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則盜竊案的辦案反思

【按】沒有小案子，只有小律師。 —律師圈

從收案到結案的過程，本律師全程參與，唯獨缺席與檢察官、法官開庭前的溝通。當然由於是與律所主任合辦的，溝通的工作是她做的。現就本案的辦案歷程作一梳理，同時對辦案過程當中的得失作一分享。

一、辦案時間表：

1、2017年3月22日接受委託；

2、2017年3月24日第一次會見；

3、2017年4月11日第二次會見，與第一次會見陳述有重大變化；

4、2017年6月1日，電話詢問偵辦人員案件進程，被告知仍未送檢；

5、2017年6月6日第四次會見（偵查終結）；

6、2017年6月13日，到中區檢察院閱卷、刻盤；

7、2017年7月20日，到中區法院交委託手續，取回《起訴書》，得知具體承辦法官及其聯繫方式。

8、2017年7月26日，第五次會見；

9、2017年7月31日，到中區法院取回《出庭通知書》，主任與承辦法官交流意見；

10、2017年8月2日，第六次會見（庭前會見，告知開庭注意事項）；

11、2017年8月3日，開庭；

12、2017年8月7日，宣判；

13、2017年8月9日，到中區法院取回《判決書》。

二、辦案當中的困惑：

（一）庭前與檢察官的交流，是否需要實事求是，是否需要尊重犯罪嫌疑人利益最大化；

（二）法庭採信證據是否應當尊重當庭出示的證據。

三、細說該案：【簡介：陳世才等四人參與入戶盜竊五次十四起，其中陳世才涉及金額4.3萬元（但本辯護人認為只有3.6萬元），分得1.6萬元。最為關鍵的即為對第五次發生在自貢沿灘區黃市鎮的這一起，下面主要分析該起犯罪行為】

自貢這一起：四名被告人均有參與（分別為付正勇、陳世才、林偉、周雲，其中，林偉負責駕車接應，其餘三人入戶盜竊，一共盜了四家人。其中，前三家人是一起實施的，但沒能盜到東西，另外第四家人是付正勇獨立實施的，也就是這一起偷了6000元），在開始盜竊之前，結合被告人供述和庭審公訴人的訊問，均不能反映出：四名被告人有明確的分工，也不能反映出陳、周二人對付獨自實施的這一起事前知曉（即本辯護人認為，在盜竊第四家人的時候，陳、周二人出現共犯的脫離。）

四、理論分歧：對於團伙作案中，甲在其他人不知曉、其單獨實施的犯罪行為，其他嫌疑人是否應當承擔責任？

本辯護人認為在上述情況下，甲應當對其獨自實施的犯罪行為承擔責任，其他共犯人出現了共犯的脫離，即其他共犯人不對該行為承擔責任，若有事後分贓，也只存在退贓、退賠的責任，而非承擔該起自然犯的責任。

解析：所謂共犯的脫離，是指行為人對於自己之前參與到共同犯罪當中所施加的物理的、心理的作用切斷，不能對共犯的實施產生任何影響。那麼在自貢這一起犯罪當中，陳世才、周雲是在盜竊第三家未能盜到財物的情況下已經停止犯罪，發現付正勇不見了，以為他已經返回，就往停車地方出發。雖然此時的付正勇仍然在盜竊第四家，但這對於陳、周二人其並不知曉，且到達接應地點之後發現付不在再與付聯繫的，然後接應其離開，事後分得2000元。其一、陳、周二人對於付第四家的盜竊不知情，客觀上不能對其犯罪的實施提供幫助；其二、主觀上講，陳、周二人認為付已經離開了，不知曉其仍在犯罪；其三、付盜竊第四家並未得到陳、周二人客觀上的物理幫助；其四，從主觀上講，付很清楚其是在一個人犯罪，沒有人為他「站崗放哨」；其五、這四人當初入室盜竊時，並沒有約定「一人既得，全體分配」等類似的犯罪約定。那麼給予前五點，對於付的這一次犯罪，陳、周二人顯然已經出現了共犯的脫離，因此，該次盜竊不該對陳、周二人的量刑產生影響。但實際上，就作為量刑的參考了。話外：偵查機關的起訴意見書顯示，第四家被盜財物涉及19500元，也未見關於該起犯罪的其他證據材料，不知為何公訴機關變更了對該起犯罪的指控？

【認識】（一）對於查獲經過、辦案情況說明，仔細看，主要看是否有自首的情節、協助抓捕的行為；

（二）對於訊問筆錄，主要看是否有如實供述、供述其他犯罪、主從等減輕、從輕情節，以及訊問筆錄起止時間、簽名，是否有違法情形；

（三）鑒定，主要看鑒定主體是否合法、鑒定的方式是否合法；

（四）退贓、退賠、諒解書等，減輕、從輕情節；

（五）證據採信，認定的證據是否均出示過，拿到的起訴書與閱卷的證據是否一致？