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精衛的木偶人生之五：中山艦事件

03-16

1926年3月18日，黃埔軍校辦公廳接到報告，有一艘日本商船在黃埔外海被劫，停泊在附近江面。於是趕緊向軍校駐省辦事處求援，要求派巡艦二艘趕來保護。因為電話線路不好，接電話的辦事員誤聽成派巡洋艦二艘，軍校駐省辦事處主任歐陽鍾接到報告後，立即去向海軍局求助，同時誇大其詞為奉蔣校長之令要調艦兩艘。當時的海軍局長兼中山艦艦長，是共產黨員李之龍。已經下班的李，在接到值班人員轉來的歐陽格的公函後，急令中山、寶璧兩艦駛往黃埔。19日清晨，兩艦駛抵黃埔江面。代理艦長章臣桐上岸找黃埔軍校教育長鄧演達請示任務。鄧演達一頭霧水，只好命其現在原地停泊，等待命令。

同時李之龍上班後接到報告，說蘇聯代表團要來參觀中山艦，於是打電話給蔣介石，詢問是否可以將中山艦調回省城。蔣並不知道中山艦調動的消息，於是沒好氣地回答：「我沒有要你開去，你要開回來，就開回來好了！」接完李之龍的電話，蔣介石疑竇叢生，立即向自己的親信，海軍學校副校長歐陽格了解情況。這個歐陽格恰巧是歐陽鐘的叔叔，歐陽鍾在發現自己鬧了個將巡艦當成巡洋艦的大烏龍之後，深為自己為了辦事方便而擺威風，打著蔣校長的旗號拉大旗作虎皮的行為而後悔不已。他急找自己的叔叔商量對策。歐陽格一直覬覦因曾在陳炯明叛亂時充當孫中山的座艦，而被稱為中華第一艦的中山艦的艦長之職。為此他不惜以貪污公款的把柄相要挾，逼走了前任艦長，自己的堂兄歐陽琳。本以為中山艦從此成為了自己的囊中之物，卻不想被半路殺出的李之龍摘了桃子。為此他一直憤恨不已，曾煽動艦上水兵反對李之龍。歐陽格也是孫文主義學會的成員，同時又與西山會議派關係密切。他聞聽這個消息後，不禁喜上眉梢，覺得這是除掉李之龍這個自己的政敵兼私敵的絕好機會。他勸侄兒不要承認「矯詔」行為，而要一口咬定就是李之龍私自調艦，圖謀不軌。他在與王柏齡商議後，與因從事走私而曾被李之龍查處而結怨的虎門要塞司令，蔣介石的盟兄弟陳肇英一起向蔣告發李之龍擅自將中山艦調往黃埔，意圖炮轟黃埔，對蔣不利。

蔣聞訊大怒，加之前兩天蔣曾接到一封署名為李之龍的偽造信件，內中建議蔣在三天內通過政府實行廣東省企業的國有化，並威脅說，如果蔣不這樣做，那就要把他逮捕，流放到俄國。蔣更加深信中山艦在這種敏感時刻突來黃埔，是汪精衛與蘇聯人打算對付自己。不禁大罵李之龍這個黃埔一期出身，黃埔同學中第一個扛上將星的佼佼者是忘恩負義，而自己則有眼無珠，用人失當。

於是蔣立刻帶著親信陳立夫乘車趕往碼頭，準備乘日本客輪廬山丸，到自己親信何應欽駐兵的汕頭去躲避風頭。一路上陳立夫不停勸蔣不要任人宰割，而蔣則始終不發一語。蔣此時也在進行複雜的心理鬥爭，蔣當然是有政治野心的，即使沒有中山艦事件，蔣也不會久居人下，早晚會和汪精衛撕破臉皮。但是蔣此時羽翼未豐，威望資歷都與當時眾望所歸的汪相去甚遠，加上汪還有蘇聯的支持，蔣對勝算實無把握。但是蔣既已認定汪對他起了殺心，那就自然不甘坐以待斃。最終還是對權力的貪婪與不甘，戰勝了逃避求生的恐懼。直到快到碼頭時，蔣才突然下令：「停車，回去！」蔣至此已下定了與汪精衛拚死一搏的決心。

1926年3月19日12時，蔣介石以廣州衛戍總司令的身份，發布戒嚴令，命令第二師師長劉峙調動部隊，包圍蘇聯顧問團所住的東山別墅，以及包括省港罷工委員會在內的共產黨機關；派公安局長吳鐵城率武裝警察以保衛首腦的名義包圍汪精衛宅邸；派第5團團長蔣鼎文佔領海軍局；派陳肇英和歐陽格率兵逮捕李之龍和中山艦代艦長章臣桐，由歐陽格任中山艦代艦長，逮捕艦上的共產黨員。蔣又親自電話命令第一軍所屬各師、團長，要他們將部隊黨代表中的共產黨員立即加以逮捕。要求黃埔軍校對軍校教育長，國民黨左派鄧演達嚴密監視。

此時的汪精衛正因眩暈症而在家中養病。從20日早晨起，汪的病榻前就擠滿了前來報信的人。一個個壞消息紛至沓來：蔣介石已經佔領了造幣廠作為司令部，第一軍中的黨代表，無論是否共產黨員都已被捕，蘇聯顧問團和省港罷工委員會的衛隊都被繳械。汪完全不知蔣目所在，茫然不知所措。最後蔣介石派人送來一封信，信中說共產黨圖謀暴亂，不得不緊急處置，請求主席原諒。汪看完信後憤慨的說：「我是國府主席，又是軍事委員會主席，介石這樣舉動。事前一點也不通知我，這不是造反嗎?」他召來關係友好的將領朱培德和譚延闓，要他們發兵去打蔣介石。但是自從蔣吞併許崇智的粵軍後，第一軍已成為廣東地區最強大的軍事力量。朱培德的滇軍和譚延闓的湘軍完全無力與其對抗，二人只好勸汪妥協。

汪聞言愈加憤怒，於是與當時在上海的共產黨總書記陳獨秀電報商量。當時雖然第一軍中的黨代表皆已被捕，但是在第一軍與黃埔學生中仍有大量共產黨員，而且共產黨背後還有蘇聯支持，汪認為如果雙方聯手，完全有戰勝蔣介石的可能。陳對汪的建議大感興趣，但是他沒有決定權，還需要服從黨中央決議。當年中共成立時，陳就堅決反對共產國際向黨的幹部發工資的建議，認為這會導致黨喪失獨立性。但是大多數黨員都投票贊同，對於一個新生的小黨來說，經費那可是頭等重要的大事，與讓大多都是窮酸文人組成的黨員們來交黨費養活專職黨工相比，有人給發工資，那自然是個皆大歡喜的選擇。所以陳最終也只好服從多數決議，但從此所謂黨中央的決議，其實也就等於看莫斯科的臉色。但莫斯科又會如何決定呢？

三二〇事件發生的消息傳到莫斯科後，共產國際立刻召開緊急會議商討對策。大會重點徵求了正在莫斯科向共產國際彙報工作的鮑羅廷的意見。鮑羅廷一向對當初反對國共合作的汪精衛印象不佳，孫中山讓汪精衛加入軍事委員會時，他曾以汪反對三大政策為由堅決反對。雖然汪後來轉向支持國共合作，但是在一向崇尚軍事實力的鮑羅廷眼中，汪仍然不過是個軟弱無能的，只會耍筆杆子的無用書生。而與之相比，鮑羅廷對蔣介石則一直青睞有加。早在廖案發生時，蔣就以迅速控制廣州，派兵進城緝兇的果斷行動而贏得鮑羅廷的好感。後來蔣悲憤的表示要為廖黨代表報仇，罵國民黨右派是反革命，是甘心投靠帝國主義、為虎作倀的群小，更在報心中樹立了其左派軍人的正面形象。

西山會議派成立後，蔣更是多次發言抨擊西山會議派的右派言論，公開力挺容共、聯俄政策。尤其是針對西山會議派指控鮑羅庭包辦中國革命的言論，蔣予以堅決反擊，說接受革命先進國同志的指導就是接受總理的指導，就是實行總理的遺囑。蔣的辯護，讓鮑羅庭在對其感激之餘，更是認定蔣才是真正可以依賴的左派領袖。所以面對共產國際的諮詢，鮑羅庭直言儘早北伐革命，才是當前廣州國民政府的當務之急，而要確保北伐成功，則離不開手握兵權的蔣介石的支持。與沒有軍隊的光桿司令汪精衛相比，爭取蔣更為重要。所以不能因為蔣與蘇聯顧問團中個別人的矛盾，就對其孤立疏遠。而應對其妥協讓步，進一步爭取團結蔣，而不應中了右派分子的離間之計。共產國際經過一番討論，決定接受鮑羅廷的建議，召回季山嘉，對蔣做出讓步，同時電令陳獨秀，要與一些共產黨人「在國民黨內發號施令的做法進行鬥爭」，答應蔣介石撤換一些共產黨人士的要求。

共產國際的太上皇們既然發了話，中共黨內那些對共產國際亦步亦趨的擁躉們自然緊跟支持。陳獨秀孤掌難鳴，也只好無奈服從中央的決議。他唯一能做的，就是在事後不顧共產國際反對，獨自宣布退出國民黨，以表達自己無聲的抗議，我們現在所讀的歷史教科書中，都說陳獨秀是右傾投降主義。其實像陳這樣一個率性洒脫，不畏強權的人，怎麼可能是那種窩窩囊囊，妥協投降的貨色呢。用後來瞿秋白的話說，其實在對國民黨右派妥協的問題上，責任首先在於共產國際，其次在於黨中央，但是共產國際的權威要維護，所以不能說共產國際錯了，黨中央的面子也要照顧，所以也不能說黨中央錯了，最後就只好拿其實最無責任的獨秀來當替罪羊，而陳又倔強，不肯忍氣吞聲，服從大局。於是只好將其開除出黨。

汪精衛接到陳獨秀傳來的共產國際決定對蔣妥協的消息後，如同挨了當頭一棒。他頭一次意識到自己這個手無兵權的空頭領袖，其地位是多麼的可笑與無奈。在22日召開的國民黨中央政務委員會會議上，一向溫良謙和的汪，竟在全體委員面前對蔣破口大罵，以出心中惡氣。蔣則倔強的不發一言。但是沒有軍事實力作後盾的汪，根本就奈何不了蔣。最後只好在其他政務委員的紛紛規勸下，給自己找了個台階，假裝原諒了蔣。

其實此時的蔣，其心中還是恐懼的。他這次大動干戈，不但將廣州城攪了個天翻地覆，而且公然派兵包圍汪的府邸和蘇聯顧問團駐地，行徑如同兵變，不但公然挑戰汪的權威，而且也得罪了蘇聯太上皇。如果汪以國民政府主席身份，在蘇聯支持下決定討伐叛逆，那時蔣的第一軍雖然兵力雄厚，但是懾於汪的正統身份，難免會有人臨陣倒戈，到時眾叛親離的蔣，可就處境堪憂了。所以蔣不得不向軍委會遞交呈文，聲稱「惟此事起於倉促，其處置非常，事前未及報告，專擅之罪誠不敢辭」，要求自請處分。可沒曾想最後竟然是以這樣高高舉起，輕輕落下的輕描淡寫處理方式而了事。連蔣要求共產黨員退出海軍和第一軍的非分要求竟也得到了滿足。這完全超乎了蔣的最樂觀估計。汪的虛弱與蘇俄的縱容，都大大出乎蔣的意料。

為了表示自己仍然是忠於革命的左派，蔣不惜將自己的下屬們踢出去丟車保帥。將王柏齡、陳肇英、歐陽格、吳鐵城等人統統撤職逮捕，送到虎門要塞去關押，將責任全都推到他們身上。然後又下令將黃埔的中國青年軍人聯合會和孫文主義學會兩派一併關閉，並鎮壓了右派的抗議。宣布三二〇事件絕非共黨陰謀，包圍蘇聯顧問團駐地純屬誤會。並一再聲稱自己仍然忠於共產主義，反對共產主義就是反對三民主義。總之，一切全都雨過天晴，彷彿什麼也沒發生。中山艦事件只不過是左派內部一次令人遺憾的小誤會而已。

而汪精衛則成為了此事的最大輸家，作為堂堂的國民政府主席，軍事委員會主席，國民革命軍總黨代表，汪精衛對於蔣介石公然發動兵變，犯上作亂，將第一軍中的黨代表們統統抓走，他不但事先無法阻止，事後竟也無法懲辦。面對蔣的威逼挑釁，他除了空洞的抗議：「我在黨內有我的地位和歷史，並不是蔣介石能反掉的!」之外，竟然完全束手無策。徹底暴露了自己的虛弱無力。汪自覺顏面盡失，無顏再在國民政府主席的職位上繼續幹下去。尤其是面對蔣的咄咄逼人，無論是黨內的軍政大員，還是蘇聯人，竟然全都眾口一詞的勸自己姑息養奸，忍氣吞聲，汪實在不願再受這個傀儡主席的窩囊氣。於是22日開過中政會之後，次日便以患病為由向中常會請假治療，躲到荔枝灣去養病。接著又自嘲的以「責己而不責人」為由，宣布引咎辭職，5月11日離粵赴港，取道轉往法國，開始了他人生中的另一段留洋逃避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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