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文觀止-諫太宗十思疏》這篇文章有什麼總體手法？

總體手法

　　這篇奏疏，在寫作上有其特色，它有很強的現實針對性。文章根據唐太宗在取得巨大政績以後，逐漸驕傲自滿，生活日趨奢靡的情況，指出他「不念居安思危，戒奢以儉」，「既得志則縱情以傲物」，不能「竭誠以待下」，必然使「骨肉為行路」，至親疏遠，君臣解體，離心離德，難於保守天下。奏疏不僅把「不念居安思危，戒奢以儉」難守天下的道理講得清清楚楚，而且還對症下藥，提出「十思」的措施，既明確具體，又實用而不空泛，針對性很強。

　　《諫太宗十思疏》談論的雖然是帝王的治國之道和修養問題，但其中的許多真知灼見在今天看來仍具有很強的借鑒意義。這篇奏疏不僅思想內容深刻，在寫作手法上也頗有特點，現試析如下：

一字貫穿

　　細讀文章，便會發現，作者用一「思」字貫穿全文。第一段，作者先通過兩個人們耳熟能詳的比喻引出「思國之安者，必積其德義」的主旨，再用原來的比喻從反面強調這一主旨，最後又從人君特殊的地位和職責出發推出這一主旨的具體內容：「居安思危，戒奢以儉」。由此，不難看出作者一個清晰的思路：「思國安」必先「積德義」，「積德義」對人君來說，就表現在「居安思危，戒奢以儉」。總之，人君當「思」：思慮國家的安定，思謀國運的長遠，思考為政的得失，思量潛伏的危機。

　　正如魏徵在另外一篇奏疏中指出的：「禍福相倚，吉凶同域，唯人所召，安可不思？」一個「思」字不僅把第一段的內容有機地組織了起來，而且也隱含了魏徵對唐太宗的諄諄告誡：作為人君，萬事都要三「思」而後行啊！那麼，人君為什麼當「思」呢？文章的第二段就闡述了這個問題。他總結歷史教訓，指出歷史上一種常有的現象：「善始者實繁，克終者蓋寡。」然後用一反詰句對這一現象提出自己的質疑：「豈取之易，守之難乎？」但人君的取易守難畢竟是不容忽視的客觀事實，因此，作者接下來就具體分析了產生這一現象的原因：「殷憂」時，竭誠待下；「得志」後，縱情傲物，直至濫用刑罰，目空一切，最終導致天怨人怒，自取滅亡。值得注意的是，本段雖沒有用到一個「思」字，但卻始終是扣住「思」字著筆的，它實際上緊承第一段解釋了人君當「思」的原因，那就是：「凡百元首」的難以善始善終，「取之易，守之難」的嚴峻事實，「殷憂」時、「得志」後的不同態度，「可畏惟人，載舟覆舟」的深刻教訓。魏徵在這裡所提出的這一切都有理有據，焉能不使守成之君的唐太宗思前想後，思深憂遠呢？所以，這一段不僅依然緊扣「思」字回答了人君為什麼當「思」，也為下文的「十思」作了有力的鋪墊。

　　到第三段，作者則明確提出了應如何「思」。他圍繞節慾、謙遜、謹慎、明智、守法五方面具體提出「十思」，並指出，倘若人君能做到這些，則不但使普天下的「智者」「勇者」「仁者」「信者」各展所長，盡心輔佐，而且也能使人君達到「垂拱而治」的目的，免卻「勞神苦思，代百司之職役」的繁冗和辛勞。由此可以看出，作者緊扣——「思」字做文章，從提出問題——應當「思」，到分析問題——為何「思」，再到解決問題——怎樣「思」，最後歸結為「何必思」。從「思」到「無思」，一字貫穿，前後勾連，使文章條理清晰，思路縝密，結構謹嚴，渾然一體，具有不可辯駁的邏輯力量。

一發破的

　　緊緊抓住事物的要害，通過精妙的比喻和正反對比，使作者所要闡發的道理深入淺出，令人難忘，是本文在寫作上的第二個特點。本來，國家的長治久安，人君的德行道義，以及這兩者之間的關係，都是頗為抽象的道理。然而，作者卻洞幽燭微，化難為易，用了兩個淺顯的比喻，便一下子點到了事物的要害，可謂一發破的。樹木、河流是人們習見的事物，求木之長必固根本，欲流之遠必浚泉源也是天經地義、毋庸置疑的。作者的高明之處就在於看到了樹木的茂盛與國家的興旺，江河的長流與國運的久遠以及根底的加固與德行的積累、源頭的疏通與道義的流播這兩者之間所具有的極其相似的關係，以此構成比喻，便把道理說得透徹而又形象，易於為人接受。在運用比喻作了正面論述後，作者並不是到此為止，而是緊扣前喻從反面進一步論述，以起強調作用。但在行文時又有所變化，把正面論述時的兩個比喻的順序巧妙地顛倒了一下，使文意靈動多姿。緊接著，作者仍然從反面進行論述，指出人君如果不「居安思危，戒奢以儉」——即「積德義」的話，那就不僅僅是「根不固」「源不深」的問題，而是「伐根」「塞源」。這就把「不積德義」所帶來的反面結果推到了極致，從而從正面有力地肯定了「積德義」這個論題的正確性。此外，第二段中「殷憂」和「得志」的對比，第三段中「恩所加」與「罰所及」等的對比，都一正一反，不僅內容相對，形式規則，而且觀點鮮明，語氣肯定，深刻地揭示了事物的性質。總之，本文比喻的巧用既增強了文章的生動性和可感性，又加深了讀者對作者所要闡明的主旨的印象。而正說反說、對比鮮明的手法，則不但使行文富於變化，而且使主旨的闡述更為具體、嚴密，增強了文章的說服力度。

一唱三嘆

　　本文在充分說理的同時，又滿溢著充沛的感情，使文章融情於理，情理交融，是本文在寫作上的第三個特點。魏徵對唐太宗是頗有感情的，這不但因為唐太宗具有棄怨用才的寬廣胸懷與氣度（魏徵曾是太宗的政敵），更主要的是他從太宗的身上看到了修仁政、濟蒼生、達到天下大治的希望，看到了自己為國家大展宏圖的前景。當47歲的魏徵開始輔佐比他小18歲的太宗的時候，他深感「喜逢知己之主」，因此「思竭其用，知無不言」，而太宗對魏徵的諫言也「未嘗不欣然納受」。對唐太宗來說，魏徵既是一位犯顏直諫的良臣，又是一位循循善誘的嚴師。因此，這種亦臣亦師的身份使魏徵的奏疏既理正詞嚴，又情真意摯，說理和抒情得到了有機的統一，表現在本文中也是如此。

　　自第一段始，說理莊重從容，感情平緩，至「臣雖下愚，知其不可，而況於明哲乎」一句，則感情初起波瀾：既有對不「積德」卻指望「國安」的斷然否定，也有不卑不亢的自謙，更有希望太宗無愧於「明哲」的殷殷期望。而「人君」一句感情則再掀波瀾，這一句無異於對太宗的當頭棒喝：處在如此高位，卻「不念居安思危，戒奢以儉」，那可怕的後果你難道真的不知道嗎？至第二段，作者似乎從剛才激越的感情中平息下來，以「凡百元首」一句轉入對歷史教訓的論述之中，感情委婉深沉。這一段的最後一句「載舟覆舟，所宜深慎」，推心置腹，是提醒，是規勸，也是警告，不能不令人動容。至末段，在具體提出「十思」的時候，更是感情真摯，語重心長，作者把他所能想到的，把他認為帝王必然遇到或經常遇到而且必須有明確認識並能正確對待的問題一一羅列，聲聲「思」字，如記記重鎚，敲打著唐太宗的心靈，也敲擊著讀者的心靈。而「總此十思」幾句則勾畫了人君「思」後出現的美好圖景，感情又趨於熱情奔放。至最後「何必」一句全文戛然而止，我們彷彿看到一個58歲的老人長長地嘆了一口氣，這不僅僅是作者的感情慢慢趨於平緩，更是他為國家著想，盡了為臣之職以後的釋然和安然。因此，作者的感情隨說理的深入而不斷變化，時而平靜和緩，時而委婉深沉，時而又熱情奔放。作者或以抒情的語調用含情之筆說理，自始至終讓人覺得是從作者肺腑中吐出，親切入微，如「十思」的闡述；或以形象的語彙用明理之言寄情，緊扣人的心弦，如主旨的提出。

　　總之，本文理真情切，情與理得到了有機的交融，不僅使情的抒發不失之空泛，更使理化為了一種閃爍著個性色彩的情思，讓人刻骨銘心，起到一唱三嘆的效果。所以，太宗在閱讀了魏徵包括本篇在內的四篇奏疏以後，有這樣的評語：「誠極忠款，言窮切至。」還稱讚魏徵「體國情深」。清代的唐德宜在《古文翼》中也說此文「款款而陳，情詞肫摯，忠愛之忱，溢於言表」。這些都是對本文具有情理交融這一特點的恰當評價。

一氣呵成

　　《諫太宗十思疏》是用駢文寫成的。但魏徵的這篇文章卻一掃六朝浮華的余習，不僅內容充實，明白暢達，而且在形式上也有所創新。從語句看，一是不局限於駢文一般是用平行的兩句話，兩兩配對，直到篇末的特點，而是有所變化。如第一段，劈首就是三個從正面論述的排比句，緊接著又是從反面論述的三個排比句，這是和駢文的常格有所不同的。二是散句的恰當使用，如「臣雖下愚，知其不可，而況於明哲乎」，「載舟覆舟，所宜深慎」等。三是打破了四六對仗而改用多種句法對偶，如「當神器之重」對「居域中之大」，「竭誠則吳越為一體」對「傲物則骨肉為行路」等。這樣，文中既有氣韻充沛的排比句，又有活潑靈動的散行句，再加上駢文所特有的對仗工整、音韻頓挫的對偶句，使整個文章一氣呵成，於整飭莊重之中呈流轉圓渾之勢，具有特有的美感。從用詞看，文章力求避免繁複的引證、生僻的典故和多餘的藻飾，語言明白曉暢。另外，文章不受聲律拘束，不避首尾虛字，這些都體現了作者崇尚質樸的文學主張和不拘一格的創新精神。魏徵創造的這樣一種駢散相間的章表體，後來就成為唐宋奏疏中常用的一種形式，對後世陸贄、歐陽修、蘇軾的政論奏議文產生了一定的影響。

明君忠臣

　　魏徵是唐太宗的一位十分難得的諫臣，魏徵死後，唐太宗感嘆地說：「以銅為鏡，可以正衣冠，以史為鏡，可以知興衰，以人為鏡，可以明得失；今魏子殂世，遂亡一鏡也！」唐太宗把大臣當做自己的明鏡，魏徵更是一面明亮的鏡子。魏徵的敢言直諫，太宗的虛心接納，都顯示出了一代明君和一代忠臣的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