一，他請索拉茲「考慮台灣今日所處的時地。…目前台灣很明顯處於戰爭威脅之下。」第二，「美國錯估共產黨的政治野心。…鄧小平最大的願望就是在其有生之年，能夠赤化台灣，他所用的手段，對台灣挑撥分化。」第三，「過份民主容易導致極權思想抬頭。」第四，政治參與必須先有堅強的共識。」余紀忠的反駁中，除了第三項（過度民主會導致極權）比較獨特少見外(雖然也是錯誤的)，其餘的主題(中共的威脅、不容許獨參與民主競爭)，都是官方的宣傳運動中常見的主題。

我們比較關心的，當然是社會科學家的批駁論述。其中有些只是重述了上述媒體事業所有人的論點，有些則較為精緻。

美國索拉茲議員…是一位非常熱心推銷美國式民主的政界新客…對他這種簡單化的民主觀，則不敢苟同。實施民主可以不用考慮教育、經濟、文化等條件，只要執政者有決心即可，如果這個說法可以成立，那麼，整個社會科學對民主的研究可以完全束諸高閣了…索拉茲議員等的看法，客氣地說，只能稱之為「民主的形上論」，亦即只要有權力者的意志和主觀意願就可以創造民主了。

在朝的政治領袖在政治發展或民主的建構中的確據有一戰略性的位置，如果他們反對民主，則民主誠難有樂觀的前途…不過，我要特別強調，在建構民主這個大工程中，所謂政治領袖不能只限於在朝的「執政者」，還必須在野的向執政者要求分權的政治精英。

不錯，追求民主的主觀意願與決心是重要的，但我們不能忽略客觀的條件，了解民主客觀的條件，對建構民主的大工程是有益的。

　　民主是否需要經濟發展為客觀條件，在社會科學中也是一個不斷受到質疑和辯護的問題。正如上述Lipset文章所舉出的，民主政體大多集中於經濟發展良好的國家；而他所提出的經濟發展和民主體制之間的因果關係，也頗符合一般的常識和邏輯。可是，另一個符合一般常識的事實卻是，即使不談經濟非常落後、政治非常民主的印度之例子，我們仍然可以問說：美國在18世紀、英國在19世紀分別建立民主體制的時候，它們的經濟發展、都市化、教育普及等程度都比不上現今的許多開發中國家；民主是如何在這些國家中建立的？而即使我們接受民主需要經濟發展當條件的話，我們仍然可以問說：到底經濟必須發展到哪一個程度，民主化始為可能？台灣在80年代達到這個階段了嗎？這是當時以經濟發展來質疑台灣能否實行民主政治的人，從來沒有提出、並且試圖加以回答的問題。如果不能回答這個問題，那麼這一類論述不只非常的空洞，不只無助於知識的累積和行動的指引，至終也只能發揮為威權體制辯護的效果。

　　Przeworski and Limongi就試圖以統計資料來回答這個問題。他們收集了從1950到1990總共有135個國家的資料。這些國家在這個期間，共出現過224個政權，其中有101個民主政權，123個威權體制。以平均國民所得代表經濟發展的程度，兩位作者的發現是非常有趣的。國民所得低於＄1000美金的低度發展國家中，威權體制的存在率和穩定率是非常高的。在這些國家中，民主體制非常難以出現。當國民所得愈高，民主體制出現的機會也愈高；尤其當國民所得接近美金4000元的時候，威權體制變得非常的不穩定。這似乎肯定了現代化理論的論點。可是，作者另一個重要的發現卻是：當威權體制有幸度過國民所得高於6000美金的階段後，威權體制幾乎是屹立不搖、無法撼動的。而即使以「長期發展」作為指標，(也就是說：長期的經濟發展能否累積有助於民主化的因素)，作者也發現現代化理論並沒有受到實證之料的支持。作者結論道，「如果現代化理論要具有任何預測力的話，它必須指出一個所得水準，讓我們有某種程度的把握說：當某一個國家已經到達這個水準，它會丟掉威權體制。可是我們卻無法找到這個水準點：在所有已經具備現代化論者所說的社會條件的國家中，威權體制生存的空間仍是很大的。」

　　為什麼？因為人類的行動在民主化過程中具有樞紐的地位。無可否認的，現代化理論所描述的因經濟發展而導致的社會變遷過程，對推動民主的人是一個巨大的助力。可是這樣的助力只是政治變動中的一個(或許不是非常重要的)因素而已。過度誇張這個因素，將其當作必要條件，不但抹殺了人類行動在社會進步中可能有的角色，也提供了威權獨裁一個現成的思想辯護武器。

民主的文化條件

　　民主政治需要某種稱為「民主的政治文化」的支持，這個論點在反民主論述中是一個常見的主題。政治文化論成為反民主論述中受歡迎的主題並不難理解。第一，在一般人的認知中，文化需要很久時間的成長；如果民主政治需要文化的支持，那麼民主就不是短時間內可以實現的。生活於獨裁政權底下的人民，因此只有忍耐一途。第二，在一般人的認知中，文化成長不是透過人為的努力就可以達成的。民主運動的參與和推動因此將是徒勞無功的。第三，這樣的理論讓獨裁政權免除了政治責任。以日常的語言來敘述政治文化論，其實就是說：我們之所以沒有民主，並不是因為獨裁政權壟斷了政治權力、壓制了民主體制，而是因為人民缺乏民主文化。因此必須為獨裁體制負責的是人民，而非統治者。

　　政治體制需要某種相對應的文化，這樣的想法似乎深植人心。它不只成為反動論述的思想武器，甚至民主主義者都對它深信不疑。這種說法之所以吸引人，是因為它對我們觀察政治現象經常會有的疑惑，提供了速成的解答。我們將難以解釋的、或暫時無法解釋的現象，全部都歸諸文化的作用。尤其相較於權力高度集中的獨裁統治，民主政治從來就不是一個容易運作的制度。民主體制運作所產生的弊病，經常被輕鬆方便地解釋為文化所造成的結果。梁啟超對中國人是否有能力實施民主體制的懷疑，就是一個例子。他於1902-03年到美國，順道訪問了幾個美國大都市中的唐人街。長久生活於美國民主體制中的中國人，其政治生活的狀況似乎引起他莫大的興趣。由於唐人街的中國人自成一個生活、工作的社區，而政治上又脫離中國傳統的君主封建體制，這似乎是一個難得的政治實驗案例。對政治思想家和政治改革者的梁啟超而言，美國民主制中的中國人的政治生活，不只值得觀察，對未來中國政治改革的願景，必然也有重要的啟示。可是觀察的結果卻讓梁啟超十分的失望。即使有機會享受民主的政治體制，唐人街中國人的政治行為並沒有表現出民主公民的素質和品格，仍然是傳統中國人組織生活的格局：各地的「中華會館」不是受少數精英控制，就是四分五裂無法成就任何公共事務。這些現象讓他對中國的民主前途非常悲觀。「一言以蔽之，則今日中國國民只可以受專制，不可以享自由。」梁啟超將唐人街的政治腐敗歸因於中國的傳統文化，而做出中國人不配享有民主自由的論斷。

　在學術界，民主政治需要民主的政治文化的支持的想法，來自一本在六零年代的美國政治學界甚為風行的書《公民文化》。在該書中，作者以五個民主國家的訪問調查資料指出：民主體制的穩定和生存，有賴於公民持有某些民主的政治態度：相信自己對政治有影響力的效能感、對政治體系的效忠感、以及和其他公民之間的信任感。他們將這些政治態度稱為「公民文化」。本書出版後雖然立即風行，可是也招致許多的批評。其中最致命的批評或許是該書對因果方向的混淆不清。事實上，作者所呈現的資料也可以做相反的、而且或許更有說服力的解釋：長期生活於民主的體制下的公民，自然發展出那樣的政治態度；因此是政治體制形塑政治態度，而非政治態度產生政治體制。作者之一的Almond後來對因果關係的方向作了澄清：他們原先的理論並沒有說何者為因、何者為果；在他們的著作中，「很清楚地，政治文化既是獨立變項，也是依賴變項，既引起體制的變化，也是體制的結果。」

　　事實上，在因果方向的釐清上，原著並不是那麼「清楚」。這也是該書廣被批評和誤會的最重要原因。無論如何，傷害已經造成。這個不清不楚的理論成為反動者最現成的武器之一。上述的現代化理論告訴人民和民主運動者：因為缺乏經濟社會條件，他們的行動將不能帶來任何的成果。民主文化論則不只告訴他們：因為缺乏民主文化，他們的行動將不能帶來任何成果。它甚至暗示：必須為獨裁統治負責的，不是獨裁者而是人民對民主文化的欠缺。如果現代化論解除了人民的思想武裝和行動的動力，文化論發揮了教導人民自我埋怨、甘心地統治的功能。在社會科學的發展史上，大概很難找到比政治文化論更合乎統治者利益的理論了。

　　從上節所引述的反動論述中，我們看到政治文化論經常是和經濟社會條件論同時被引用的。在學者的論述中亦不例外。「我們追求民主的核心問題，基本上乃是一種傳統政治文化的轉變。…所以就我們國家政治民主化的建設來說，它乃是一個沒有止境的政治發展過程，任何人都無法期望和要求這個艱鉅偉大的建設，在其個人的有限生命裡，能夠及身而完成。」政治文化論所發揮的拖延效果甚為明顯。「實施民主政治還必須具備主觀條件，也就是社會大眾要有民主的信念和態度。事實上，任何政治體制的存在，都有賴於一般社會大眾對該政治體制的信念和態度互相配合。譬如說，我國三千年來的君主專制體制，就是因為我國傳統社會有一種『國不可一日無君』的信念支持著。」政治文化論所發揮的，將獨裁統治的責任歸於人民的效果，甚為明顯。不只許多本地的學者服膺政治文化論，某些美國(歷史)學者也以此理論來告訴台灣民眾不應要求民主政治。

民主是在一套政治文化下所形成的正式與非正式行為。更具體的說，民主是與西方特殊的政治文化（或數套文化）交織演進而來的歷史歷程。形式的民主制度是否可從西方的政治文化分離出來，而成功的移植到中國，並使它與中國文化連在一起？…既然民主不只是形式的結構，也是文化的過程。因此，認為民主的形式面很容易與它的文化關係劃分開，並將之移植到中國的看法，乃是不切實際的看法。…希望中國走向民主理想的人們必須仔細的檢驗民主的文化面。…如未首先仔細考慮這些問題，就要求加速並立即民主化，乃是不智的。

　　民主需要如政治文化此種客觀條件的說法，透過主流媒體的宣傳，加上社會科學的學術權威，在當時是深植人心的。甚至許多鼓吹自由民主的自由派學者都不質疑這樣的說法。在一場由中國時報主辦的題為「中國文化與民主生活」座談會中(1983/8/31)，與會學者的發言最足以顯示這個現象。「民主終究是離不開文化環境的。」(余英時)「無文化基礎，亦無法實行民主。法治畢竟是種形式，必須植基於文化道德的傳統上。」(林毓生)「中國文化有四點相當不利於民主生活。」「這種『忠貞反對』的觀念，中國人一直無法突破…中國文化對制衡觀念的發展有一不利之處。」(呂亞力)「傳統文化不利民主最重要的是缺乏法治觀念。」(朱堅章)「因權威觀念太重所形成的順從性格，在文化中運行太久，則很不容易滋長民主自由的觀念…中國社會的一元化權力體系，很難容忍其他獨立自主的團體存在，多元化的民主政治也就無由產生。」(胡佛)「將以上家族與農業經濟所形成的文化特色結合起來，在政治方面便是：容忍權威、服從上層、敬畏更大的權威…在這種情形之下，無論如何不會產生像西方那樣的民主政治運動。」(王作榮)中國文化不利於民主，這是所有與會者一致肯定和同意的論點，雖然其中少數人仍然對民主的發展持有樂觀的態度。此種政治文化論的風行延伸到民主化之後，在台灣的輿論界持續發揮其影響力。1988年新新聞週刊的「社論」仍然論說，「很顯然的，我們已需要對自由民主的文化條件做一番檢討了。晚近論民主的文化條件者均強調，民主政治的出現，固然必須一定的物質條件，但深層而言，它毋寧更需要民主的文化條件(7/4-10:7)。」

　　台灣知識界在西方錯誤的學術理論的權威下，對政治文化論深信不疑；唯一的例外是胡佛教授。在上引墨子刻的文章發表後不久，胡佛也就政治文化和民主的關係發表了一篇文章。就我所知，這篇文章應該是威權統治時期，唯一特別針對此反動論述提出質疑的文章。該文試圖挑戰民主政治有賴民主文化的論點。可惜該文以幾乎所有的篇幅討論政治文化的內涵和定義；只在結論部分對民主政治無須民主文化的論點，做了簡短的宣稱，而疏於對這些重要的論點作精細的論證。「我們不能以東、西文化的機械劃分作為拖詞，停滯民主的實踐。…西德雖然有權威文化的傳統，民主政治也能迅速建立規模。」「制度與文化之間存有交互影響的關係，而非絕對的因果關連，一個發展中國家必須先訂出制度的規範作為標準，甚至是先有制度在來規範文化…」這些陳述其實都指出了政治文化論在知識上值得質疑之處。可惜文章的體裁和格式限制了其應能發揮的影響力。

　　或許正是政治文化論對第三世界的威權體制所可能發揮的辯護效果，使得許多學者對它做相當嚴厲的批判。除了上述針對方法論的批判外，不少的實證研究都證明了相反的因果關係：政治體制培養政治文化；因此，是先有民主的體制，才有民主的文化。不但對日本、西班牙、義大利的研究有同樣的發現，對西方民主國家的研究也有相同的結論：在民主體制中生活愈久，他們對民主體制的支持就愈高。Muller & Seligson是最近的例子。他們用西歐和中美洲國家的問卷調查資料，試圖釐清政治文化和民主體制之間的因果關係。他們的發現是：不但所謂的「公民文化」對民主化沒有影響，其中「人與人之間的信任感」甚至是民主的後果，而非其原因。

　　退一步地說，即使政治文化論是正確的，以政治文化論來批判民主要求的人，仍須回答一個重要的問題：台灣當時的政治文化是否已經達到實施民主的條件？沒有回答這個問題，其論述唯一的功能是打擊民主的要求，而非知識的討論和行動的指引。正如以現代化理論反對民主運動的人，從沒有明確指出當時台灣的經濟發展是否已經滿足民主化的條件，以政治文化批判民主要求的人，也從來不曾明確回答這個重要的問題。

如何達成民主?

　　除了上述的現代化論和政治文化論之外，台灣反動論述的另一個主題是在學術上和「現代化理論」對立的「政治衰敗論」。兩種對立的理論，在台灣竟然都成為反動論述的思想泉源。政治衰敗論的原始提出者是在政治學界最聞名、同時也是最富爭論性的人物Samuel P. Huntington。台灣威權主義時期的公共論述中，他或許是最受恭維和引用的西方學者。他最被廣為引用、也引起爭論的經典名著是《變動社會中的政治秩序》。

　　這本廣受討論的著作在出版的時候是反主流思潮的。當時的主流思潮現代化論認為，當開發中國家的經濟成熟發展、社會現代化之後，這些國家的政治發展會步上開發中國家的後塵，走上自由民主的體制。Huntington在這本書中卻認為：開發中國家經濟發展的結果，帶來的將不是民主化而是政治衰敗。因為經濟發展的結果，帶來社會階層的分化和利益的衝突；而社會變遷又導致廣泛的政治動員。可是開發中國家一般而言，缺乏具有足夠合法性和足夠效能以解決這些衝突的政治體制。結果是有錢人用賄賂、工人用罷工、學生用示威、軍隊則用政變，來解決各自的問題、實現各自的目標。因為政治體制無法吸收經濟發展和社會變遷所導致的急速擴充的政治動員和參與，兩者無法配合的結果造成了「政治衰敗」和「政治失序」。

　　Huntington這樣的理論經常出現在台灣的反動論述中。而其所要傳達的信息則是：類似民主運動所動員的群眾性活動，將帶來政治衰敗，而非民主體制。

快速的工業化對民主秩序的建立具有危險性，如果快速的工業化加上快速的民主化，則對真正的民主尤有危險。…台灣這幾十年來，社會正在一大轉型的階段。…台灣的部分的大眾政治的現象…誠然有政治普遍參與的意含，但它卻也有將政治行為訴之於大眾的情緒，訴之於大眾的感性的性格，它更有將政治推到社會政治制度以外，而顯現無法將政治行為疏導到政治制度秩序範圍內之現象。…台灣似已有大眾政治的色彩。…台灣大眾政治的陰影日在擴大，似乎是事實…。我們已了解「大眾文化」對文化的傷害性，但不知「大眾政治」對政治（特別是民主）的傷害性可能更嚴重。

許多政治參與急速增加的社會，都出現了政治制度的萎退，政治參與的擴大如果相對地沒有強勁的政治制度的能力加以肆應，則極易走上政治的衰退，而此則是正在現代化中國家的通象。

同一作者在美麗島事件之後，以自問自答文體所寫的文章中接續論道，

高雄美麗島事件是…「大眾政治」惡化潰決的赤裸裸表現。…利用群眾的激情來推動政治運動，足以造成群眾的盲動性所帶來對社會破壞性的結果。

─我國近年來的一些民主呼聲是否有政治極端主義的傾向？

…政治極端主義對社會的整合與發展是有害的。…如果極端主義獲得鼓勵並成為社會普遍性的心態時，則它的傷害是嚴重的，它甚至可以把整個國家推到災難性的悲境。

─政治極端主義和自由民主能否相融合？

…極端主義者是狂熱的、獨斷的教條主義者；在極端主義的字典裡，容忍、妥協、中庸這些字眼都是不存在的。而容忍、妥協、中庸卻正是達到民主自由的境界所不能或缺的。

　　在這樣的論述中，民主運動的定位非常清楚：因為它「具有大眾政治的色彩」，而且傾向「政治極端主義」，因此就帶有「情緒性」、「感性」、「體制外」、「獨斷」、「狂熱」等特徵。而更為危險的是，它將造成「對民主的傷害」。

　　以這種語言來描述群眾性政治參與的人，很少提出下列的重要問題：威權獨裁體制是如何消失、民主體制是如何建立的？此種對激烈的政治行動、對群眾性的民主運動的負面看法，其實正反映了美國主流政治學對群眾參與和激烈行動的偏見。Bermeo指出，幾乎所有美國政治學者對第三波民主化的研究，都明示或隱含一個假設：群眾性的、激進的政治行動，對民主轉型是不利的。如果我們期待民主轉型順利成功，此種「來自底層的威脅」必須溫和化。以O』Donnell和Schmitter如今已成民主轉型經典作為例，他們就認為：激進的政治行動升高了威權統治者容忍反對派必須付出的代價，而使得他們較不願意做出民主妥協。Bermeo將這些對激烈群眾運動的偏見稱為：政治學中的「溫和神話」。事實上，她指出，如西班牙、葡萄牙、及其他民主轉型的諸多例子所顯示的，正是因為激烈的群眾性運動的存在，才使得統治菁英認知到：民主妥協乃是解決、或避免激烈衝突的唯一途徑。此外，在一個對非洲30個國家的民主改革的研究也指出，群眾抗議行動才是政治改革的重要因素。從1989開始的近兩年間，這30個非洲國家中有21個國家進行了民主改革；有16個國家發生要求民主改革的群眾性運動。而發生群眾性抗議運動的這16個國家，都屬於上述進行民主改革的國家。也就是說，雖然有少數的民主改革的例子不是因為群眾性的政治抗議運動的結果，可是只要有政治抗議運動就能帶來民主改革。

　　當然在某些情況下，正如主流的政治學者指出的，激烈的政治行為確可能讓統治菁英不願意做民主妥協。如果是這樣，如果這些群眾性的直接參與行動是狂熱的、情緒性的、是不利於民主的，那麼它們何以發生？事實上，這個問題剛好指出了Huntington的論點中最值得質疑的地方之一。政治失序之所以產生，最重要的原因正是缺乏健全的政治體制。兩者是一體的兩面。以缺乏健全的政治體制來解釋政治失序，並沒有增加我們任何知識。而且，許多政治失序正是獨裁的威權體制所造成。正如Przeworski在批評Huntington時指出的，「政黨體系吸收了具有爆炸潛力的政治行動，並且將之轉化為政治參與。因此，當群體不再依體制化的規則互動，另一種政治動員的方式就出現了：『運動』取代了『政黨』。」而且，更重要的，許多他所謂的政治失序，其目標正是在要求、建立一個具合法性的體制。台灣的民主運動和群眾抗議，其目標正是在建立有能力解決、具備合法性的民主體制。在反動論述中，這些可以促成民主轉型的行動，都成了危害民主的行為。

　　Huntington論點的缺陷，或許來自他對穩定的過度執迷。他甚至以統計數字指出，一黨專政的國家比多黨制的國家，在政治上較為穩定。其實這些數字不過顯示：在一黨專政的國家，政治動員和民主改革的要求，都受到壓制。可是這樣的說法，卻容易為反動論述所借用。「穩定」畢竟合乎一般人的價值要求。「美麗島人士不了解開發中國家面對艱鉅的現代化工作，必須要有一個強有力的政府維持政治安定，動員人力和物力，在這種要求下，『一黨獨大制』幾乎成為維持安定和發展的必要條件。」這個論述除了強調一黨專制可以帶來穩定外，甚至宣稱它可以帶來發展。經濟發展必須透過獨裁專制，這是開發中國家的獨裁者最喜歡的論點，也是合理化獨裁統治最強有力的說詞。畢竟，誰不喜歡發展？可是，或許是當代最具人文素養的傑出經濟學者Sen卻指出：「一般人公認的對經濟發展有利的一些政策，包括競爭的開放、國際市場、高教育水準、土地改革、投資意願、出口等。這些政策中，沒有一項不能和民主相容，也沒有一項只能由威權體制來維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