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指環王星戰到哈利波特神奇女俠，為何當今流行文化如此鍾愛正邪對抗？

這是一篇讀起來比較複雜的論述文章，分析了如今各種故事紛紛被加道德衝突的現象的原因，原作者Catherine Nichols。譯者：居居女孩

達斯·維德（Darth Vader）首次在1977年上映的《星球大戰》（Star Wars）中現身時，伴隨著他標誌性的沉重呼吸聲，他毫不留情地掐死了一個人。幾幕場景之後，他又讓一個星球灰飛煙滅。他屠戮下屬、他用原力讓人窒息，他的所作所為皆是一個「好人」永遠不會做的事。但在那個時候，作為「壞人」，他們的設定就是做好人永遠不會做的事情。而好人不會只為個人利益而戰，他們的價值觀會驅使他們為心中的正義而戰。

這些對立的道德形態不僅只存在於《星球大戰》中，還存在於《指環王》（The Lord of the Rings）（2001-3）、《x戰警》（X-Men）（2000-），以及大多數迪士尼動畫片之中。

事實上，幾乎所有基於民間傳說的大眾文化都有著相似的敘事結構：好人與壞人為了世界的美好未來而戰。從納尼亞王國到霍格沃茨魔法學校，大量的電影和漫畫中都有著類似的情節，但這些在最早期的民間故事、神話或古代史詩卻是少見的。

在漫威的漫畫當中，雷神索爾能拿起雷神之錘的前提是，他必須證明自己有資格擁有它，而最終索爾也用自己的品行證明了自己的資格。但在古代神話中，雷神托爾作為一個擁有超能力的神祗，其行事動機遠不會是類似「證明個人價值」這一類原因。

在古老的民間故事中，沒有人會為價值觀而鬥爭。關於個人的故事可能會表現出他的誠實或好客等美德，但民間故事中對於哪些行為是好或是壞並沒有明確的定義。

例如，某個故事的人物因為不聽勸告或建議而受到了懲罰，可是在另外一個故事裡，人物卻可能因為不聽從建議而死裡逃生。故事價值觀與主流價值觀相一致是保證新故事邏輯性的重要要素，因此這些經典的神話或民間故事會根據時代的變化進行新的改編和再創作，比如雷神索爾和洛基在漫威漫畫中被賦予的新的價值觀。然而這兩個人物最初在冰島的民間詩歌《Edda》中，被賦予的只是不同的個性，而不是價值取向。

那些口口相傳的傳統故事雖然大多以道德說教而聞名，但也不像現在的流行文化這樣人物都有好壞之分。在《傑克和豆莖》（Jack and the Beanstalk）和《睡美人》（Sleeping Beauty）這樣的故事裡，誰是那個好人？

《傑克和豆莖》里，主角傑克是被讚頌的對象，但他並沒有正當的理由去偷巨人的東西。《睡美人》有展現善良之類的品德嗎？有人與惡勢力鬥爭嗎？

即使是那些讓人看起來像是善與惡鬥爭的故事，比如《灰姑娘》（Cinderella）的故事，也不取決於如此簡單的道德二分法。

在傳統的口述版本中，灰姑娘變美只是故事情節往後發展的需要，重點並不在於對抗和懲罰繼母。《三隻小豬》（Three Little Pigs）中，不論小豬還是狼，都沒有採取為對方所不齒的卑鄙手段。它只是一個誰先吃掉誰的問題，無關善與惡。

在像《伊利亞特》（The Iliad）這樣的史詩中，情況更為複雜。《伊利亞特》中有兩個不同的「陣營」，其中的人物也持有不同的道德觀念。但是他們並不像現代流行文化中的好人和壞人那樣代表兩組對立的價值觀。他們的觀念只代表他們自己，而不代表正義、邪惡或任何其他東西。雖然他們經常談論戰爭，但他們從不會因堅持自己的價值觀正確而進行鬥爭。

從表面上看，善與惡之間的道德對峙，是文化與現代民族主義發展相適應的產物——根本上來看，它賦予的是一個政治願景，而非道德觀念。

自從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大多數民間文學學者一直在關注民間傳說中的原型或共性。其中隱含的驅動力是，如果各個國家的神話和故事之間的共性大於個性，那麼是否也可以證明各個國家的人民之間有更多的共同之處和團結一致的可能性。因為早期的民間故事大多是專門用來展示各個國家人民之間的不同的。

英國作家兼評論家瑪麗娜·華納在她的民間文化研究著作《從野獸到美人》（From the Beast to theBlonde）（1995）提到，美國兒童心理學家布魯諾·貝特海姆將民間故事看作是我們心理和發展鬥爭的類比，而她不認同這一觀點。

瑪麗娜·華納認為，相反是外部環境使這些故事在幾個世紀里與讀者和聽眾產生了共鳴。儘管如此，這兩位學者都想要找到這些民間故事和童話故事中歷經幾個世紀變遷仍保留下來的相同寓意。

以民間傳說為基礎進行創作的小說家和電影製作人似乎也更注重共性。

喬治·盧卡斯的《星球大戰》改編自約瑟夫·坎貝爾的《千面英雄》（The Hero with a ThousandFaces ）（1949），《千面英雄》描述了一群像盧克·天行者一樣的普通人物的奇妙旅程；《指環王》（The Lord Of The Rings）的作者J·R·R·托爾金用古英語史詩的形式重現了一片奇幻大陸；許多漫畫書都直接或間接地地引用了古老的神話和傳說，使得相結合形成故事線索的新舊故事都能煥發生機，並讓世界的地不同的神話傳說進行融合和交流。

比起民間故事的共性，使得當今的民間故事性質不同往日的歷史性轉變卻未被充分討論。這種轉變使得故事關鍵在於好人與壞人之間的矛盾，人物不再為晚餐鬥智斗勇，也不再為得到美人而發起戰爭，而是為能改變或改善社會的價值觀而戰。好人會為他們的信仰和正義感挺身而出，並願意為此付出生命。

在現代故事、電影、書籍、甚至政治隱喻中，這種情節可以說無處不在，有時候的確很難覺得這些故事的情節和倫理道德有多麼新穎或多麼怪誕。

當格林兄弟在19世紀寫下他們當地的民間故事時，他們的目的是用這些故事來定義德國人民，讓德國人民團結一致建設現代化國家。格林兄弟師從約翰·戈特弗里德·馮·赫爾德，而馮·赫爾德總是強調語言和民間傳說在定義價值觀方面的作用。

在馮·赫爾德的專著《論語言的起源》（Treatise on the Origin ofLanguage）（1772）中，他將語言形容為「理解的自然器官」，並提出德國的愛國主義精神是伴隨著國家的語言和歷史發展形成的。

馮·赫爾德和格林兄弟是當時產生的新觀念的擁護者，他們認為對一個國家公民起到約束作用的，應該是一套共同的價值觀，而不是血緣關係或土地用途。對於格林兄弟來說，像《死神教父》（Godfather Death）、《背包、帽子和喇叭》（The Knapsack, the Hat andthe Horn）這樣的故事正是揭示了從德國語言中所產生的純粹的思想形態。

而像這樣通過一套特定的特徵和價值觀來團結德國人民的必然結果是，處在這一民族文化之外的人民，則會被認為缺乏德國人民所擁有的特質和價值觀。也許，馮·赫爾德早已發現這一觀點具有引發大規模暴力的潛在可能性，因此他同時也讚揚人類文化的差異性和多樣性。特別是，他認德裔猶太人應該享有與德國基督徒同等的權利。

儘管如此，隨著《格林童話》的廣泛流傳，其中潛在的民族主義思想也不斷地被放大，最終影響力擴大到了整個歐洲。民俗學家們隨之開始專門為定義自己民族特質和價值觀而寫書，不僅如此，許多現代國家開始將本民族以外的「其他人」視為道德怪獸，並對他們進行排斥和欺凌。

在《格林童話中的殘酷事實》（The Hard Facts of theGrimms』 Fairy Tales）一書中，美國學者瑪麗亞·塔塔爾談到了威廉·格林關於信守承諾的重要性的說法。

她聲稱：「比起缺乏道德秩序，《格林童話》其實更多的是堅持在不體現道德的故事裡也聲明遵守道德的重要性。」這種做法使得讀者確立了這樣一種觀點：這些故事裡導致衝突的，不僅僅是誰先吃掉誰的問題，而是價值觀的對立。

毫無疑問的是，格林兄弟為《格林童話》增加的道德內涵也影響了貝特爾海姆、坎貝爾和其他民俗學家，他們認為民間故事都存在著內在道德，即使是那些並不被當作道德寓言的故事。

在這種新民族主義思想的影響下，其他作者也開始改編傳統民間故事，並為他們賦予道德內涵，例如《羅賓漢和諾丁漢郡治安官》（Robin Hood and the Sheriffof Nottingham）。在約瑟夫·里森對羅賓漢的故事進行改編之前，他一直都只是一個和同伴們在森林裡過著快活日子的亡命之徒。

直到約瑟夫·里森改編的版本，為了激勵法國大革命之後的英國民粹主義者，羅賓漢被塑造成了一個劫富濟貧的英雄。

約瑟夫·里森版本的羅賓漢的故事深受大家喜愛，以至於現代版的羅賓漢故事，如迪士尼1973年的動畫片和1991年上映的電影《俠盜王子羅賓漢》（Prince of Thieves），都更集中於展現羅賓漢履行超越法律的道德義務的形象，而不是他原始故事裡尋歡作樂的生活。而諾丁漢郡長也從一個單純的對手被塑造成了一個濫用權力的宵小之徒。

不論是發生在國家範圍內的故事，如羅賓漢，還是一個發生在家庭內部的故事，如灰姑娘，不論規模大小的衝突在再創作的過程中都更偏向於被塑造為價值觀的衝突。

亞瑟王的傳說也是如此。在12世紀，詩人們描寫亞瑟王時，他的國籍通常為寫為法國，例如詩人克雷蒂安·德·特羅耶斯，因為那個時候亞瑟王還沒有被塑造成英國的靈魂人物形象。更重要的是，他的對手通常是怪物，而不是那些道德敗壞的人。

到19世紀初，在丁尼生的作品《亞瑟王傳奇》（Idylls of the King）中，亞瑟王成為了一個典型的英國男子氣概的典範，並且與象徵道德敗壞的人鬥爭。到了20世紀，傳說中的亞瑟王城堡「卡梅洛特」則演變成了一個不存在於現實中的，過於理想化的王國的象徵。

一旦民族價值觀滲入故事情節之中，這種由好人與壞人對抗體現出的特定的道德形態衝突便得以成型。

現在的故事有一個特點：人物通常會轉變立場。如果一個人物的身份和陣營是由他的價值觀決定的，那麼當他的道德觀念因某些事情產生變化時，他的立場通常會產生動搖，甚至直接轉換陣營。但這種設定也並不是被所有人都認可的。

例如，在1988年的PBS系列紀錄片《神話的力量》（Power of Myth）中，記者比爾·莫耶斯曾與坎貝爾討論過《星球大戰》中一共借鑒了多少古代故事。他們並沒有思考過達斯·維德因憤怒和仇恨改變想法，最終在與盧克和起義軍的戰爭中叛變是一件多麼奇怪的事。

與之形成對比的是《伊利亞特》，哪怕阿喀琉斯生阿伽門農的氣，他也並沒有因此而投靠特洛伊。無論是古希臘人還是特洛伊人，他們既不代表人類的優秀品德，也不代表人類的道德缺陷。因為雙方的戰爭不是關於愛與恨的內心鬥爭與衝突的暗喻，因為情緒變化或感情受到傷害就做叛變之舉實在不太合邏輯。

而在《星球大戰》中，對立的雙方各自代表著不同的人類特質和品德。因此，達斯·維德的立場完全取決於他的內心憤怒或愛的情緒。

而現代故事中，壞人棄暗投明的情節也十分多見。《指環王》系列、《哈利·波特》系列以及電視劇《吸血鬼獵人巴菲》（Buffy the Vampire Slayer）中都有類似情節。一個壞人出現內心變化，往往是在因為某個情感宣洩的時刻，因為在這時，某些構成人物原本身份特質的核心要素正在瓦解和消失。

現代故事中，當好人與壞人對抗時，在道德形態上的另一個特點是壞人沒有忠誠感，他們輕易背叛，並經常不善待同伴和自己人。無論是讓自己的人民挨餓的諾丁漢郡長，還是殘殺下屬的達斯·維德，壞人總是對他人滿不在乎，他們的同伴哪怕只是犯了些小錯誤都會受到他們的懲罰或指責。這與古代故事有很大不同，古代故事中少有邪惡的反派人物，反派多是垂涎人類的怪獸。

相對於壞人，好人總是充滿包容性和寬容心，即使他們的同伴犯了錯，好人也依然對他們充滿信任。羅賓漢的牧師兼管家塔克修士喝醉了酒，但羅賓漢並沒因此責備他；走私船長韓·索羅加入起義軍，雖然他從前臭名昭著，但盧克·天行者仍然熱情友好地對待他。好人與流氓、怪人、曾經的壞人一起工作，而他們的對手中往往還存在著一些被壞人欺負和逼迫，最終可能會選擇加入好人的人。

在許多正邪鬥爭的故事中，寬恕壞人邪惡行徑的時刻往往是情感上的高潮。並且，雖然好人的一方總是由一群不同來歷和背景的人混雜而成，但他們永遠不會拒絕和丟棄任何一人。

然而，這種現代故事中讓人值得驕傲的精神對於古代故事來說卻是不合邏輯的。古代故事裡的人物不會在戰鬥中叛變陣營，並且阿喀琉斯也永遠不會贏得戰爭，因為他的軍隊是由叛離特洛伊的烏合之眾組成。在古老的故事裡，偉大的戰士從不是鬥志旺盛的新兵，而是戰術專家。

關於正邪鬥爭的故事往往是有潛在的道德教化的，但故事對於正邪的分類大多過於簡單，阻礙了觀眾對於不同道德品行的深入思考。《伊里亞特》、《摩哈婆羅多》和《哈姆雷特》等古代故事都是從多個不同的角度和方面來刻畫人物的矛盾，因此這類故事更令人感到痛苦。

但現代故事大多相反，它們通常直接根據不同價值觀對人物進行了簡單的正邪分類，把觀眾對於人物道德行為的思考和想像直接簡化為對正義的支持和對邪惡的反抗。一個人物，要麼是正義陣營，要麼是邪惡陣營。

現代故事中對於正邪的敘述和分類可能沒有任何道德上的複雜性，但它們確實通過對正義的宣揚促進了社會的穩定，並且有利於鼓勵人們加入軍隊，保衛民族和國家。

現代故事中，人物的價值觀似乎就是道德品行，與民間傳說和神話的聯繫也使他們獲得了廣泛的認可。但即便如此，這些價值觀並不是從道德中產生的，也不能代表道德。它們實際上根植於政治願景，這就是為什麼它們不能幫助我們深思熟慮，或者更深入地思考我們行動的意義。和最初的格林童話一樣，現代故事依然是一種政治工具，旨在讓人民的思想團結一致，並對國家有歸屬感和責任感。

這些充滿正邪對抗的電影、漫畫書和遊戲等通常都會有數量巨大且狂熱的粉絲群體，這可並不是巧合。

「粉絲群體」（fandom）這個詞本身就暗含著類似一個國家或王國的結構和理念。更重要的是，這些關於超級英雄們為拯救世界而戰鬥的故事裡，被讚揚的道德品行並沒有得到真正的授權。好人傳遞給我們的信息是：壞人和我們不一樣，他們太邪惡啦，給世界帶來的風險巨大，我們哪怕是破壞規則也一定要打敗他們。

在我與《長夜：世界集中營發展史》（One Long Night: A GlobalHistory of Concentration Camps）作者安德莉亞·皮策的交談中，當談到現在兩個對立陣營總有著不同的道德素質這一觀念的興起時，她說：「這三個發明的碰撞造就了集中營——鐵絲網、自動武器和認為某個類別的人類應該全部被關起來的想法。」當我們閱讀、觀看和講述好人與壞人作戰的故事時，我們實際上是在說服自己，如果我們的對手心中有任何忠誠感或對他人生命的敬畏和尊重，那他們就不會在我們的對立陣營中，更不會與我們為敵。

簡而言之，我們正在讓自己相信一種觀念，即某一種道德品質必屬於某一類人，而非某個人。這種邏輯從格林兄弟和馮·赫爾德的觀點來看，暗含著「某一類人應該被關起來」的極端民族主義觀點的合理性認同。

當我觀看電影《神奇女俠》時，片尾的演講中聲稱亞馬遜族人將原諒「人性」在二戰中所造成的一系列罪行，這讓我再次想起了這一觀點：正邪對抗的故事中總是宣揚著，正義的一方可以為了勝利採取一系列有利的暴行，有些行為過界也在情理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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