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官指揮戰爭，文武分離的背後，到底是哪些因素在驅動？為什麼？

03-15

首先，在回答題主的問題前刷一句知乎名言：先問是不是，再問為什麼。

題主的問題「文官指揮戰爭」是不是「避免了藩鎮割據等風險」？

別的朝代不提，宋代一定不是。宋初在宋太祖所謂的杯酒釋兵權後，就是大家比較熟悉的統一戰爭和宋遼戰爭。這兩場戰爭中宋軍的主要指揮官九成以上都是武人。

下面是《五代北宋前期都部署問題探討》的原文：

人們多半認為，宋太祖重文輕武，即重用文臣、壓抑武將。其實，宋太祖時正值戰爭年代，很難重文輕武。。。。應當說宋太祖文武並重。一概任用武將出任「事權甚重」的都部署，即是其雖然重文，但並不輕武的例證。

《太宗皇帝實錄》卷41稱：「上以五代戰爭已來，自節鎮至刺史，皆用武臣，不曉政事，人受其弊。上欲兼用文士，漸復舊制」。。。。於是，研究者們通常認為：「宋太宗時，開始參用文臣，實行以文制武。」其實，雍熙三年五月北伐失敗以前，並無文臣出任都部署之例。即使在此後，例證也極少。人們經常引用的三個例證，均有可斟酌之處。

宋真宗即位後，右司諫孫何仍上疏「乞參用儒將」，又是宋太宗時都部署通常由武將擔任的佐證。或許是由於這類呼聲日漸高漲，宋真宗時文臣都部署逐漸增多，張齊賢、錢若水、王欽若、向敏中等宰執大臣相繼出任都部署。。。。任伯雨說：「及至太宗以後，迤邐悉用儒將。至於並邊小郡，始用武人。」其實，宋太宗乃至宋真宗時都夠不上一個「悉」字。

也就是說，宋朝應對宋初藩鎮割據局面的方法其實和題主所說的文官帶兵沒有什麼關係。因此@劉東東這樣單純把宋朝「軍備頹廢的關鍵」和文官領兵掛鉤的其實一點道理沒有。岐溝關、君子館、陳家谷哪一場也不是文官們的鍋。即使到了公認的「重要州郡的文臣知州兼任都部署才逐漸成為制度」宋仁宗時代，對前期西夏作戰最著名的鎮戎三敗（三川口、好水川、定川寨）的軍事主官也不是文人。

當然，說到這裡，讀過宋史又不滿於我上面甩鍋行為的人一定會拿比如徐禧或者張浚這樣的坑貨來比爛，選擇性無視諸如王韶或者宗澤這樣的文官帶兵的優秀案例。我對此倒也不否認，「文官領兵」的確有非常坑的案例，他們的存在拉低了這四個字在大眾心中的觀感，下面我會詳細談談這個「文官領兵」為什麼令人反感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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繼續。。。。

文官領兵為什麼讓人反感，理由大致如下：

以宋朝歷史論，宋代文官非常喜歡排擠武人；而且文官領兵多是自上而下空降到地方上，給人一種欽定的感覺；不但如此，文官帶兵聽起來就一股滿滿的「外行指揮內行」的既視感，怎麼看都不大靠譜啊。

不得不說，以上說的都是正論。甚至可以說，就是因為這些正論具有很強的現實意義，才讓這些論調格外深入人心。

不過，知其然還要知其所以然，歷史不是由簡單的段子串起來的，而是由各種不斷發展變化的因素綜合在一起形成的。下面我就簡單剖析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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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文官為什麼喜歡排擠武人？

說到宋代武人受排擠，我知道很多人要提狄青。不用你們提，我先把韓琦那句話的原文拿出來：

後青舊部曲焦用押兵過定州，青留用飲酒，而卒徒因訴請給不整，魏公命擒焦用，欲誅之。青聞而趨就客次救之。魏公不召，青出立於子階之下，懇魏公曰：「焦用有軍功，好兒。」　魏公曰：「東華門外以狀元唱出者乃好兒，此豈得為好兒耶！」立青而面誅之。青甚戰灼，久之，或曰：「總管立久。」青乃敢退，蓋懼並誅也。——《默記》

很多人看這段史料（如果看過的話）都很容易忽略「請給不整」四個字。這四個字什麼意思？其實就是指焦用貪污軍款。這裡首先補幾個常識：

①宋代軍隊推行「階級之法」，士兵投訴自己的軍官這種下克上的行為無論對錯，自己首先就要受處罰。所以焦用能導致自己的部下投訴自己，說明事情已經發展到士兵不堪忍受的地步了。

②韓琦（魏公）帥定州的時期，定州的軍隊認為自己之前平定貝州之亂，應當得到更多的賞賜，韓琦認為定州兵「不治且亂」，故「用軍制勒習，誅其尤無良者。士死攻戰，則賞賻其家，籍其孤嫠繼稟之，威恩並行。又仿古三陣法，日月訓齊之，由是中山兵精勁冠河朔。」說白了就是嚴打。

③狄青早年在西北帶兵的時候因為經濟問題陷入麻煩。為了保狄青，范仲淹、歐陽修紛紛出面保狄青，歐陽修甚至以「青本粗人，不識法度」，皇帝你看在他是西北難得的將才的份上就算了吧。

綜上所述，為什麼韓琦在得到焦用部下投訴焦用貪污後毫不猶豫地決定處死他？就是因為你焦用運氣不好，撞在我嚴打的時候，你個貪污犯還牛氣了？

而為什麼狄青給焦用求情不說焦用有冤情而是說「焦用有軍功」？因為狄青當年犯事的時候就是因為自己「有軍功」，被一干文臣保下來了，他很天真地覺得韓琦也會因此網開一面。他完全忽略了自己在西北時，北宋因為剛剛經歷了鎮戎三敗，中層軍官死亡過多急需提拔一批新人，即使這些新人有點錯誤也可以暫時忽略不追究，不是當真因為軍功可以抵罪。

所以當韓琦恨鐵不成鋼地宣言「東華門外以狀元唱出者乃好兒，此豈得為好兒耶！」並且一刀宰了焦用後，狄青才會「蓋懼並誅也」，自己當年也不幹凈啊。

所以說什麼叫殺人不用刀？你們還真以為默記是在給狄青叫屈啊？本來歐陽修說「青本粗人，不識法度」也就是脫罪用的託詞，但你默記這麼一潤色，一個包庇縱容部下貪污的形象躍然紙上有木有？

生活在今天的現代人（尤其是中國人）這個問題不去讀史書是很難理解宋代文人為什麼那麼不待見武人。因為咱們現在是由一支人民軍隊保護著，洪水地震來了，子弟兵會衝進災區救民於水火；外敵來了，解放軍會拿起武器保衛祖國。作為一個國家的暴力機構，中國軍隊在民間的聲望高的匪夷所思。所以很多人會不自覺地「以今度之，想其當然耳！」（孔融語）

那麼古代軍隊實際情況又是怎樣？

初，詔發蜀兵赴闕，並優給裝錢，王全斌等擅減其數，仍縱部曲侵撓之，蜀兵憤怨思亂。兩路隨軍使臣，亡慮百數，全斌及王仁贍、崔彥進等共護恤之，不令部送，但分委諸州牙校。蜀兵至撓州，果劫屬縣以叛。會文州刺史全師雄挈其族趨京師，過撓州，師雄嘗為蜀將，有威惠，恐叛兵脅之，乃棄其家自匿。後數日，叛兵搜得之江曲民舍，遂推以為帥，觽十餘萬，號興國軍。全斌遣馬軍都監朱光緒將七百騎往招撫之，光緒盡滅師雄之族，納其愛女及□裝。師雄怒，不復有歸志。

我讀書的時候有一篇課文叫《鍋里出銀元》，講的是紅軍路過某村，村民聽說軍隊來了，紛紛逃入山中，等紅軍走了，百姓回到村裡發現紅軍給他們留了銀元，以支付他們在村裡擅自吃掉的村民們的糧食。

不談紅軍，只說百姓為什麼會見到軍隊就逃。因為在近代以前，大部分軍隊的軍紀都到達不了秋毫無犯的程度，甚至可以說兵過如梳才是那個時代的正常情況。軍隊搶東西不是新聞，軍隊不搶東西才是新聞。這種事情感興趣的網友可以自己翻史料求證，經歷了五代藩鎮之禍的百姓，武人在他們心裡的節操值早就是負的了。有個機會排擠或者嘲笑他們，是個人都不會放過這樣的機會。

那麼當文人或百姓見到看起來和尋常武人不大一樣的武人又是什麼態度呢？

建炎年間還只是一個小兵的岳飛投奔張所（文官）的河北西路招撫司，招撫司有一位任幹辦公事的募僚，名叫趙九齡，他和岳飛接觸以後，稱讚他為「天下奇才」並推薦給張所。張所和岳飛交談以後驚嘆「公殆非行伍中人也！」。 什麼意思？張所誇岳飛，你一點也不像你的那些丘八同行啊！對一個武人的最高評價竟然是說你和你所在的階層完全不在一個檔次，可見武人階層殘念到什麼程度。

這還沒完呢，我們再看下面：

李綱稱讚岳飛「年齒方壯，治軍嚴肅，能立奇功，近來之所少得」，斷言他「異時決為中興名將」。

後來岳飛進了詔獄，齊安郡王趙士（左亻右褭）對宋高宗說：「中原未靖，禍及忠義，是忘二聖，不欲復中原也。臣以百口保飛無他。」

參加審訊或詔獄結案的大理寺左斷刑少卿薛仁輔與大理寺丞何彥猷、李若朴也力排眾議，企圖保全岳飛的性命。最初主審岳飛案的秦檜黨羽何鑄也反水，跑到秦檜那邊給岳飛求情。

甚至有文士上書求情說「臣之與飛，素無半面之雅，亦未嘗漫刺其門，而受一飯之德，獨為陛下重惜朝廷之體耳。」

最誇張的是洪皓，因為長期被扣留在北方，親眼看到岳飛死後「諸酋聞其死，酌酒相賀」，即使他一輩子都沒和岳飛照過面，但後來回到南宋，卻在皇帝面前為岳飛遇害而失聲痛哭。

老百姓的表現，不談立生祠和痛哭流涕這些，紹興三十一年海陵王南犯的時候，荊襄一帶岳飛舊部的口號是「為我岳公爭氣，效一死!」

可見文人也好，百姓也好都不是瞎子，誰幹得好誰幹得孬，誰該點贊誰該丟雞蛋還是分的很清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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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官領兵多是自上而下空降到地方上，給人一種欽定的感覺，文官帶兵就像「外行指揮內行」一樣

沒錯，通常而言。文人是不會從基層軍隊一步步鍛鍊出來的。其實古代大部分軍官也是這樣，王朝初年從一介士兵慢慢爬到軍官的情況或許較多，但到了王朝中後期，基本上中高級軍官大部分都是「軍二代」了。

舉個例子，宋神宗時期元豐西征五路伐夏，五路的主帥分別是：

種諤：名將種世衡之子，軍二代。

李憲：宦官，曾隨王韶開熙河。

王中正：宦官

高遵裕：外戚，名將高瓊之後。

劉昌祚：名將劉賀之後。

出現這種情況，主要原因是古代沒有軍校，沒有完善的軍官培訓機構。大部分軍官的軍事經驗來自於自學和家族傳承。是的，家族傳承，「將門有將」這種思維方式今天看來或許很奇葩，但是在古代卻被認為是非常合理的。

也就是說在《王牌特工》和《哈利波特》里那種巫師/貴族世家必然世代都是巫師/貴族，麻瓜和泥巴種被歧視的事情在古代軍隊里一直都在發生。這又是現代人（尤其是中國人）越來越難以產生共鳴的地方。

文官領兵除去那些特別奇葩的案例。大部分文官領兵也都是和那些「軍一代」一樣，靠著實踐和理論學習摸著石頭過河。但是，要注意一點，很多文人（尤其是宋代以後）在帶兵以前還可能有個進士頭銜。這個頭銜不但代表他們有一定的文化基礎，也意味著他們都是學霸。這些學霸很可能在學習別的東西上也有著非常快的領悟速度（儘管只是可能），而且熟讀孔孟之道的他們通常還有一定的信念，對於自己的職責有一定的認識。

這麼想來好像還蠻勵志的：一介書生努力學習高中進士，然後為了保家衛國（和加官進爵）投筆從戎，先是自學兵法，為帝王出謀劃策，方案得到首肯後便出守地方，實現抱負。考慮到他的手下多是有組織無紀律的軍二代，怎麼看書生的主角光環都要更閃亮一點。

以宋代為例，為什麼宋仁宗時期以文官掌兵漸成制度。一方面固然是因為兩宋的天子近臣逐步由武人演變為文人團體，另一個很重要的原因也是因為國家承平已久，原來軍隊中的軍官因為缺乏歷練戰鬥力逐漸下降。在和西夏的初期作戰中表現的很難看，這才促成了大量文人介入其中，主持軍事機構與指揮軍隊行動。設若武人團體當真有能耐有節操有理想，文官想搞小動作哪有那麼容易？

舉點例子：宋遼戰爭之前提過，那會文人還很難插手軍務。但宋夏戰爭以後就不一樣了。以戰略方面的貢獻論，宋夏戰爭兩大主要戰略：進築淺攻和熙河攻略的制定者都是文官，前者由范韓提煉成理論並付諸實踐，後者最早由張載（宋代關學泰斗）提出後由王韶實現。

宋金戰爭中，發動地方群眾的抗金熱情來抗金的思想也是由宗澤等人總結並發展出來的。後來岳飛紹興北伐也踵其故智，搞得金軍「燕山以南」「號令不行」。後來的宋金戰爭中，南宋幾乎每次都會依靠北方義軍作為呼應。

宋元戰爭比較著名的戰略，比如余玠（文官）提出的山城防禦策略，幾乎把原來已經沒什麼希望的四川戰區給盤活了，釣魚城等四川要塞也成為南宋最後陷落的城市之一。可以看出宋代的文官在軍事上是頗具貢獻的，不能稱為「外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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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上所述，今人對於宋代文官領兵的諸多誤解和惡感，很大程度上都是因為不熟悉宋代的歷史背景，對於歷史只有點狀的碎片記憶，不去求證前因後果導致的。

還是那句話，歷史問題不能當段子看，不要為了粉或黑去看，要好好梳理髮展過程，切忌葉公好龍和六經注我。

看到有的答主注意到區分廟堂指揮戰爭和臨陣指揮戰爭的區別，的確是如此。

廟堂上的指揮，本質上是一個政治行為。在中國古代官制中，文官序列的官員對補行政職位的缺更有優勢，這是因為術業有專攻。眾所週知，宋代的最高政治決策層是皇帝、中書門下、樞密院、三司，明代是皇帝（司禮監）、內閣、六部。軍政機構在宋代是樞密院，在明代是兵部。不是沒有武官序列的官員進入政治決策層，比如狄青官至樞密使、徐達官至中書右丞相參軍國事，這是典型的武官擔任軍政職位乃至參與最高決策層的案例，但這也是少數的特例，不具備普遍性，原因還是武人更多被分配到軍事管理機構了，因為他們更合適。由於官制更加專業化、職業化的分化，結構趨於完善，武官序列的官員被分配到軍事管理機構，也就是軍隊的體系中，在宋代最高是三衙，在明代最高是五軍都督府，這兩個機構的主官基本以武官序列的官員為主，這兩個機構便是參加廟堂指揮的兩個一級軍事、軍政機構。同時，戰爭還需要財政、工程、民力、行政、外交乃至中央各部各司和涉及地區的地方各司主官的配合，廟堂之上戰略的討論，不可避免與另一套行政機構發生聯繫，在宋代是中書門下，在明代是內閣及六部其他部門，整個加起來，才是廟堂戰略指揮的全部。戰爭，不可能單獨討論軍事，它是政治的延續，戰爭行為更是整個國家機器的統一行動。

臨陣時的指揮，本質上是一個軍事問題。正如我原文所說，軍事是一個不斷走向高度專業化、高度技術化、理論化，注重理論能力、實踐能力、分析能力相結合的事物範疇，它會發展出自己的一套軍制、軍官士官培養制度、士兵訓練制度、軍事晉升機制、軍事指揮制度、軍用技術研發制度等等。但在宋明時期，它還在摸索狀態，正在往這個方向前進。在這一時段，文官的特性使其相比武官和宦官更能適應軍事制度的發展及轉變，出現了大量文官足以勝任並參與戰爭的案例，這不得不說是軍事史上的一次優勝劣汰，與文武無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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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原文：

簡單來說，不是「文官指揮戰爭」，而是「符合戰爭需求，擁有相應資歷和能力，而被授予該差遣或官職的文官指揮戰爭」。重點在於它的差遣（宋）和官職（明），說的更詳細點便是其權責，而不在於他們究竟屬於文官序列還是武官序列。

比如盧象昇，天啟二年進士，並授戶部主事。盧象昇曾做過的幾個典型的職位：大名知府、按察使、右僉都御史、右副都御史、湖廣巡撫，這資歷妥妥的是文官。但他最終做到了總理五省軍務、以及後來總督宣、大、山西三鎮的位置，他的天雄軍也是明末可數的強軍之一。原因不是因為他是文官，而是因為他的能力、資歷足以擔任總理五省軍務、總督三鎮的官職，更符合明朝對戰爭的需求，他不當誰當，他不出名誰出名？他不專業誰專業？講道理，盧象昇比楊嗣昌不知道高到哪裡去了。以上在同一時期，各舉了一文官主掌兵事戰爭事宜的正例反例——盧象昇、楊嗣昌。

因此，要說進步不進步，關鍵得看是否能夠任用符合需求的人任事，這是一個人力資源分配和官員選拔任用的問題，也是一個非常現實的問題。你若說「文官指揮戰爭」到底是不是進步，我可以負責任的告訴你「不是」。但你要說「武官指揮戰爭」吼不吼，是不是進步，我也只能告訴你「不是」。在這一命題裡是直接將另一邊的符合需求的官員完全排除在外，你告訴我這是進步還是倒退？更何況，在古代中國，還有第三個序列——宦官。在宋明時期，宦官領兵、負責防務或參與戰爭指揮也有很多厲害角色，比如宋代的李憲、明代的亦失哈。若一定要在文、武、宦裡面選擇一個，直接將另外兩個序列的人才排除，那不可能是進步。

正如我前面說，符合戰爭需求，擁有相應資歷和能力，而被授予該差遣或官職的人才指揮戰爭，才是進步。這正是整個中國戰爭史中軍事任用制度的真正走向，也是宋明兩代正在做的。在摸索中出現了很多「意外」，雖然總體走向好的方向，但整個體系不可能永遠處在完美的狀態否則也不可能有變革。監軍制度帶來了監軍越權指揮導致失敗的風險，指揮者錯誤的指揮導致失敗的風險（這個三家誰也別說誰，隨手都能舉出不少），文武、宦官相爭帶來內耗，任用不當也可能造成戰爭失敗，但是軍事的專業化程度越來越高，軍事主官的任用越來越趨向軍事能力為基準的時候，主官的出身便不再是最大因素，甚至由於武官平均文化素質不如文官，反而在軍事理論甚至實際能力上面都可能不如擁有足夠能力的文官。

整個來說，軍隊是走向高度專業化又高度依賴技術、經驗的團體，其對主官的要求是理論水平、實踐能力、技術水平、經歷資歷相結合，武官序列的官員，由於門檻較低、平均文化素質較低、理論水平學習能力、案例分析能力不足（因為沒有經過系統、專業的對兵書、史書的研讀，古代的武學、武舉等並沒有達到這個程度，但文官卻可以仰仗自己的文化水平自行學習、拜師學習甚至依靠家學淵源來獲得競爭優勢），在軍隊走向高度專業化之後，武官群體暫時的處在了劣勢，這就造成了宋明時期，文官在軍事任免上相對武官佔優勢的情況，出現了一個看起來「比較鮮明」的矛盾，但這與文武之別並沒有本質連繫。儘管摸索了上千年，才走到我們今天這個軍事高度專業化，有了一整套現代軍制、軍官培養機制和晉升機制、指揮機制的地步，但這不是我們否定過去的理由。

前頭某人所謂「文官指揮戰爭使得武官很難真正去打仗是宋朝軍事弱的原因之一」也是醉了……

什麼叫「真正打仗」？難道打仗還是演戲假打？

什麼叫「弱」？在蒙元面前的晚期南宋或者金面前的晚期北宋倒是算得上弱，北宋雖然啃不下來遼但也不是弱小對手，因此《遼史》的兵衛志裡頭還說「雖然，宋久失地利，而舊志言兵，唯以敵宋為務。」對西夏來說就是生死大敵，對青唐吐蕃、黃頭回鶻來說宋朝就是洪荒巨獸。而這個時代的東亞是實實在在的怪物房。

宋代軍事不給力的原因也不是簡單的什麼「重文」，「文官外行指揮內行」，「皇帝縮卵」……嚷嚷什麼鐵血尚武什麼血性皇帝的嘴炮或者噴什麼挫宋，又或者怪沒騎兵，這些根本就是毫無意義。

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宋朝軍事缺陷的內部根源在於唐宋變革以來國內莊園農奴制被租佃製取代，大地產衰落，土地集約化程度降低，難以大規模發展畜牧業；農業技術的發展促使人口增加需要更多耕地，難以大規模發展畜牧業；畜牧業的衰落導致整個社會的畜力缺乏，進而導致國家在對外作戰時後勤轉運能力孱弱，而國內的交通運輸都大打折扣，使國家對下層控制力以及整體動員能力都大為衰減。宋朝對西夏作戰要搞築壘淺攻而無法直接大軍遠征犁庭掃穴，正是漢地畜牧業衰落導致後勤轉運能力、國家動員能力和軍事機動能力衰減的結果。

外因則是唐末五代以來漢地邊緣的農牧區域逐步胡化，最後被胡人掌控。還是那句話，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胡人獲得有較發達農業的邊緣漢族地區，從而獲得了可以支撐他們建國家、立文法，建立有成熟軍政體系的強盛國家的經濟基礎，使其實力進一步增強。而失去有較好畜牧業條件的漢族邊區，則進一步加劇了這一時期漢族政權畜牧業衰落導致後勤轉運能力、動員力的衰弱趨勢。此消彼漲之下宋朝的對外經略就更加啃不動這些大國。

至於說文官打仗外行……很抱歉，即使是各國皆有軍校，武官們普遍文化水平相當高的現代世界，也多的是你們嘴裡的「外行領導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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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生產關係變遷導致畜牧業衰落，以及畜牧業衰落帶來的負面影響（連國內的物流都不暢通了，還去遠征敵國犁庭掃穴？或者像某些嘴炮們說的那樣全國動員組建幾十萬幾百萬大軍？）：

「從我國封建生產方式的特點看。我國自春秋戰國以來，封建地主制代替了封建領主制，人身依附於領主的農奴轉變為人身相對自由的農民，這種農民經營的是獨立的、以種植業為主、兼營家畜飼養業和其它副業的經濟。其優點是土地可以私有，人身相對自由，經營比較自主，因而生產的積極性和主動性比農奴為高；缺點則是經常受到因土地可以買賣而不可避免地發展起來的土地兼并的威脅，生產條件、尤其是畜牧業生產的條件不穩定。」

「對這一時期的民營牧業應有分析，不可籠統地說成是衰落或「農牧兩傷」。從經營的規模看是顯著地縮小了。戰國秦漢時期那樣的大牧主再也找不到了。明代「陸孳畜牸蹄角以百計（也就是十幾頭或更多些的大牲畜，包括母畜）」的地主（明王世貞《弇州山人稿》卷８５），就被認為是值得大加稱道的了。徐光啟為地主設計的經營畜牧業的方案是：「居近湖、草广之處，則買小馬二十頭，大騾馬兩三頭，又買小牛三十頭，大牸牛三、五頭，構草屋數十間，使二人掌管牧養。……養之得法，必致繁息；肯多得糞，可以壅田。」（《農政全書》卷41）應該說，這是代表了我國封建社會後期民營牧業的最高水平了，但比起戰國秦漢那些牛羊滿谷、富埒王侯的畜牧主，豈能同日而語！」

——李根蟠《我國古代的農牧關係》

「我國戰國秦漢形成農區和牧區分立和對峙的格局。牧區有發達的的游牧業。在農區，廣大農民經營的畜牧業是一種家庭副業，但同時存在發達的以養馬業為基幹的國營牧業和大型的地主私人畜牧業。國營畜牧業唐代臻於極盛，晚唐至宋衰落，馬等大牲畜數量減少，但有些地方養牛尚多，耕牛成為販銷的重要商品，豬羊家禽的飼養也有發展。清代合草原內地為一家，結束了農區政權與牧區政權長期軍事對峙的局面。國營牧業進一步衰落，傳統牧區許多牧場轉化為農田，內地可以放牧的草山和荒地減少，內地再也看不到秦漢那樣的大畜牧業，農牧結構越發畸重畸輕。」

——李根蟠《略談明清農業經濟的發展與制約——與戰國秦漢和唐宋的比較》

這個問題沒問好。

如果是咱家來問，咱家會這麼問：

文武分離的背後，到底是哪些因素在驅動？為什麼？

這個問題的解答，才是解釋現象的關鍵。

分工的基礎，一定是有分工的需要。文武分家的動因，很重要的一個原因就是軍事工作逐步專業化。為何專業化呢？可以看一本書，叫唐宋樞密院制度研究。

其實，這個書還沒有說透道理，但是它大致把源流和執掌大致分析清楚了。

你們帶咱家這個問題去看，你看這個問題的眼光絕對就不同了。

這個領域其實是一塊白地，有很多文章可做。

而且最重要的是，從這裡可以抓住一直隱藏在軍事史背後若隱若現的一個重要線索。

搞軍事歷史研究，要抓住軍事工作這四個字。何謂軍事工作？為什麼會專業化？抓住這個不放，這是我國軍事史研究現代化的關節。

咱家下一個目標就是以一位南宋的重要國防負責人的軍事工作為核心，用現代理論來解構和分析他的工作。

恩，不是賈似道。

實際上，很多人談論這個問題時都沒搞清楚什麼是文，什麼是武？官有文職武職，有文事武事，並不是文職就不能從武事。就算是說文職武職，這玩意要正式分野，涇渭分明，那也是中晚唐以後的事了（參見趙冬梅《宋代武選官研究》）

在這之前呢？所謂的出將入相，放在宋代就是文人典兵。因為啥呢？你出將入相的總不可能是丘八吧？你總是有文化有修養的吧？而這些人，在宋代絕大多數是以進士文人的形象出現的。我舉幾個前代的例子。

比如武聖孫武，一個在戰國那種教育環境下，能夠著書立說的人？難道會是宋代的丘八行列么？

比如漢代的韓安國，有名的學問家和辯士，也是漢代的名將，這放在宋代，妥妥的文人典兵啊。

還有大名鼎鼎的衛青，你知道衛青擔任過得太中大夫放在宋代是文散官官階么？這說明那時候文武分野根本就不明顯。

還有諸葛亮，名家諸葛氏出身，文這就不用多說了吧？他一開始擔任什麼官職？軍師將軍，這是文還是武？

再往後，謝玄，北府兵的創建者。正經的陳郡謝氏子孫，詩書傳家的大文人，也是擔任過軍職的。魏晉南北朝時的官，帶一個文職兼一個武職的情況常見的很。你總不能說陳郡謝氏子孫是「武人」是「勁卒」吧？你知道這在當時是罵人的話么？

再往後，狄仁傑是文人吧？照樣擔任過河北道行軍元帥，這是文人典兵吧？

只不過在宋以前，科舉制未完備之前文人≠科舉出身的進士，而可能是貴族，是外戚，是詩書傳家的士族子弟，是一切掌握壟斷文化知識的智識階層，而這些人，在宋以後都劃歸到了進士階層了。

宋以後，明代的胡宗憲，孫承宗，袁崇煥，哪一個不是進士出身的能打仗的名帥？清代平定西北叛亂的年羹堯，打出同治中興的曾國藩，李鴻章哪一個不是進士出身？

所以說實際上，由掌握知識的人為帥統領軍隊，指揮武將作戰這個形式自古以來就是這樣的，只不過隨著社會的發展，社會階層的變化，表現的形式不一樣而已。並不是說文人帶兵就打不好仗，這事關能力問題，武將戰敗的例子更多，只不過大家覺得這是武將，他打不好只能說他蠢，而不能說他外行，而文人帶兵打不好就是外行領導內行導致的。可是實際上，表現形式都是一樣的。

最後再略略提一點宋代的軍制，實際上宋代的軍事指揮制度是樞密院—三衙體制，樞密院掌軍政能調兵，三衙掌軍令能統兵。三衙長官只能是武將。這種體制眼熟不？現代文官政府以國防部掌軍政，職業軍人掌軍令是不是也一樣？國防部長是文官，不是職業軍人。比如英國，國防大臣甚至不需要軍隊經歷，政客就行。

而樞密院本身也並不是專屬武人的機構。樞密院一開始在晚唐是宦官機構，只是傳遞消息的機構，由於執掌機密信息，地位逐漸加重。到了五代，朱溫特別寵信的心腹敬翔知樞密院，這個機構逐漸由內朝走向外朝。並且不斷侵奪中書門下也就是宰相的權力。由於五代戰事頻繁，國家最重要的事就是戰事，樞密院和樞密使作為皇帝最重要的心腹就逐漸在軍事上越來越重要。所以樞密使一開始就是以皇帝心腹親信的形式出現而不是功勛武將。

如果按照正常的發展模式繼續下去，樞密院和樞密使就會向以前的尚書省，中書省，門下省一樣。從皇帝的親信侍從機構發展為真正的宰相機構。但是這個過程被中斷了。被誰中斷的？就是宋太祖

宋太祖即位後，繼續留任了前朝宰相為宰相，而讓自己的心腹趙普掌管樞密院。後來後周的三相被罷，趙普升任宰相，從此開始重建中書門下權威，重新確立宰相的地位，削弱了樞密使的權力，最終打斷了樞密使向真宰相轉變的過程。

所以考察宋初的樞密使人選，你會發現，這些人都是與皇帝關係極為密切的潛邸從龍人，而並不是根據文官武將選擇。但是隨著宋代制度的完善，宋代的皇帝潛邸人選也逐漸都變成了文人。而且科舉製為國家提供了源源不絕的人才，士大夫政治逐漸形成，樞密院的外朝性質更加明顯。所以後來的樞密院主官就多由文官擔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