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路：聊聊習氣

1、

在家過春節，每次有親戚來，飯桌上吃飯，我爸都會諷刺嘲笑我，說我這也不會，那也不懂，又笨又懶。我一個人平常不太做飯，我爸就說我不會做飯。我也不常買衣服，他就說我連買衣服都不會，缺乏最基本的生活能力。

其實，並不是我爸對我有什麼意見，只是他習慣了這樣說話——在親戚朋友面前，取笑調侃自家人，博大家一樂，已經成為他跟別人相處的交流方式。年輕的時候，在朋友面前取笑我媽；退休了，又在親戚面前取笑我；取笑自己人已經成為他調劑飯局的潤滑劑，成了自我感覺謙虛和幽默的「交流之道」。

他和經常見面的戰友吃飯，倒不常這樣，因為他們之間不缺話題。但當面對一年見不了一面的親戚，除了問問近況，其實沒有多少可以聊。為了避免陷入冷場的寡淡和沉默的尷尬，就只剩下兩種辦法：一是來來回回勸人喝酒，在勸酒拒酒中把時間消磨過去；一是揶揄取笑自家人，為飯桌製造出談笑風生的佐料。

有時候，他們也談論不在場的人，大家共同的朋友。通常談論的並不是什麼好事，好事畢竟沒有糗事談起來有意思。

雖然我爸很小就會背「靜坐常思自己過，閑談莫論他人非」，但是用不上。閑談的時候，如果不臧否人物，不議論是非，就像只有菜沒有酒，味道是不夠的。

不僅我爸這樣。我們這裡很多人都這樣。我舅舅來我家，坐下就講他兒子的糗事，講兩句就哈哈大笑。他兒子還在上小學，聽到馬上跑過來捂住他的嘴，可還是擋不住他講。他女兒已經參加工作了，糗事仍然會被他拿到飯桌上說，甚至來來回回說。

他們眉飛色舞談論的事情，未必真的有意思，未必對生活有裨益，更未必令被談論者高興。只是，他們沒有力量面對生活的平淡無奇，他們懼怕「君子之交淡如水」的相處，懼怕給人留下待客不周的印象，懼怕別人發覺自己不善言辭，哪怕真的不善言辭，也要努力去掩飾，要笨拙地添些並不高明的佐料，就像廚藝不佳的師傅，會拚命往菜里放油放辣放孜然。

2、

有個小實驗：把幾十個節拍器放在一塊木板上，讓它們依次打起節拍，擺動起來，起初是混亂無序的，有的向左，有的向右，過了一段時間，聲音漸漸趨於統一，到最後，所有節拍器整齊劃一，像閱兵的方陣。

為什麼呢？因為它們放在同一塊木板上。每個節拍器振動，產生波，疊加起來，讓木板也振動。木板的振動又反過來影響每個節拍器。每個個體的行為，匯總起來，製造出大趨勢。和趨勢相應的個體行為，得到強化和鼓勵；不相應的，受到抑制和阻礙。最終，個體都被「環境」同化了。

在酒桌上調侃取笑家人，往往不會帶來好效果。但也不能簡單地說，「這種行為很糟糕」，或者「不應該這樣」。就像不能簡單地對種了一輩子地的農民說，你怎麼連打字都不會。他們所處的環境，始終是這樣。他們從小到大見過的交流，始終是這樣的交流。不讓他說這些話，他就開不了口了。

從佛教的觀點看，每一個節拍器，是「身」，節拍器下面的木板，是「土」。一個人生活在一片土地上，如果自身行為跟所處土地上的絕大多數人不一致，就會受到種種阻力。

三十歲不結婚，在北京上海，問題就不大；在鄉下農村，問題就很大，就有很大阻力，因為在那個世界，放眼望去，只有很悲慘的人才這樣，這叫「打光棍」，叫「找不到對象」。始終生活在小地方的人，很難不把「大齡單身」跟「悲慘」划上等號。他們所見所知的世界，就是這樣。他們如果有什麼行為和周圍人不一致，必然受到種種壓力。壓力迫使每個小節拍器，非按照大趨勢行動不可。但大趨勢到底是對還是不對，到底通向哪裡，他們是沒有數的。

很多削尖腦袋、竭盡畢生積蓄，把子女送到大城市或者國外的父母，看不到陌生世界與自己想像的格格不入。他們想要更好的生活，但他們的習慣註定令他們無法離開腳下的土壤。

一個渴望高品質生活的人，碰到親戚來家裡，哪怕親戚在生病吃藥，照樣要灌他酒；上到八九十歲的老人，下到三四歲的小孩，都要弄點酒給他們「嘗嘗」；肺有問題的客人，也照樣一支煙接一支煙地敬——他們認為這是「基本的禮貌」和待客之道。他們不知道正是這樣的習慣，讓自己註定與高品質的生活無緣，註定不可能生活在更好的世界，更好的土壤上。

佛教把「身」叫做「正報」，「土」叫做「依報」。一個人之所以生活在一片土壤，不是憑空來的，也不是憑運氣，憑的是他先天後天的種種習氣和這片土壤相應。如果不相應，他即便一時在這裡，遲早也會走，遲早要到跟自己相應的環境里去。至於到哪裡，憑的不是想像，不是慾望，而是種種行為。

我曾經跟一位在縣城負責處理酒駕的公務員吃飯，他向大家傳授怎樣酒駕不會被逮住，他說：抓酒駕的一般是便衣在飯店門口蹲點，如果你喝了酒，不要出來就去開車，你先到外面走一圈，半小時後，裝作從外面來開車的樣子。他那樣干過好幾次，從來沒被抓。他說的津津有味，洋洋自得。他嘴上說不願意待在小縣城，但他的行為，和小縣城的氛圍是特別相應的。

3、

一個人做什麼事情，其實不是他在做，是他的習氣在做。就像敬酒的時候，一個人拉著你的手，拍著你的肩膀，跟你說一大堆話，這些話其實不是他說的，是他的習氣說的。換另一個人在這樣的飯局上，這樣拉著你的手，拍著你的肩膀，同樣的話也會脫口而出。雖然人不一樣，臉不一樣，但話的成分沒有區別。

我們做的很多事情，甚至一切事情，都是習氣的驅使。我爺爺在世時，有次快不行了，送去醫院。那天夜裡，兩個親戚來看他，爺爺問起一位癌症晚期的老人，那位老人在爺爺住院前兩天已經過世了。別人告訴他時，他立刻把手伸進中山裝的口袋，要掏錢隨禮。別人想：這老頭自己都馬上不行了，還要給人家隨禮。

爺爺住院時，看到輸液的瓶子，再三念叨，說回頭不要扔，不要讓護士拿走，要帶回家洗洗用，挺好的瓶子。一個人在生命即將終了的時刻，在乎的居然不是大事，而是幾毛錢的瓶子。

我因此想到嚴監生。嚴監生臨終前，看到兩根燈草，恐怕費油，閉不了眼，伸出兩根手指示意。

以我對佛教的理解，像嚴監生這樣的人，也可以是菩薩示現。其實多燒一根燈草，少燒一根燈草，對他自己來說，都沒有什麼意義。他的生命馬上就要終了，錢縱然省下來，也都是給別人省的。但他還是要這樣做。是他的習氣讓他這樣。如果不這樣，他就不舒服。有些人希望錢儘可能花在自己身上，生前花不了，死後也要通過喪事花掉。但你看嚴監生，他省下自己的錢給別人。

菩薩示現成嚴監生的樣子，也是示現成我們凡夫的樣子。嚴監生是在習氣的驅役下做出種種事情，我們也是如此。嚴監生的習氣，像一面鏡子，鑒照出我們自己的習氣，我們也像嚴監生一樣，牢牢執取自己對萬事萬物的理解，把那看作世界的真相。

林奕含小說《房思琪的失戀樂園》里，房思琪偶然裝作不經意的樣子，對她媽媽說，學校有個女同學和老師好上了。她媽媽說了一句話，大意是不知羞恥。她從此對媽媽絕望了。

這讓我想到一個故事。美國二戰後，父母都急切渴望孩子回家。有個士兵在回家前，給父母寫了一封信，說他想帶一個戰友回家，那個戰友雙腿斷了，不能走路，只能坐輪椅，他希望戰友跟自己全家人一起生活，過一輩子。父母回信說，我們很愛你的戰友，但這樣畢竟不太方便，我們歡迎他到家裡做客，住一陣子，但一輩子不太現實，你有你的未來，也要結婚生子。後來，士兵沒有回來，他自殺了。父母才知道，他說的雙腿斷了的人，不是戰友，是他自己。

這就是因為誤解產生的悲劇。如果士兵直接告訴父母，斷了雙腿的是自己，父母願意照顧他一輩子。房思琪裝作若無其事的樣子，說那是別人的事，她的話里雖然包含真相，卻也包含偏離真相的誤導。天下有幾個媽媽能聰明到馬上想到女兒可能說的是自己？有幾個媽媽能悲憫到對別人的女兒也如同對自己的女兒一樣在乎？房思琪說的是受到老師性侵犯的女生，她媽媽想到的是故意勾引誘惑老師的女生。在不能告知別人詳情和細節的時候，期待別人對自己有絕對的同情與理解，要求是有一點高的。我們往往對親密的人有很高要求，卻看不到有些要求的不切實際。

如果一個家長，在畢生所受的教育中，連一個會說普通話的老師都沒有碰到過，期待這樣的家長懂得性教育，能夠很好地引導孩子，是有點奢侈的。他們所居的「土」，沒有理由成就那樣的「身」。他們自身，從來不曾擁有我們擁有的時代和條件，看見我們所居的世界。

看見一個節拍器做出種種擺動的時候，也需要看見它腳下的木板。聽一個人講出一句話，不要以為那句話就是他講的，不要以為那句話就是真的，就代表他的意見和態度，更不要以為那句話就代表他對你的看法。那句話只代表他的習慣。甚至，連他的習慣都不能代表，只代表他所居住的土壤上的風氣。而這風氣，又是由千千萬萬人在長久造作中熏染而成的。

有個父親曾經開玩笑，在女兒要上大學的時候，對妹妹說：咱家的保姆要走了，以後就沒人給咱們做飯了。他可能覺得這句話很幽默，但他沒有能力預見，也許幾十年後，他老了，躺在病床上沒人照顧的時候，女兒都不會回來看他一眼。而這樣的結果，很大程度上是拜他當初一句玩笑話所賜。當他痛罵女兒不孝的時候，他認為這不孝是真的，是鑿實的，但仍然覺得自己當年口中說出的「保姆要走了」是假的，是玩笑。而女兒卻反過來，覺得父親說過的「保姆要走了」的話是真的，自己的不孝是假的，是沒有選擇餘地的。

因為眾生業力的種種差別，每個人見到的都是不一樣的世界，所居的都是不一樣的土壤。並不是你住朝陽區，我也住朝陽區，我們就生活在同樣的土壤上。我曾聽有個孩子對他媽說，「歷史無壓力」，他的意思是歷史考試很簡單，沒有難度，但他媽聽不懂，連問了三遍。

如果牢牢執持自己所見的世界，以為那就是真實，牢牢執持別人對自己的每一句評價，每一種回應，以為那就是真實，誤會就不可避免，悲劇就會肇始。菩薩畏因，就是畏這些。畏一個人眼中的真實，在另一個人眼中是虛假；而一個人眼中的虛假，在另一個人眼中是真實。

菩薩眼中，只有善是真實。除了善，更沒有別的真實。唯有滋益自他的慈悲心、止息煩惱的清凈心，是真實的。只有認定真實唯此一種，其他皆是虛幻，才能不受種種穢惡習氣的熏染，隨所居之土而成就其清凈莊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