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已淪陷低慾望社會 中國的發展趨勢會怎樣？

「買車難道不是笨蛋做的事嗎？」不久前，日本諮詢大師松田久一在他的《厭消費世代的研究》（2009年）發出了這樣的反問。幾年後，日本經濟評論家大前研一也在《低慾望社會》（2015年）中警告日本國民：不婚、不生、不買房的年輕人，已經使日本進入了低慾望社會。

在他定義中，所謂低慾望社會，就是指作為社會主體的新世代不願再背負風險和債務，喪失物慾、成功欲、結婚欲、生子欲、甚至是性慾，遠離時尚、遠離名牌、遠離買車、遠離喝酒、甚至是遠離戀愛……為此，他感到憂心忡忡。

一、低慾望社會的本質

低慾望社會的表徵就是經濟和社會缺乏活力。那麼，缺乏活力又是什麼造成的呢？那就是經濟的停滯以及人口的老齡少子化，而「低慾望」只是這種現象的個體化表現。

人們從各個角度分析了「低慾望社會」的原因：泡沫經濟的遺毒、社會階層的板結、社會秩序的生硬、福利制度的完善、傳統婚姻觀的桎梏、女權運動的滯後、甚至AV業色情業的泛濫等等；這些障礙和誘惑讓年輕人既看不到跨越階層的希望，也找不到結婚生子的樂趣和必要性。但以上這些都是微觀層面的解釋。從宏觀角度看，一個國家自二戰後狂飆突進地發展了將近50年，已經是一個世所罕見的奇蹟了，它的減速、停滯甚至衰落，只是人類社會發展過程中的一個非常自然的現象，所謂物極必反、盛極必衰……總之，日本的低慾望社會表面上雖然死氣沉沉，但它並非是一件絕對的壞事，某種程度上反而證明了日本年輕人生活方式的多元化以及日本經濟的低調轉型。

二、中國大陸有可能跌入低質量的「低慾望社會」

先來看相同之處。第一，日本和中國大陸都經歷了經濟高速發展的時期，而且在高速發展的後期都遭遇了地產泡沫和股市泡沫；第二，日本和中國大陸都要面對政府債務急劇攀升的問題；第三，日本和中國大陸都有人口結構老齡少子化和勞動力下降的問題；第四，日本和中國都有國內消費不足、難以拉動內需的問題。

但是兩國的差異卻遠遠大於相似之處。

第一，中國大陸的經濟發展水平遠沒有達到日本當年的程度。日本陷入高等收入陷阱和人口紅利消失的時候，人均GDP是23,472美元（1989年），而據說中國已經陷入了中等收入陷阱（人口紅利也在2012年結束），但人均GDP只有8,069美元（2015年）。日本是「已富才老」，而中國是「未富先老」。雖然中國已經是全球製造業規模最大的國家，但說到汽車、攝像機等高端製造方面，並沒有掌握核心的技術，其經濟轉型難度大於當時的日本。

中國大陸的貧富巨差導致窮人被迫「低慾望」，住房、醫療和教育三座大山牢牢地壓在每一個工薪階層的身上，這樣的日子怎敢「高慾望」？如果說前兩年還有收入不高的年輕人為買一台iPhone手機而預支兩個月工資的話，這兩年則很少看到這種現象了。很明顯，低收入人群逐漸回歸了理性消費，量入為出過日子總比提前享受更實際、更安全。另外，隨著新一輪互聯網+創業潮逐漸落幕，更多的年輕人看出了所謂「逆襲」的虛妄，逐漸接受了難以突破的天花板，走上了「低慾望」的路子。

總體而言，目前的中國大陸還不具備進入日本式「低慾望社會」的條件，年輕人不光不容易滿足，也沒有日本新世代所擁有的退路。因為「全面小康」「共同富裕」的目標還沒有實現，不論低收入階層還是中產階層都有著極大的不安全感和焦慮感，只有不斷提高的收入和穩定的職位，也就是「成功」，才能暫時緩解這種壓力。因此，中國大陸社會所顯露出來的「高慾望」現象更多是為了抵消不安全感，用經濟學的術語說，這種現象本質上屬於一種需求（needs）而非慾望（wants）。同時，為了在嬰兒階段的法治社會獲得一點產權和資本方面的安全感，中國的富人必須做出額外的努力，既需要正規渠道的，也需要一些非正規渠道的努力。這些努力都是日本的同代人不太需要面對的。在這一點上，他們同樣也是更多地被「需求」而非「慾望」驅動著去奮鬥。

如果說中國大陸即將進入一個「低慾望社會」，那也是一個極度不穩定的「低慾望社會」。年輕人需要滿足的不僅僅是物質和自然的「慾望」，還包括非經濟層面的「需求」，比如對尊嚴的需求、對安全感的需求、對公民權利的需求、對法治的需求等等，而後者的滿足情況才是決定中國大陸能否順利跨過「低慾望社會」（低質量版）的關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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