詩經《擊鼓》描寫了怎樣的戰爭場面？

擊鼓

先秦：佚名

擊鼓其鏜，踴躍用兵。土國城漕，我獨南行。

從孫子仲，平陳與宋。不我以歸，憂心有忡。

爰居爰處？爰喪其馬？於以求之？於林之下。

死生契闊，與子成說。執子之手，與子偕老。

於嗟闊兮，不我活兮。於嗟洵兮，不我信兮。

　　這是一篇典型的戰爭詩。詩人以袒露自身與主流意識的背離，宣洩自己對戰爭的抵觸情緒。作品在對人類戰爭本相的透視中，呼喚的是對個體生命具體存在的尊重和生活細節幸福的獲得。這種來自心靈深處真實而樸素的歌唱，是對人之存在的最具人文關 懷的闡釋，是先民們為後世的文學作品樹立起的一座人性高標。

　　《毛詩序》云：「《擊鼓》，怨州吁也。」鄭箋以《左傳·隱公四年》州吁伐鄭之事實之。姚際恆《詩經通論》以為「與經不合者六」，此實乃《春秋·宣公十二年》「宋師伐陳，衛人救陳」之事，在衛穆公時。今以為姚說較《毛序》為合理，姑從姚氏。

　　第一章總言衛人救陳，平陳宋之難，敘衛人之怨。結雲「我獨南行」者，詩本以抒寫個人憤懣為主，這是全詩的線索。詩的第三句言「土國城漕」者，《鄘風·定之方中》毛詩序云：「衛為狄所滅，東徙渡河，野居漕邑，齊桓公攘夷狄而封之。文公徙居楚丘，始建城市而營宮室。」文公營楚丘，這就是詩所謂「土國」，到了穆公，又為漕邑築城，故詩又曰「城漕」。「土國城漕」雖然也是勞役，猶在國境以內，南行救陳，其艱苦就更甚了。

　　第二章「從孫子仲，平陳與宋」，承「我獨南行」為說。假使南行不久即返，猶之可也。詩之末兩句雲「不我以歸，憂心有忡」，敘事更向前推進，如芭蕉剝心，使人酸鼻。

　　第三章寫安家失馬，似乎是題外插曲，其實文心最細。《莊子》說：「猶系馬而馳也。」好馬是不受羈束、愛馳騁的；徵人是不願久役、想歸家的。這個細節，真寫得映帶人情。毛傳解釋一二句為：「有不還者，有亡其馬者。」把「爰」解釋為「或」，作為代詞，則兩句通敘營中他人。其實全詩皆抒詩人一己之情，所以四、五兩章文情哀苦，更為動人。

　　第四章「死生契闊」，毛傳以「契闊」為「勤苦」是錯誤的。黃生《義府》以為「契，合也；闊，離也；與死生對言」是正確的。至於如何解釋全章詩義。四句為了把叶韻變成從AABB式，次序有顛倒，前人卻未嘗言及。今按此章的原意，次序應該是：

　　執子之手，與子成說；死生契闊，與子偕老。

　　這樣詩的韻腳，就成為ABBA式了。本來「死生契闊，與子偕老」，是「成說」的內容，是分手時的信誓。詩為了以「闊」與「說」叶韻，「手」與「老」叶韻，韻腳更為緊湊，詩情更為激烈，所以作者把語句改為這一次序。

　　第五章「於嗟闊兮」的「闊」，就是上章「契闊」的「闊」。「不我活兮」的「活」，應該是上章「契闊」的「契」。所以「活」是「佸」的假借，「佸，會也。」「於嗟洵兮」的「洵」，應該是「遠」的假借，所以指的是「契闊」的「闊」。「不我信兮」的「信」，應該是「信誓旦旦」的「信誓」，承上章「成說」而言的。兩章互相緊扣，一絲不漏。

　　「怨」是《擊鼓》一詩的總體格調與思想傾向。從正面言，詩人怨戰爭的降臨，怨征役無歸期，怨戰爭中與己息息相關的點滴幸福的缺失，甚至整個生命的丟失。從反面言，詩作在個體心理，行為與集 體要求的不斷背離中，在個體生命存在與國家戰事的不斷抗衡中，在小我的真實幸福對戰爭的殘酷的不斷顛覆中，流顯出一份從心底而來的厭戰情緒。這一腔激烈的厭戰之言，要爭取的是對個體生命存在的尊重，是生活細節中的切實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